開場：9/11 後的美國國旗#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攻後幾天，海德特感到一股原始到讓他不好意思承認的衝動：他想在車上貼美國國旗貼紙。
「就像我大腦深處有個古老的警報盒，上面寫著『若遭外敵攻擊，砸破玻璃並按下按鈕』。我以前不知道它的存在，但當那四架飛機砸破玻璃，我有一種勢不可擋的『我是美國人』的感覺。」
海德特想為「我的隊伍」做點什麼——捐血、捐錢、對陌生人更友善。但身為大學教授，他覺得搖旗擁國「是保守派的事」。
他最後的折衷方案：在後車窗一角貼美國國旗，對角貼上聯合國國旗——就此既能宣告愛國，又能撇清「把國家置於其他國家之上」的嫌疑。
第三部的轉向：自私之外，還有「群體性」#
前兩部呈現的人性圖像帶有犬儒色彩——格勞孔對了：人關心看起來像個好人勝於真的是個好人；直覺先行，理性緊隨；只要逃得掉，就會撒謊行騙。
但這幅圖像並不完整。
人不只自私，還具有群體性（groupish）：
- 樂於加入隊伍、社團、聯盟、兄弟會。
- 與陌生人並肩為共同目標努力。
- 心智彷彿被設計為團隊合作。
不理解這份群體性，就無法理解保守派道德與涂爾幹式社會，也無法理解左派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共有主義。
定義：
- 自私：心智機制讓我們在群內競爭中善於促進個人利益。
- 群體性：心智機制讓我們在群間競爭中善於促進群體的利益。
「我們不是聖人，但有時是好的團隊夥伴。」
群體選擇的長期被放逐#
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中為群體選擇（group selection）寫下精準論述：
「兩個原始部落在同一塊土地相互競爭，若其他條件相同，勇敢、富同情心、忠誠的成員多者將會勝出……自私好爭的人不能團結；缺乏團結則無事可成。」
但他立刻提出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在勇敢的軍隊裡，最易存活、回家生兒育女的反而是少數退縮的懦夫——他們搭便車卻不付出。如何在同一部落內部讓利他傾向擴散？
達爾文的解法是：
- 社會本能：獨行者更易被獵食。
- 互惠：助人者更易在需要時得到幫助。
- 對讚揚與譴責的關注（與格勞孔同調）。
- 將義務與原則視為神聖——他視為宗教本性的一部分。
1966 年，年輕生物學家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在《適應與自然選擇》（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中提出「一群快鹿，只是一群快鹿」（A fast herd of deer is nothing more than a herd of fast deer）的論證——表面看起來的群體性，多半可由個體選擇加上親緣選擇解釋。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延續這個論證。1970 年代之後，主張「為了群體的好處」的研究者被視為可被忽略的傻子。
1970 年代成為「Me decade」：人是 Homo economicus，所有看似利他的行為都得被解釋為隱蔽的自利。
海德特認為這份判決下得太草率，他要為群體選擇翻案。
證據 A：演化的重大轉型（Major Transitions）#
生命史上的「重大轉型」遵循同一公式：只要某層次能壓制搭便車，較高層次的「超個體」（superorganism）便會出現。
- 約 20 億年前：兩個細菌融合成單一細胞（線粒體至今保有自己的 DNA）。
- 數億年後：單細胞真核生物形成多細胞生物，組織與器官分工。
- 約 1 億年前：膜翅目（蜜蜂、螞蟻、白蟻祖先）演化出真社會性（eusociality），形成「堡壘中的工廠」般的蜂巢／蟻群。
- 數萬年前：人類社會。
Figure 9.1：人類演化重大事件時間軸——MYA = 百萬年前，KYA = 千年前
Figure 9.2：阿舍利文化（Acheulean）淚滴形手斧——對稱與精巧的工藝在百萬年間幾乎一成不變
真社會性物種僅佔昆蟲種類 2%，卻佔全球昆蟲總重的多數——徹底改寫了陸生生態系。
真社會性的出現需要三個條件：
- 可防衛的共有巢穴。
- 需要長期育幼（鼓勵兄弟姊妹／雄性回頭幫忙）。
- 群間衝突。
三個條件對人類同樣成立：可防衛的洞穴／聚落、極長的育幼期、不斷的群間衝突。
證據 B：共享意圖（Shared Intentionality）#
頂尖黑猩猩認知學者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一句話讓海德特震驚：
「你絕無可能看到兩隻黑猩猩一起搬一根木頭。」
托馬塞洛設計同款任務測試黑猩猩與人類幼兒：
| 任務類型 | 黑猩猩成功率 | 人類兩歲幼兒成功率 |
|---|---|---|
| 純物理推理（用棍取物等） | 68% | 68%（兩者相當） |
| 涉及社會合作或共享資訊（理解對方在示範、暗示） | 35%（多數低於隨機） | 74% |
人類認知與其他靈長類分道揚鑣的關鍵，正是共享意圖：
- 一人拉樹枝、一人摘果子，雙方共享同一心智表徵。
- 當所有人都對「事情該如何進行」有共同期待，違反期待會引發負面反應——第一個道德矩陣於焉誕生。
托馬塞洛主張人類的超社會性分兩步：
- 跨過盧比孔河：兩三人小隊內的共享意圖。
- 群體規模擴張：共享意圖能力從 3 人擴展到 300、3000 人——這就是「群體心智化」（group-mindedness），包含學習與遵守社會規範、共享群體情緒、創造並服從制度（含宗教）。
「許多人以為語言是我們的盧比孔河；但語言只有在共享意圖之後才可能。」字詞不是「聲音與物體的關係」，而是「對世界共享聯合表徵的人之間的協議」。
蜜蜂用蜂蠟築巢；人類用共享規範、制度、神祇建構巨大、精緻、卻無重量、可移動的「巢」——而我們在 21 世紀仍為之戰鬥、殺戮、犧牲。
證據 C：基因與文化共演化#
文化創新與基因變化彼此牽動。最清楚的案例是乳糖耐受：
- 哺乳類斷奶後關閉乳糖酶基因。
- 北歐與部分非洲族群馴養牲畜後，能消化成人乳的個體獲得熱量優勢。
- 該基因突變被選汰擴散，反過來推動更大規模畜牧、起士製作等文化創新。
里克森與博伊德（Pete Richerson & Rob Boyd）的「部落本能假說」：
為了凝聚血緣外的「我們」，群體發展了符號標記：刺青、面部穿環、割禮、髮型、語言口音……這些「昂貴訊號」鞏固群內信任。
久而久之，這些原始部落環境改變了基因演化的環境：偏好那些「期待社會以道德規範構成、易於學習與內化規範、會感到羞恥與罪疚、預期社會被符號標記分群」的心智。
由此，人類經歷了自我馴化（self-domestication）：較合作、較不暴力的個體被選擇成為夥伴，反之被排擠、懲罰、驅逐或殺害。我們的牙齒變小、身體變小、攻擊性下降、保留童趣——與被馴化的犬豬等動物極為相似。
證據 D：演化可以很快#
蘇聯科學家貝雅耶夫（Dmitri Belyaev）的銀狐實驗：
- 只憑「對人類的馴順度」這個唯一指標選種。
- 9 代後出現新特徵：頭胸白斑、下顎與牙變小、尾巴捲起。
- 30 代後狐狸已可作為寵物：「溫順、急於取悅、無疑已被馴化」。
Figure 9.3：遺傳學家 Lyudmila Trut 與 Pavlik——貝雅耶夫原始實驗的第 42 代後代，已徹底馴化
群體選擇也可極快。生物學家穆爾（William Muir）的 12 隻一籠群選母雞實驗：
- 只挑「整籠總產蛋量最高」的群當下一代。
- 3 代後攻擊性大降；6 代後死亡率從 67% 降到 8%，年產蛋量從 91 顆飆到 237 顆。
人類基因組計畫的資料同樣顛覆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過去 5 萬年人類沒有生物變化」的主張：
基因演化在過去 5 萬年大幅加速，尤其在過去 1.2 萬年的全新世達到高峰。
在六大基礎或羞恥感等既有特徵上，只要環境穩定數千年，演化便足以微調。基因與文化在「旋舞」（swirling waltz）中共同變奏。
非洲在 7-14 萬年前氣候劇烈震盪，加上 7.4 萬年前印尼托巴火山爆發，幾乎滅絕人類。今天活著的所有人，都是當時少數幾千人通過「人口瓶頸」的後代——
「想像 95% 的食物今晚消失，幾乎所有人會在兩個月內餓死。一年後還活著的人，會是最壯、最強、最暴力的個體？還是那些懂得在群體中合作、隱藏、共享食物的人？」
群體選擇 ≠ 戰爭#
演化心理學家紐森（Lesley Newson）提醒：群體選擇並不必然意味戰爭。它指的是「把資源轉化為後代的效率」——女人與孩子同樣是關鍵成員。
群體選擇拉動的是合作、抑制反社會行為、推動利於群體的行動。群體服務行為有時對外人造成可怕代價（如戰爭），但通常聚焦於提升群內福祉，而非傷害外群。
本章結論#
為群體選擇翻案的四大證據：
- A. 重大轉型產生超個體：壓制搭便車後，更高層次的合作體得以興起。
- B. 共享意圖催生道德矩陣：跨過盧比孔河後，人類能共享心智表徵與規範。
- C. 基因與文化共演化：「部落本能假說」——人類愛標記群屬、優先信任同類，並因此自我馴化。
- D. 演化可以很快：5 萬年來的演化不僅未停滯，反而加速。
大部分人性確實由個體層次的自然選擇形塑——但並非全部。我們有少量「群體相關的適應」，9/11 後美國人的反應就是顯露。
「我們有著雙重本性——既是渴望成為比自己更宏大、更高貴之物的一部分的自私靈長類。我們有 90% 是黑猩猩，10% 是蜜蜂。」
我們的大腦中似乎有一個開關，在條件對的時候會啟動我們的「蜂巢潛能」——這就是下一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