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全書最長且最核心的一篇，系統性地闡述了美國公共哲學從共和主義自由觀轉向自由主義自由觀的歷史過程，以及這一轉變所帶來的公民生活危機。
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自由觀#
- 當代公共哲學的核心理念：自由在於我們選擇自身目的的能力，政治不應試圖塑造公民品格或立法規範道德
- 政府應提供一個中立的權利框架，讓人們在其中追求各自的價值與目的
- 這種「中立性」（neutrality）的理想橫跨政治光譜：自由派用它反對學校祈禱和宗教干預公共領域；保守派用它反對政府對市場的道德管制
共和主義（republican）政治理論主張：自由取決於參與自治。公民需要具備公共事務知識、歸屬感、對共同體的關懷，以及與命運與共的道德紐帶。因此，共和主義政治不能保持價值中立——它需要一種塑造性政治（formative politics），培養自治所需的公民品德。
公民權的政治經濟學#
- 當代經濟辯論聚焦於「繁榮」與「公平」兩大考量，但美國歷史上的經濟辯論曾圍繞另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經濟安排最有利於自治？
- Thomas Jefferson 主張農業社會最適合自治，擔心大規模製造業會產生缺乏獨立性的無產階級
- 從革命到南北戰爭，公民權的政治經濟學在美國國家辯論中扮演重要角色
巨大化的詛咒#
- 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面臨的困境與今日相似：經濟規模與人們身份認同之間的落差
- 自治的威脅來自兩方面：大企業集中權力，以及傳統社區的瓦解
- Louis D. Brandeis 代表進步主義的分權派：反對壟斷不是因為高價，而是因為其政治權力破壞民主治理
- Brandeis 主張拆解托拉斯、恢復競爭，維護地方性的分散經濟
新國族主義#
- Theodore Roosevelt 提出「新國族主義」（New Nationalism），主張透過擴大國家政府能力來回應企業權力
- Roosevelt 認為大企業是工業發展的必然產物，唯有國家政治權力才能匹配企業經濟權力
- Herbert Croly 在《美國生活的承諾》中為新國族主義提供理論基礎：民主的成功需要政治的國族化
- 1912 年 Woodrow Wilson 與 Theodore Roosevelt 的競選，其深遠意義在於雙方共享的假設：經濟制度應以其培養的品格來評判
新政與凱因斯革命#
- New Deal 初期仍延續進步時代的兩條路線：Brandeis 式的反壟斷 vs. 國家經濟計畫
- 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提供了一種管理經濟的方式，無需在不同的良善社會願景之間做出選擇
- 到二戰結束時，經濟政策的核心議題已從「如何改革工業資本主義」轉向「如何維持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
凱因斯財政政策的政治吸引力在於：它讓政策制定者可以「擱置」關於良善社會的爭議性觀點，只需操控總體需求即可。這標誌著公民權的政治經濟學被成長與分配正義的政治經濟學所取代。
凱因斯主義與自由主義#
- 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是共和主義思潮衰落、當代自由主義興起的決定性時刻
- 凱因斯財政政策展現了程序共和國（procedural republic）的兩大特徵：
- 提供一種方式讓政策制定者「擱置」關於良善社會的爭議
- 放棄塑造性計畫，肯定人作為自由獨立個體的形象
- John F. Kennedy 在 1962 年耶魯大學演講中最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新經濟學作為中立治理工具的信念
掌控的時刻#
- 程序共和國誕生於美國罕見的掌控時刻：二戰後美國雄踞全球，經濟繁榮讓人們相信自己是命運的主人
- 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在此刻看似是一種勝利：自由不再取決於公民參與，而在於個人選擇自身價值與目的的能力
- 但當 1968 年越戰、暴動、暗殺事件打破這一幻象時，美國人發現自己缺乏應對失控的公民資源
Reagan 的公民保守主義#
- Reagan 之所以引起共鳴，在於他喚起了社區價值——家庭、鄰里、宗教、愛國主義——而非僅僅主張自由放任
- 但 Reagan 在實踐上更像市場保守派而非公民保守派：他倡導的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反而破壞了他所讚美的傳統與社區
- 民主黨被權利導向的自由主義所束縛，未能參與關於社區與自治的辯論
共和主義政治的風險#
- 反對意見一：在現代世界的規模與複雜性下，追求共和主義式的自治不切實際
- 反對意見二：即使可能，也不可取——培養公民品德有強制的風險（如 Rousseau 的「靈魂塑造」）
- Sandel 的回應：美國的共和主義傳統（如 Tocqueville 所描述的）比 Rousseau 的願景更加多元且分散，透過學校、教會、工會等中介機構間接塑造品格
共和主義政治是一種有風險的政治——賦予政治社群對公民品格的利益，就意味著承認壞的社群可能塑造壞的品格。分散的權力和多元的公民塑造場所可以降低但無法完全消除這些風險。
自由派不敢踏足之處#
- 自由主義試圖將自由從自治中分離出來，將自由僅視為選擇的能力，但面臨哲學與實踐的雙重困難
- 哲學困難：自由獨立個體的形象無法解釋我們對忠誠、團結等非選擇性義務的認知
- 實踐困難：一種擱置道德與宗教的政治，會留下道德真空，讓基要主義者和偏狹的道德主義者趁虛而入
- 程序共和國的自由觀也伴隨著日益增長的無力感：權利的擴張與掌控感的喪失並存
全球政治與特殊認同#
- 自治在全球化時代面臨雙重挑戰：建立能治理全球經濟的政治制度，以及培養支撐這些制度的公民認同
-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願景的問題：單純將主權向上推移無法解決問題
- 自治的希望不在於重新定位主權，而在於分散主權——向上（跨國機構）和向下（地方社區）同時分散
Sandel 的結論：在 NAFTA 時代，鄰里政治比以往更重要。人們不會效忠於無法反映其認同的龐大遙遠實體。民主所需的公民資源——故事、記憶、意義、認同——仍根植於特定的地方與社群之中。
超越主權國家與主權自我#
- 民族國家的主權從上方（資本流動、全球市場）和下方（次國族群體的自治訴求）受到侵蝕
- 當代公民品德的核心：在多重忠誠的張力中協商的能力——作為多重定位的自我（multiply situated selves）生活
- 政治的任務是培養這些公民資源，修復民主所依賴的公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