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項普世原則:團結(Unity)#
席爾迪尼曾在課堂上講一個故事:寄聖誕卡給陌生人,竟然會收到對方寄回的聖誕卡——他用「互惠」原則解釋。一位回鍋念書的中年學生課後告訴他:十年前她家收到一張顯然寄錯地址的聖誕卡,但出於互惠她回寄了一張,從此每年互寄了十年,雙方根本不認識。
幾個月後,這位學生告訴他更新:兒子要去聖塔芭芭拉念大學,宿舍剛好還沒整修好——她想到「那邊我們認識誰?哈里森家!」於是打電話過去,陌生十年的哈里森家熱情接待了她從未謀面的兒子。
互惠或許是這段關係的開端,但十年之後讓哈里森家收容陌生少年的,已不是互惠,而是「關係本身」。
這促使席爾迪尼承認:除了原本六項原則之外,社會關係本身就是一條獨立的影響力路徑——它就是第七項原則:團結(Unity)。
「Of Us」而不只是「Like Us」#
「喜好」原則靠的是「他和我像」(like us); 「團結」靠的是「他和我是同一個」(of us)。
例如:你在公司和某位同事可能比和你的兄弟姊妹有更多共同興趣——但你不會把同事看作「我的一部分」,你會把兄弟姊妹看作「自己的一部分」。
腦科學發現:自我與親密他者的概念,共用同一塊腦區。啟動其中一個,另一個會被交叉激發,造成身分模糊。

Overlapping circles, overlapping selves:自 1992 年發表以來,研究者持續以「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IOS Scale)測量哪些因素能促進「與他人合一」的感受。圖片來源:Arthur Aron 與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在一起的兩條路徑#
形成「我們」的路徑分兩類,本章談第一類——「在一起」(being together):透過共享的存在背景(血緣、地點)。下一章談「一起行動」。
一、血緣#
從演化生物學看,包容性適應度(inclusive fitness)認為個體不只想保護自己的存活,更想保護自己基因的副本。腦造影顯示:幫助家人時,自我獎勵腦區的活動異常強烈——彷彿在幫助自己。
席爾迪尼的「親情牌」實驗:
- 想讓 163 位學生的父母完成一份冗長問卷。
- 對學生說:父母回填問卷,這科加 1 分。
- 結果:163 份全部寄出,159 位(97%)父母在一週內寄回。
這是他研究生涯中見過最強的影響力技巧——而且是動用了親情。他事後想:「如果改寄祖父母,可能 162 份會回來,少的那份大概是因為祖父衝去郵局時心臟病發。」
「擬血緣」也有效#
象徵性的「家族意象」——例如:兄弟、姊妹、祖國、傳承——能引發類似強度的犧牲意願。
- 提醒西班牙人「整個西班牙是大家庭」 → 為國犧牲的意願立刻顯著提升。
- 各種「虛構家族」(fictive families)能讓非血緣群體展現接近真實宗族的自我犧牲行為。
案例:巴菲特的家族訴求#
席爾迪尼持有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股票多年,2015 年五十週年股東信公布前,他為「兩位老人若退場,股價會崩」的議論而動搖。
巴菲特在「Berkshire 的下一個 50 年」段落裡,先用一貫的可信任手法承認自己的局限:「請記住,如果 50 年前我嘗試預測未來,某些預測會大錯特錯。」然後加了一句他公開場合從未說過的話:
「有了這個提醒,接下來我要告訴你的,是我今天會對自己家人說的話,如果他們問我 Berkshire 的未來。」
之後巴菲特列出一套相當有說服力的論證——但席爾迪尼坦承,真正讓他打消賣股念頭的不是論證本身,是「像對家人一樣告訴你」這句話。
媒介會傳達訊息(McLuhan);多數人會傳達訊息(社會認同);訊息源會傳達訊息(權威)。而合一也會傳達訊息——融合(merger)就是訊息。
二、地點#
血緣可見的線索之一是面孔相似——人會(相當準確地)以面孔判斷與陌生人的基因親近度。把候選人的照片數位修改成像你,你會更信任他、更可能投他。
但「地點」是另一條代理線索:
「家」#
人類(與動物)會把從小生活在同一個家的人當成親人對待——大多數時候,他們確實就是親人。但即使不是血親,只要——
- 在家中相處時間越長,
- 看到父母在家中接納並照顧外人
——就會產生家人式的情感與付出意願。
案例: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
1940 年立陶宛日本領事館外,200 名波蘭猶太人懇求逃離納粹。日本與納粹是同盟,但日本因戰前的經濟、外交考量,未完全廢止對猶太難民的旅行簽證政策——而駐立陶宛日本領事杉原成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杉原 40 歲、出身武士家族與政府官僚家庭,職涯一帆風順。他三度向東京請示放行,三度被拒絕——因怕影響與納粹的外交。但這位生活優渥、沒有任何不順從紀錄的中年外交官,做了一個徹底改變他人生的決定:
- 公然違抗命令,開始親手簽發旅行簽證。
- 一個月後被調離,最終以不服從罪被外務省開除,戰後靠賣燈泡為生。
- 在領事館關閉、住進旅館、官署被撤、登上駛離火車的月台、火車啟動之後,他仍持續寫簽證,把救命文件塞進絕望者的手中——救了數千人。
- 火車駛離時他深深一鞠躬,為自己「沒能救更多人」道歉。

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在立陶宛日本領事館內辦公的歷史照片——這正是他公然違抗東京命令、親手為猶太難民簽發數千張旅行簽證的地點。圖片來源: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杉原弘樹(Hiroki Sugihara)授權。

Sugihara and family: Inside / Outside(戶外篇):杉原被調離立陶宛後,在納粹佔領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任較低職位。這張全家福(妻子、兒子、姨子)拍攝時,背景是一個寫著德文「禁止猶太人」標語的公園。提示:注意姨子的右手——是無心之拍,還是刻意納入的辛辣諷刺?圖片來源: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杉原的父親曾任韓國某地稅務官,開了一間小旅店;杉原童年看著父母接待各種背景的旅客——甚至替負擔不起的人洗澡、洗衣。
45 年後他受訪時說:那些猶太人的國籍與信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和我一樣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而他們需要我的幫助。」
想培養孩子寬廣的善心?讓他們在家中接觸不同背景的人,並把這些人當家人。
「當地」#
「地方主義」(localism)——對住得近的人有偏好——是普遍人性。兩個對比鮮明的二戰案例:
反面案例(Cohen 紀錄):納粹集中營常因有人違規,要全部站成一列,警衛沿線數到 10、射殺第 10 個。一位老警衛在執行此例行任務時,看到第 10 個人後眉頭一動,改殺第 11 個。事後他被另一個警衛問為何如此,他簡單地說:「那個人和我來自同一個家鄉。」
正面案例:研究納粹時期的猶太人救援者發現一個被忽視的事實——
- 救援者很少是主動找上猶太人提供協助的。
- 他們也很少是被猶太人本人請求的。
- 直接的請求者,多半是他們的親戚或鄰居。
換言之,許多救援者並不是對「需要幫助的陌生人」說 Yes,而是對「自己的親戚或鄰居」說 Yes。
法國新教牧師 André Trocmé 在 Le Chambon-sur-Lignon 小鎮收容了數千名猶太人——他擴大救援的方式並非到外面廣為呼籲,而是先請自己的親戚與鄰居幫忙,再請他們去問他們的親戚與鄰居。
「同地區」#
同省份、同國家、同球隊——「我們」感能擴張到很大的範圍:
- 球隊奪冠 → 同地區居民個人自尊上升。
- 大學發來的問卷,若是「自己州」的大學,配合度顯著上升。
- 阿富汗陣亡軍人若來自自己州,居民會更反對戰爭。
- 美國南北戰爭中,來自同一地區的步兵更不容易逃兵。
案例:「我們是亞洲人,跟你們一樣」#
二戰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有出入日本的猶太難民通道關閉,留在神戶與上海的數萬猶太難民安危堪虞。1941 年「華沙屠夫」Josef Meisinger 上校抵達東京,力勸日本政府對猶太難民施以毒手(提案包括集中營、人體實驗、海上集體溺死)。
日本軍方猶豫之下,召見兩位猶太難民領袖:
- Moses Shatzkes 拉比:博學,戰前歐洲最頂尖的塔木德學者之一。
- Shimon Kalisch 拉比:年長許多,深諳人性——某種「社會心理學家」。
軍方提出兩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我們的盟友納粹這麼恨你們?」「我們為什麼要在這件事上站你們而不站他們?」
博學的 Shatzkes 拉比面對糾結的歷史、宗教、經濟議題答不出來。但 Kalisch 拉比沉著地說了席爾迪尼三十多年研究歲月中遇過最厲害的一句說服:
「因為,我們是亞洲人,跟你們一樣。」(Because we are Asian, like you.)
這句話把日本軍官的「我群」邊界從「短期的戰時同盟」拉回「種族與地理的天然親緣」——並順便把納粹推到外面去(畢竟納粹自己宣稱「優越」的雅利安人與亞洲民族「天生不同」)。
軍方休會討論後回來,最高軍官宣布:「回去告訴你們的同胞——在日本領土內,我們會保障你們的安全與和平,無須畏懼。」整個二戰期間,日本始終未向納粹的滅猶壓力屈服。

Rabbis in Japan:兩位拉比在前往決定性會議當天與護衛合影。日本在整個二戰期間都未屈服於納粹要求嚴酷對待猶太人的壓力——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正是其中一位拉比那句把猶太人納入日本人「我們」、把納粹排除在外的論斷。圖片來源:Marvin Tokayer。
小結#
家族與地點的合一感——血緣、家、地方、地區——能在說服上產生其他六項原則無法企及的力量。
但「在一起」只是合一的一面。下一章將檢視另一面:當人一起行動(act together)時,會發生什麼樣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