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重畫權力的概念地圖#

PRV 以美國政治學的「權力辯論」為基礎而寫成，沿用了達爾（Robert Dahl）那句直覺式定義：「A 對 B 擁有權力，意指他能讓 B 做 B 不會做的事」。後來的學者（特別受傅柯〔Michel Foucault〕影響）批評這個概念「貧瘠」，但盧克斯認為這個批評過頭了：

• 達爾學派帶來精確、清晰與方法論嚴謹，這是健康的。
• 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自我設限，看不見較不顯眼、較不可見的服從機制。
• 傅柯則用「過於修辭、毫無方法論嚴謹」的方式照亮了這些議題，啟發大量研究——但他的修辭也誤導讀者朝向危險的結論。

本章的任務：

• 先處理「為什麼我們需要權力這個概念」。
• 再畫一張更完整的概念地圖，把 PRV 擺進去。
• 最後檢驗傅柯的「超基進觀點」（ultra-radical view），論證這條路是不該走的。

圍繞「權力」的爭議#

對權力定義的不一致為何如此頑強？至少四種解釋：

• 多義詞（polysemic）：「權力」像「社會的」「政治的」一樣，在不同情境有不同意義。
• 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權力」像「遊戲」，所指對象之間沒有共同本質。
• 不同語言遊戲：不同的權力概念屬於不同的局部「語言遊戲」，尋找單一概念是徒勞的。
• 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蓋利 W. B. Gallie 1955–6）：確實有單一概念，但其正確用法注定無法達成共識。

我們如何思考權力，會反作用於權力本身：

• 概念可能強化現有權力結構與關係；
• 也可能揭穿它們——而它們的有效性正建立在不被看見之上。

因此概念與方法論的問題無可避免地是政治的。

為什麼還需要「權力」這個概念？#

莫瑞斯（Peter Morriss）在《權力：哲學分析》（Powe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2002）指出我們在三種脈絡中談論權力：

實踐脈絡#

我們需要知道別人擁有什麼能力，才能在世界上生存：

• 知道官員的正式權力。
• 知道他們實際能對你做什麼。
• 知道他們在意外狀況下、在壓力下、在不理性時可能做什麼。

權力作為一種潛能性的反事實知識（counterfactual knowledge）：「在某條件下他們會做什麼」。

道德脈絡#

權力與責任緊密相連——巴爾（Terence Ball）：

當我們說某人有權力，就是把為某些影響他人利益之結果（無論帶來與否）的責任歸給該行動者或機構。

但這個責任不只是道德的，更主要是政治的。米爾斯（C. Wright Mills）：

• 把權力歸給「居於戰略位置、能發起改變但選擇不發起」的人。
• 在社會學上是現實的、在道德上是公平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去要求權力者為特定行動負責。

居住與權力的範例：城市住房問題部分是結構問題（租客、房貸機構、規劃者等多方未協調行動的結果），但只要某些可辨認的個人或團體本可以採取不同行動，他們就應被視為有權力者。歧視性房東、貪腐官員固然有權力；但市政、企業與國家層級的政治人物若不去處理可解決的問題，他們也是有權力的——因為他們有責任。

評價脈絡#

判斷一個社會的權力分配與權力範圍時，要區分兩種不同的問題：

• 公民有多少能力去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是無能）
• 公民免於他人權力宰制的程度？（這是宰制）

不要犯「偏執謬誤」（paranoid fallacy）：把無能直接歸因為宰制。一個人沒有能力，不一定是因為某個有權者在欺壓他。

但也不能反過來把兩者完全切開——人們經常正是因為他人的審慎活動而被剝奪能力。

權力是「能力」而非「行使」#

從洛克到肯尼#

洛克（John Locke）將擁有權力定義為「能造成、或能接受任何改變」。盧克斯擴大這個定義：

擁有權力 = 能造成、能接受、或能抵抗任何改變。

這把權力釘在處置性概念（dispositional concept）上：權力是潛能、不是實際發生——而且這個潛能可能永遠不會被啟用。

肯尼（Anthony Kenny）指出兩種常見的化約謬誤：

• 行使謬誤（exercise fallacy）：休謨（David Hume）把權力化約為它的行使。當代達爾、波斯比（Polsby）等行為主義政治學者把「權力 = 在決策中勝出」就犯了這個錯。
• 載體謬誤（vehicle fallacy）：笛卡兒（Descartes）把權力化約為它的載體。社會學家、軍事分析師把權力等同於財富、地位、軍事力量也是。

美國在越南、戰後伊拉克都發現：擁有軍事優勢不等於擁有權力。觀察權力的行使可作為擁有權力的證據；計算權力資源可暗示權力分布——但權力本身既不是行使、也不是載體。

雙向權力與被動權力#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以降的洞見：

• 雙向權力（two-way powers）：理性行動者在所有外部條件齊備時仍可以選擇不行使。
• 被動權力：例如「聽到我懂的語言時無法不去理解」——行動者是「接受」而非「造成」變化。

兩者皆有重要意義（如挨餓者「能藉進食恢復」的被動能力，對比禁慾修士「能挨餓」的主動能力）。

權力的四個面向#

廣義的權力（Spinoza 的 potentia）至少有四個變項：

議題範圍（issue scope）#

可以決定多少議題的結果。單一議題的權力可以很重要（如綠色和平的壓力），但跨議題的權力像是錢——具有「流動性」、可在多處消耗。

脈絡範圍#

• 脈絡受限的能力（context-bound）：只有現有條件成立才有效（例如某個投票配置剛好讓你的票決定結果）。
• 跨脈絡的能力（context-transcending）：可以在多種條件下行使。

這個區分對於理解「權力 vs. 阻力」很重要：脈絡受限的權力在阻力越小時越大；跨脈絡的權力反而是在能克服越多阻力時越大。

意圖性#

羅素（Bertrand Russell）「權力 = 意圖效果的產生」與韋伯（Max Weber）的「意志實現」都過於狹窄。我們行動產生的非意圖後果經常極為重大，仍應算作權力：

• 有權者引發他人的順從行為——可能並非有意。
• 民調公司可以非意圖地影響選舉。
• 經濟領域充滿這種例子：升價、投資的決定為他人開啟或關閉機會。

只要這些非意圖後果可以被預見，行動者就要為它負責。

活動性：不行動也是權力#

行動可以是軟弱的表現——例如蘇聯時代被迫去「投票」。權力的指標反而是有能力避免或抵抗主動行為：

• 布希政府不批准京都議定書、不參加國際刑事法院，正是力量的展示。

讓行動變得不必要的特性，正是權力的核心：

• 預期反應律（rule of anticipated reactions，Friedrich 1941）：他人預期你的反應，因而自我審查（如威權體制下的記者）。
• 魅力（charismatic）權力：像磁性一樣作用，居高位者「不必為了維持位置而行動」。
• 史考特（James Scott）：「權力的影響最容易在順從、屈從、奉承的舉動中觀察到」；權力意味著「不必行動」。

從廣義權力到「對人的權力」#

斯賓諾莎（Spinoza）在《政治論》（Tractatus Politicus）區分了兩個拉丁字：

• potentia：自然萬物的「存在與行動」之力——這是廣義的權力。
• potestas：「在他人權力之下」的關係性、不對稱權力——也就是「對某人的權力」（power over）。

這個區分在許多現存語言中表達不清：

• 德文勉強用 Macht 對 Herrschaft；
• 英文「power」一字囊括了兩義；
• 法文 pouvoir 與 puissance 都覆蓋兩義。

Potestas 是 potentia 的子概念：透過約束他人選擇來取得他們的服從。

對人的權力 ≠ 宰制#

不對稱的「對人的權力」未必等於宰制，因為服從可分為：

• 不情願的服從 → 強制（coercive）的權力。
• 情願的服從 → 取得「願意服從者」的同意。

沃滕貝格（Thomas Wartenberg）區分宰制與「看似有益」的權力：

• 父權主義（paternalism）：如要求繫安全帶的法律，A 為 B 的好處違反 B 當下偏好。
• 轉化性權力（transformative）：母職、學徒、教育、心理治療——透過權力增強他人能力。
• 指揮—服從：軍隊、樂團指揮、教練——對合作活動是必要的。

桑奈特（Richard Sennett）指出，自由主義經典（洛克、康德、彌爾）把「依賴」視為本質上可恥；但依賴在私人與公共領域中其實也可以有尊嚴。

那麼，什麼才叫「宰制」？#

用斯賓諾莎的話：宰制阻止人「依其自身本性與判斷而活」。

作為宰制的權力 = 約束他人選擇、強制或取得其服從的能力，方式是阻止他們依其自身本性與判斷而活。

宰制如何運作？#

斯賓諾莎在 Tractatus Politicus 列出四種、後來再加一種，共五種宰制機制：

1. 用枷鎖捆綁（控制身體）。
2. 解除武裝、剝奪自衛或逃跑手段（控制身體）。
3. 注入恐懼（同時控制身心）。
4. 以恩惠綁住，使他「寧可取悅施恩者也不取悅自己」（控制身心）。
5. 使他成為被欺哄者（the dupe）：操弄他的判斷力——即使他並未直接受命於人，他的看法也完全依賴他人。

第五種是 PRV 第三向度權力的核心，將在第 3 章詳論。

傅柯：超基進觀點的吸引與危險#

傅柯的兩個原創立場#

傅柯的權力觀有兩個獨特焦點：

• 權力與知識的內在連結：服從機制透過社會科學專家的「知識主張」對人產生塑形效果。
• 權力的微觀物理學（micro-physics of power）：「權力深入個體的細胞結構，觸及他們的身體，嵌入他們的行為與態度、論述、學習過程與日常生活」。

加蘭德（David Garland）的精確摘要：

• 權力不是特定階級或個人「擁有」、「使用」的財產。
• 它是社會關係中存在的、不對稱的力量平衡——「主導與從屬的多種形式」。
• 焦點放在權力關係的組織形式與技術，而非佔有它或被它支配的群體與個人。
• 它生產性地運作：塑造個體的行動、駕馭他們的身體力量為己所用。

「主體被權力構成」的核心觀念#

從《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到《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傅柯反覆陳述同一個觀念：

• 權力既是壓制（repressive）也是生產（productive）。
• 它生產主體（subjects）、塑造其性格、使他們內化正常／異常的界線。
• 海金（Ian Hacking）的妙喻「製造人」（making up people）抓住了這個觀念。
• 正常／異常的邊界透過全景敞視式（Panoptical）監視維繫——既是人際間的，也是人格內的。

傅柯描繪的全景監獄是一架「製造並維持權力關係的機器，獨立於行使者個人之外」——權力的完美狀態應該使其實際行使變得不必要。

從「規訓」到「生命權力」（bio-power），再到 1978 年後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個觀念被重複、發展，也被狂野地誇張。

尼采式修辭的危險#

傅柯一生大半時間都用尼采式修辭包裝這個觀念，使其排除自由與真理：

權力與社會體共延展；在它的網絡之間沒有原始自由的空間。

每種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都決定何種論述被接受為真、誰有資格說真話。

如果這套修辭成立，那麼：

• 「理性、自主的道德主體」這個理想本身就是宰制的最根本效果。
• 個體沒有任何不被權力塑造的可能。
• 「以理性同意為基礎的權力」只是幻覺。

為什麼這條路不該走#

盧克斯反駁這個超基進詮釋。原因有二：

• 傅柯的描述是理想型（ideal type），不是對實際機制的分析。他承認全景敞視是「化約為理想形式的權力機制圖示，抽離一切阻力與摩擦」——這是設計圖，不是它如何運作的描述。
• 「最終的傅柯」（the Final Foucault）自己退守了這個立場。

晚期傅柯說：

主體以主動的方式構成自己，透過自我的實踐——這些實踐並非個人發明，而是文化中提出、建議、施加給個人的模式。

他並區分：

• 作為「自由之間的策略遊戲」的權力關係——人試圖決定他人的行為。
• 宰制狀態：「權力關係被固定使其永遠不對稱、自由的邊際極為有限」——這才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權力」。

問題現在轉為：「如何讓權力遊戲以最小宰制進行？」

這個立場與盧克斯本人的概念地圖並無不同——只是用不同語彙表述：

• 個體被社會化、進入文化所給定的角色；
• 自由可能是規訓的果實（涂爾幹 Durkheim 早已言及）；
• 但仍要區分宰制性與非宰制性的權力與依賴。

傅柯的有用啟發：經驗研究的範例#

傅柯的修辭雖被誇張，但他的研究綱領啟發了大量出色的經驗研究——展現他的「誘惑之力」（power of seduction）作為一種生產性的權力：

巴特基論女性的自我規訓#

巴特基（Sandra Bartky）：女性檢查妝容、髮型、絲襪、體重——「就像全景監獄的囚犯一樣，她已成為自我警察化的主體，獻身於不間斷的自我監視——這種自我監視是對父權的服從」。

博爾多論飲食障礙#

博爾多（Susan Bordo）《不可承受之重》（Unbearable Weight）將傅柯的觀念用於分析「外貌的政治」與飲食障礙：飲食障礙產生於並再生產文化的女性規範，這些規範訓練女體服從文化要求，同時又被經驗為一種權力與控制感。

唐茲洛論家庭的政治化#

唐茲洛（Jacques Donzelot）《家庭的政治化》分析「監護複合體」（tutelary complex，社工、醫師、慈善家、精神科醫師等）如何透過教育、保健、心理學的專家規範滲透家庭：

• 工人階級家庭被強制介入。
• 中產階級家庭被諷刺地視為「更自由」——因為他們更從規範、更自我規訓、更自我監督。

弗利夫貝格論奧爾堡計畫#

弗利夫貝格（Bent Flyvbjerg）對丹麥奧爾堡市區計畫的細節研究：本應「實質改善市區」的得獎計畫被轉化為「環境惡化與社會扭曲」。「合理性受權力滲透；權力決定什麼算作知識、何種詮釋成為主導詮釋」。

海華對「無臉權力」的疑慮#

海華（Clarissa Hayward）對康乃狄克州兩所學校（North End 服務貧窮黑人社區、Fair View 服務白人中上階級）的民族誌：

• North End：強調紀律、權威服從、生存技能。
• Fair View：學生「主動、近乎對抗式地」與權威互動，參與制定規則，自我塑造。

海華主張兩校的師生同等被「無臉權力」（de-faced power）約束——但這是把規範混為一談的錯誤。

Fair View 的規範是「鼓勵批評規則、對抗權威」——這正是強大社會位置所提供的多重自由。把它與 North End 的紀律平等視之，是對 Fair View 學生實際擁有的優勢視而不見。

海華的問題在於：把細緻的民族誌綁到傅柯式超基進立場上——主張「無法區分自由行動與被他人行動所塑造的行動」。這個結論既不是民族誌支持的，傅柯本人也已退守。

結論#

傅柯啟發的經驗研究有兩個價值：

• 建設性：揭露了種種微妙的、人們在自以為自由時被權力牽引的服從機制。
• 破壞性的限制：這些研究並不支持那種「我們都是被建構的主體、自由與理性都被權力滲透」的超基進結論。

我們仍可以、也應該保留斯賓諾莎的信念：人有可能（程度不同地）免於他人的權力，按自己的本性與判斷而活。第 3 章將在這個前提下，回頭分析權力的第三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