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數百年的一次大轉型#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指出，西方歷史每隔數百年便會發生一次劇烈的轉型（transformation）。短短數十年之內，社會會重新排列：世界觀、基本價值、社會與政治結構、藝術與核心制度全都改變；五十年後，新世代已無法想像自己祖父母所生活的那個世界。
歷史上已有數次明顯的分水嶺：
- 十三世紀：歐洲世界重心從鄉村轉向新興城市，城市公會、長程貿易、哥德式建築、都會化的大學、道明會與方濟會、但丁（Dante）開啟的歐洲語文文學相繼興起。
- 1455 年前後：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活字印刷到 1517 年路德宗教改革的六十年間，文藝復興在佛羅倫斯與威尼斯達到頂峰，古代世界被重新發現、西班牙軍團出現（羅馬軍團以來第一支常備軍）、阿拉伯數字在西方普及。
- 1776 年前後：從美國獨立革命、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機、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到 1815 年滑鐵盧的四十年間，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工業革命、猶太人解放與現代大學（1809 年柏林大學）相繼誕生；到 1815 年，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財力超越王侯。
理解總是遲到 50 年#
對這些轉型的第一次系統性理解，往往要等 50 年後才出現：
- 1455 年那次的理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體論》（1510–1514）、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君主論》（1513）、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西斯汀教堂頂棚（1510–1512）完成整個文藝復興藝術的綜合與超越、1530 年代的特倫托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重新確立天主教會——這一切都發生在 1455 年印刷術革命之後 50 年。
- 1776 年那次的理解：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於 1835 與 1840 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兩卷，在轉型發生 60 年後才給出第一個清晰的分析。
杜拉克主張，我們正身處另一次類似規模的轉型當中，而且這次不再僅限於西方——這是第一次「只剩世界史、只有世界文明」（雖然兩者都已經「西方化」）。這場轉型所創造的，正是本書的主題——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這次轉型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這次轉型的起點有多種候選：日本於 1960 年左右以首個非西方國家之姿成為經濟強國？或是電腦讓資訊成為核心？但杜拉克自己的候選是：
1944 年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讓每位退伍美軍有錢上大學，這件事在 30 年前（一戰結束時）根本毫無意義。退伍軍人熱烈回應——未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視其為20 世紀最重要的事件，因為它昭示了向知識社會的轉移。
- 我們顯然仍在這場轉型的中段；依歷史的規律，它大概要到 2010 年或 2020 年才會完成。
- 但它已經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與道德地景。今日 1990 年出生的孩子，已再無法想像自己祖父母那一代所生活的世界。
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
幾十年前，多數人還以為「後資本主義」必然是馬克思主義式的社會。如今我們知道情況完全相反：市場仍將是經濟活動的整合機制，但社會本身已經走出純粹的資本主義，進入一個以新階級與新核心資源為特徵的全新時代。
從資本家與無產者，到知識工作者與服務工作者#
- 舊社會的兩大階級：資本家（capitalists，擁有並控制生產工具）與馬克思所稱的無產者（proletarians，被剝削、依附）。
- 生產力革命（始於 1880 年代）使無產者變成富裕的中產階級，摧毀了階級戰爭的前提。
- 管理革命（二戰後）則讓藍領工人在人數與權力上雙雙式微。到西元 2000 年，已開發國家中從事傳統商品製造與搬運的勞工將不到勞動力的八分之一。
- 老式資本家早在二十世紀初就達到頂峰。到二戰後，Morgan、Rockefeller、Carnegie、Ford 等大家族已被「專業經理人」取代。
- 養老基金資本主義：1992 年美國養老基金已持有大型企業約一半股權；生產工具的終極受益者是員工本身。若依馬克思的定義（生產工具由員工所有即為社會主義），美國同時是最「社會主義」也最「資本主義」的國家。
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的決定性生產因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與勞動，而是知識（knowledge）。新的社會階級是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與服務工作者（service workers）。
轉向知識社會#
向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轉移始於二戰結束。杜拉克於 1949 年首次寫到「員工社會（employee society）」，1960 年前後創造「知識工作（knowledge work）」與「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等詞，並於 1969 年在《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首次談到「組織社會（society of organizations）」。
兩大挑戰#
- 經濟挑戰：提升知識工作與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知識工作者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他們帶著知識走）；養老基金則代他們擁有物理性的生產設施。
- 社會挑戰：確保服務工作者的尊嚴。服務工作者通常缺乏成為知識工作者所需的教育，但在各國都將是多數。
新的分裂：知識人 vs. 管理者#
與 C. P. Snow 所描述的「兩種文化」（文學文化與科學文化）不同，後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斷裂，是知識人（intellectuals，關注文字與觀念）與管理者（managers，關注人與工作）之間的分裂。如何在新綜合下跨越這道鴻溝，將是本時代核心的哲學與教育挑戰。
繞過民族國家？#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還終結了另一種「歷史形式」：
-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標誌馬克思主義與共產制度的崩解。
- 1991 年 2 月聯合國對伊拉克的跨國聯盟，標誌主權民族國家（sovereign nation state）作為政治舞台單一主角的 400 年歷史終結。
民族國家由法國法學家博丹（Jean Bodin）於 1576 年在《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一書中提出概念，至今已演變為龐大的「巨型國家（Megastate）」。然而自二戰以來，它已穩定失去唯一權力機關的地位：
- 對內：已開發國家快速走向組織多元的社會。
- 對外：部分職能走向跨國（如反恐），部分走向區域（如歐洲共同體），部分則朝**部落化（tribalized）**的方向分裂。
民族國家不會「消亡」，它仍會是最強的政治機關，但不再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一個。什麼屬於國家？什麼屬於超國家？什麼屬於跨國？什麼屬於地方？這些將是未來數十年的核心政治議題。
救贖於社會信念的終結#
杜拉克將過去 250 年主導西方的世俗宗教稱為「相信社會能救贖人類（salvation by society）」：始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經法國大革命擴散，並在馬克思主義中達到頂峰。
- 共產主義的崩潰不僅代表一種經濟制度失敗，也代表「新人（New Man）」的幻夢破滅。
- 自我救贖、靈性成長與德行，將被重新視為存在層次而非政治處方。
- 這股內向回歸，可能帶來對個人責任的重新強調；美國的教牧型基督教會與伊斯蘭基要主義的興起，都是這一轉向的徵兆。
聚焦已開發世界#
本書刻意聚焦於歐洲、北美、日本與亞洲新興已開發國家，而非第三世界，原因有二：
- 後資本主義社會與政體的動力源自已開發世界；應對這些挑戰的答案也必須在此找到。
- 第三世界雖然重要，但 1950、60 年代的第三世界領袖（尼赫魯、毛澤東、卡斯楚、鐵托等）所承諾的「第三條道路」已證明失敗。
若已開發國家不能協助第三世界發展，最終將被無法消化的人口流動所淹沒。
全書三大主題：社會・政體・知識#
全書涵蓋三個核心領域，排列順序依「可預測性」高到低：
- Society（社會）：已經發生什麼、為何發生，都已清楚；未來走向也已大致可見。
- Polity（政體）：我們知道現況與成因，可以指出需要改變什麼，但如何改變仍是推測。
- Knowledge（知識）：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問題——並期望這些是正確的問題。
這並非一本「未來史」，而是對當下的觀察。杜拉克強調：這些事情已經發生，因此可以描述；描述它們正是本書的目的。
結語：這是行動的時代#
面對滿布震盪與殘酷的二十世紀，杜拉克不相信「歷史終結」的樂觀預言。他直言：
沒有什麼「post-」是永恆的。我們身處過渡期。未來社會會長什麼樣子、是否真能成為「知識社會」，取決於已開發國家——尤其是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中——如何回應這場轉型。
「正因為一切都在流動中，這是創造未來的時代，是行動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