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本主義到資訊資本主義#

若後資本主義社會仍可稱為「資本主義」，那它已不再是傳統資本主義，而是資訊資本主義（information capitalism）——其主導者是生產與分配知識、資訊的產業：

• 製藥業的實際產品是知識；藥丸與處方軟膏只是知識的包裝。
• 電信業、電腦與半導體、軟體、電影與電視內容、錄影帶——全都是知識與資訊的載具。
• 非商業的「產業」——教育與醫療——在所有已開發國家甚至比知識型企業成長得更快。
• 1990 年代的新富不再是 19 世紀的鋼鐵大亨，而是電腦、軟體、電視節目、資訊系統建置者（如 Ross Perot），以及圍繞資訊重組零售業的人（美國 WalMart 的 Sam Walton、日本 Ito-Yokado 的伊藤雅俊、英國 Sainsbury 兄弟）。

過去 40 年仍能成長的傳統產業，幾乎都是圍繞知識與資訊重新組織自己才成功的。整合式鋼廠正在過時——即使在低工資國家也打不贏「迷你鋼廠」，因為後者其實是圍繞資訊而非熱能重組的鋼鐵製造。

金融資本主義的終結#

1910 年，奧地利—德國社會主義者 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創造了「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一詞，主張這是社會主義來臨前的最後階段——資本主義經濟中，銀行能從借貸利差獲取越來越高的利潤，成為唯一的獲利者與統治者。列寧（Vladimir Lenin）數年後以此為共產主義理論的根基，使蘇聯計畫圍繞國家銀行組織、並透過銀行信貸配置來控制經濟。

然而現實走向相反的方向：

• 商業銀行今日在全球陷入困境。存貸款之間的利差持續縮小。
• 他們越來越不可能靠「錢的報酬」獲利，只能靠資訊的手續費維生。
• 勞動、土地與（金錢）資本這些傳統資源的報酬持續下滑；真正創造財富的主要資源已是資訊與知識。

知識經濟學：仍在形成中的理論#

目前我們尚未充分理解知識作為經濟資源的行為。知識經濟尚無相當於**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之於資本與土地的奠基理論。但少數先行研究（如柏克萊的 Paul Romer、牛津的 Maurice Scott、紐約大學的 Jacob T. Schwartz）已開始出現，清楚揭示：知識型經濟與任何既有經濟理論（凱因斯學派、新古典、古典）的假設都不同。

三個根本反直覺#

• 完全競爭不存在：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完全競爭」是資源分配與獎勵分配的模型；現實中的不完全競爭被歸因於外部干擾（壟斷、專利、管制）。但知識經濟的不完全競爭是內建於經濟本身——先行者透過**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取得的早期優勢會變得永久且不可逆。因此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都無法單獨奏效，知識經濟似乎需要兩者並行。
• 既非消費驅動，也非投資驅動：凱因斯與新凱因斯學派主張消費驅動、古典與新古典（如奧地利學派）主張投資驅動——在知識經濟中，兩者都無法控制。沒有證據顯示消費或投資的增加會帶動知識生產的增加；從「消費—知識」或「投資—知識」之間的時滯長到無法作為政策依據。
• 缺乏共同分母：不同土地的產值差異可以用數量衡量；不同知識之間卻沒有「數量單位」可比較。

知識的三種應用方式#

承襲第 4 章所述，知識有三種應用方式：

• 改善（improvement / 日式 kaizen）：對流程、產品、服務的持續改進。
• 利用（exploitation）：從既有知識衍生出新的應用、產品、流程與服務。
• 創新（innovation）：真正的新知識。

三者在經濟學中必須並行；但成本結構、經濟影響性質上不同。目前仍無法量化「知識的數量」，更遑論計算「知識的報酬」——但量化關係是所有經濟理論的核心。

知識的「數量」遠不如知識的「生產力」重要——這既適用於既有知識的應用，也適用於新知識的產生。

知識的生產力：國家興衰的決定因素#

知識並不便宜。已開發國家在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上大約花費了 GNP 的 五分之一：

• 正規教育：一戰時約佔 GNP 2%，現已升至約 10%。
• 組織內持續教育：再佔 GNP 5% 或更多。
• 研發：再佔 3–5%。

相比之下，僅有日本與德國在戰後重建最狂熱期資本形成比例超過 GNP 的 20%；美國多年來都未達 20%。每個已開發國家，對知識的投資都已超過對資本的投資。

跨國對比：同樣有知識，生產力天差地別#

**資源的生產力（productivity of resources）**將成為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學的核心課題——它同時關係到環境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也關係到「金錢資本」與「知識資本」的生產力問題。

資本生產力的教訓：集中化的失敗#

金錢資本的生產力在二戰前被經濟學家（甚至馬克思）忽略；即使凱因斯也只區分「已投資的貨幣」與「被囤積的貨幣」，並把投資後的生產力視為理所當然。戰後人們才開始問：每增加一單位投資帶來多少額外產出？——資本的生產力差異極大，且差異至關重要。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中央計畫風行全球：

• 從蘇聯《五年計畫》到法國《指導計畫（Plan Indicatif）》，幾乎所有人都接受「計畫優於市場配置」。
• 但衡量實際績效顯示：兩種計畫下資本的生產力都極低且持續下降。
• 法國立刻轉向，若未於 1960 年代初 180 度轉彎，今日將像東德一樣貧困。
• 蘇聯堅持計畫——資本生產力最終變為負值；布里茲涅夫時代越把錢投入農業，農作物越少。這種資本的負生產力後來吞噬了整個蘇聯民用經濟，資本生產力的失敗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解釋蘇聯經濟的崩潰。

高度中央化同樣會使知識資本變得無生產力——如同它使金錢資本無生產力。1990 年代日本對高科技的政府計畫（如第五代超級電腦計畫）結果同樣令人失望；美國試圖以政府贊助的「聯合體」擊敗日本的計畫亦然。創新不是「天才在車庫靈光一閃」，但它需要的是「去中心化與多樣性」，而非中央計畫與集中。

讓知識有生產力：管理要求#

集中、分權、多樣這些詞不是經濟學語彙，而是管理語彙。讓知識有生產力是一項管理責任——政府無法承擔，市場也無法單獨完成，必須透過有系統、有組織地將知識應用於知識。

原則一：目標要遠大#

Albert von Szent-Györgyi（1893–1990，匈牙利裔諾貝爾生醫獎得主）回憶他在省立大學的不起眼導師：「我提議研究腸胃脹氣——這個領域一無所知。」導師回答：「很有趣。但從沒有人因為脹氣而死。若你希望你的研究有成果——那可是一個『若』——那最好從一開始就讓它能造成差異。」結果 Szent-Györgyi 投入基礎化學，發現了酵素。

即使日本的 kaizen，每一步雖小，目標卻要遠大——經過幾年的一小步一小步，最終要產生一個本質不同的產品、流程或服務。知識只有在用於造成差異時才有生產力。

原則二：聚焦#

無論由個人還是團隊執行，知識工作都需要高度專注、清晰的目的與組織。這不是天才靈光，這是工作（It is not ‘flash of genius’. It is work.）。

原則三：系統性利用機會#

杜拉克在 1985 年《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中提出的「創新的七扇窗（Seven Windows of Innovation）」——系統性地搜尋能轉化為知識貢獻的機會，並與知識工作者與知識團隊的能力相匹配。

原則四：管理時間#

高知識生產力——無論是改善、利用或創新——都出現在長孕育期的末端；但同時也需要穩定的短期成果以維持動能。平衡長短期是所有管理挑戰中最困難的一項。

Only connect：從既知中挖掘更多#

美國有個老笑話：一位農夫拒絕更有效率的耕作法，說「我現在知道的耕法，已經是我實際做的兩倍好」。

• 大多數人（或許我們所有人）已擁有的知識，比我們實際用到的多很多倍。
• 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把已擁有的多種知識視為一個「工具箱」來動員。
• 我們傾向依「專業領域」分類任務，而非問「我已學過什麼，可以用在這件事上？」

英國小說家 E. M. Forster（1879–1970）的名言「Only connect（連結就好）」，既是偉大藝術家的特徵，也是偉大科學家（達爾文、波耳、愛因斯坦）的標誌。在他們的層次上，「連結」或許與生俱來、屬於「天才」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連結、進而提升既有知識的產出——無論是個人、團隊或整個組織——是可學習、最終可教授的。

「連結」需要方法論#

• 問題定義（problem definition）：比「問題解決」更重要，也更難。
• 系統性分析：釐清特定問題需要哪類知識與資訊。
• 「階段方法論」：安排解題步驟——即當前所稱的「系統研究（systems research）」。
• 「組織無知（Organizing Ignorance）」：圍繞問題的無知永遠多於已知——刻意組織並處理這些無知。

知識的專門化帶來每個領域巨大的績效潛能；但因為知識是專門化的，我們需要一套方法、紀律與流程，把潛能轉為績效——否則大部分可用的知識只會停在「資訊」的層次。

同時看見森林與樹木#

• 只見樹不見林是嚴重失敗；
• 只見林不見樹同樣嚴重——只能種樹、砍樹，不能種林、砍林。
• 但森林是生態，是個別樹木能生長的環境。
• 讓知識有生產力，就必須同時看見森林與樹木；就必須學會「連結」。

本章精要：知識已成為經濟的核心資源，但我們尚無完整的「知識經濟學」。知識經濟的不完全競爭內建於學習曲線，使既自由貿易、又保護主義的區域化成為必然。國家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取決於知識的生產力（英國、德國、日本三種對比已足證明），而讓知識有生產力是一項管理工作：目標要高、要聚焦、系統性尋找機會、管理時間，並透過「連結」提取既有知識的最大產出。在後資本主義社會，唯一真正重要的國家或企業優勢，是管理能否把普世可得的知識變得有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