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兼具的治理挑戰#
未來數十年將對政治領導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政治勇氣、政治想像力、政治創新、政治領導力。這些要求同時來自外部與內部：
- 外部：民族國家政府與跨國機構、區域組織、以及不同區域彼此的關係都需要全新設計；政治機構與超國家（跨國）法律需要首次被建立。
- 內部：在組織多元化的社會中，政府必須重新有效——儘管決策能力正被特殊利益團體與「少數人的暴政」壓垮。
政黨的瓦解與政府治理的癱瘓#
政黨的發明#
18 世紀政治思想者（如美國憲法起草者）最大的恐懼是**「派系（factions）」**——把自身利益或議題提升為「道德絕對命令」、要求其他一切服從它。
1815–1835 年間，英、美、法幾乎同時獨立發明了「政黨（Party）」作為解方：
- 歐洲的政黨圍繞模糊的**意識形態或「綱領」**組織；
- 美國的政黨圍繞同樣寬泛的**「利益」**組織；
- 兩者共同目的都是獲取並維持政治權力，並以之治理。
因此政黨必須：
- 吸引「中間」選民；
- 迴避極端；
- 必要時妥協；
- 執政時推行的政策必須獲得超越自身支持者的接受。
- 最清楚的體現是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否決須由國會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方能推翻——這迫使兩黨與總統都留在中間。
現在的政黨已支離破碎#
- 把歐洲各陣派團聚一堂的意識形態已失去整合力；政黨口號對選民（尤其年輕選民）不再有意義。
- 美國傳統利益集團（農民、工人、小商人——1896 年 Mark Hanna 建立共和黨、1932 年 FDR 改造民主黨所依賴者）大多已消失。
- 政府因此被特殊利益團體的攻擊壓得無力治理——無法做決定，無法執行決定。
「反政府」不是解答#
1980 年代起「反政府」成為時尚，但事實證明無效：
- 以「反政府」當選的 Jimmy Carter、Reagan、Bush（美國）、Thatcher（英國）、Mitterand（法國）——每一位任內政府支出與管制都達到史無前例的擴張速度。
- Bush 任內美國赤字之巨是史上之最；理論上這應排除任何衰退，結果卻引發二戰以來美國最深、最長的衰退。
- Thatcher 夫人可謂二戰後自由世界最堅決的領袖，但其縮減政府的努力幾乎沒有成果；
- Mitterand 大幅擴張法國政府支出，法國作為經濟強國卻持續倒退；
- 日本治理能力正被「分肉桶國家」衍生的連續醜聞侵蝕。
未來幾十年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少的政府，而是更強、更有效的政府——但必須是不同的政府。環境保護、消滅私軍與國際恐怖主義、有效的軍備管制——都需要更多政府而非更少。
只有民族國家政府及其領袖能完成這些工作，因為只有他們具備合法性。政府必須恢復績效能力——必須被「轉型（turnaround）」。
組織轉型的三個步驟#
杜拉克直接借用企業「turnaround」的語言：要讓任何機構恢復績效，永遠要做三件事：
- 1. 放棄（Abandonment）：放棄那些從未有效、已失去用處、已沒有貢獻能力的事物。
- 2. 聚焦（Concentration）：集中於有效、能產生成果、能提升組織能力的事物——做更多已證明成功的事。
- 3. 分析半失敗（Analysis of half-successes）：在部分成功部分失敗的領域，放棄不奏效的部分、擴大奏效的部分。
放棄必須最先進行。 在完成放棄之前什麼都做不了——所有資源都仍困在「問題」中。放棄過程充滿爭執與情緒：有人主張「再試一次」、有人尋求無用的「妥協」、有人聲稱「可以不痛地切除壞疽肢體」。直到放棄完成，工作才能開始。
該放棄什麼#
軍事援助：最該放棄的政策#
若把巨型國家的政策按無效程度排序，軍事援助居榜首。二戰以來的軍事援助幾乎每一次都反噬：
- 美國援助伊朗（沙阿）、伊拉克；
- 蘇聯援助阿富汗；
- 眾多拉丁美洲將軍——援助只讓他們變富、讓國家變窮。
- 援助接受者日益不滿被依賴；援助者與被援助的政府本身被劃等號（在希臘上校政權、伊朗沙阿政權之例中即是）。一旦被援助政權倒台，繼任政府幾乎必然反美（反蘇）。
- 被援助國的國力被誤導，所有資源與能量被軍事化，忽略一切其他事務；軍事獨裁者誕生；其中許多成為將援助武器用於把自己的國家化為「陸上海盜船」、恐嚇國際的國際恐怖者（如 Saddam Hussein）。
經濟援助是另一回事：也許仍是好主意，但我們顯然不知道怎麼做。而軍事援助本身就是壞主意——若完全放棄，唯一受傷的只有國防承包商。
經濟政策的放棄#
政府不能管理經濟「天氣」：無法有效預防或克服衰退等短期波動。1929 年前沒人期待政府能做到；其後每個政府都承諾能治癒衰退，但沒有一個政府成功。
政治領袖必須學會說：「沒有人知道如何短期管理經濟，就像醫師不知道如何治癒感冒——我們最好把手拿開。」
但政府仍需具備避免「大蕭條」的能力：
- 政府支出創造購買力，FDR 嘗試過——結果是 1936/1937 的嚴重衰退。實踐證明公眾會儲蓄而非花掉新增的購買力。
- 唯一有效的反蕭條工具是基礎設施投資：道路、橋樑、港口、公共建築、公共土地——長期繁榮後這些往往已失修。
- 為此政府必須繁榮與衰退時都維持預算平衡，以便在需要時具備借款能力。赤字只應作為最後武器；和平時期赤字只能用於為經濟創富能力投入永久性改善。
財政國家的理論必須放棄#
- 財政國家（尤其英語世界的版本）假設的是社會性稅收；應該回到經濟性稅收。
- Pareto 定律已被 40 年實驗反覆驗證：所得分配由文化與生產力決定，而非稅制；最平等的國家（日本）是生產力提升最快、最少嘗試以稅制重分配的國家。
- 最致命的是：所得重分配嘗試反而創造出分肉桶國家——這是政體最危險的退化病。
- 可能需要憲政創新：例如獨立於立法與行政之外的公共稽核機構，審核支出提案是否真符合公共利益與政策——就像第 3 章提議的「企業稽核」用於公司治理。
此提議常被譏為天真或烏托邦；但其實美、日、英、法、德許多立法者會歡迎這種外部紀律——他們清楚自律不可能，因為特殊利益團體會懲罰自律。放棄向來困難；但只需 6 個月，人人都會問：「為什麼拖了這麼久才放棄？」
該聚焦什麼#
日本與德國的教訓：管理「氣候」而非「天氣」#
戰後 40 年日本與德國經濟表現同樣給我們同一課：
- 不試圖控制短期經濟天氣（景氣循環）；
- 聚焦於經濟氣候：創造讓經濟健康、具抵抗力、能快速調適、維持競爭力的環境。
- 目標不是「讓病人感覺良好」，而是「讓病人健康並保持健康」。
兩國在試圖控制天氣的那一刻就立即失去動力：
- 德國 1989 年為拉攏剛統一的東德選民，大規模赤字支出刺激消費 → 走入失速。
- 日本 1980 年代中期為抵銷美元貶值帶來的出口收縮，推升內需消費 → 立即引發股市與房地產泡沫，1991、92 年破裂。
稅率不是重點，稅的「歸宿」才是#
- 日本一直維持極高的所得稅率；但其稅制的投資誘因設計良好。
- 供給學派主張低稅率本身即保證經濟健康與成長——未被證實；高稅必然經濟停滯——已被明確駁倒。
- **稅收歸宿（incidence of taxation）**比稅率本身更重要——課在什麼、怎麼課，比課多少更關鍵。
- 財政政策的真正目標：鼓勵對知識、人力資源、生產設施與基礎設施的投資。
過去半世紀所有「經濟成功」——日本、德國、四小龍（南韓、香港、新加坡、台灣）——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只要聚焦於創造經濟氣候、並大致不去管經濟天氣，就會成功。
超越保母國家：社會領域的重構#
- 冷戰國家只有部分可行（軍備管制有效，但經濟上「相互保證毀滅」無法永續，也無力阻擋恐怖武器擴散）。需要的是跨國軍備管制。
- 保母國家的結果混合：政府擔任社會領域的執行者時幾乎無成果；但由自主的社區組織執行時成就斐然。
後資本主義社會與政體需要一個新的 Social Sector（社會部門）：
- 既滿足社會需求
- 也恢復有意義的公民身份與社區
這是一個新穎且極為重要的主題——它將在下一章專章討論。
本章精要：後資本主義政體的首要任務是恢復政府績效。這不能靠「反政府」口號完成，而是靠企業式的轉型三步——放棄（軍事援助、財政國家理論、重分配性稅制）、聚焦（創造經濟氣候、投資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源）、分析半成功（在社會領域以外包、社區組織等方式重組）。真正需要的是更強、但不同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