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 1968 年越戰中的美萊村屠殺（MyLai Massacre）為核心案例，探討群體邪惡的本質與成因。Peck 從個人層面一路上溯至小團體、軍隊組織、乃至整個美國社會，分析邪惡如何在群體中滋生、擴散，並提出預防之道。
罪行始末#
- 1968 年 3 月 16 日，巴克特遣隊（Task Force Barker）的 C 連進入越南廣義省的美萊村，執行「搜索與殲滅」任務
- 士兵到達後發現沒有任何武裝敵人，村中只有手無寸鐵的婦孺和老人
- 然而部隊仍屠殺了至少五百至六百名平民——用步槍掃射房屋、射殺逃跑的兒童、將村民集中後以機槍和手榴彈屠殺
- 唯一試圖阻止屠殺的是一名直升機駕駛員，他降落勸阻無效，向上級回報也未獲重視
- 大約五十人直接開槍，約兩百人目睹，一週內至少五百人知情——但長達一年無人舉報
- 直到 1969 年 3 月，退伍軍人 Ron Ridenhour 寫信給國會議員，事件才曝光
Peck 在 1972 年曾受軍方委託，擔任精神科委員會主席，建議進行相關心理學研究以預防類似暴行。但陸軍總參謀部以「可能令政府難堪」為由，全數否決了研究提案。
群體邪惡的序論#
- 個人責任不可逃避：扣扳機的是個人，下命令的也是個人，每個參與者都有責任
- 但問題在於：這五百人中絕大多數並非個別意義上的「邪惡之人」，為何卻能集體犯下如此駭人的罪行？
- 這引出了本章的核心主題：群體邪惡與個人邪惡有所不同，需要從群體心理學的角度加以理解
專業分工與良知碎片化#
- 專業分工是群體的一大優勢，但也帶來嚴重的道德風險
- 當角色分工明確時，個人很容易將道德責任推卸給群體中的其他環節
- Peck 以五角大廈的親身經歷為例：軍械部門說「我們只供應武器，使用是政策部門的事」；政策部門說「我們只決定怎麼打，打不打是白宮的事」
- 結果是：群體的良知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最終形同虛設
Peck 指出：除非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為整個群體的行為承擔直接責任，否則任何群體都將永遠潛藏著邪惡的可能性。
掩蓋真相——群體的謊言#
- 掩蓋行動是一個巨大的群體謊言，與暴行本身密不可分
- 掩蓋的主要動機是恐懼——直接犯罪者怕軍法審判，目擊者怕被標籤為「告密者」而遭到排擠甚至殺害
- 在軍隊中，士兵無法自由離開所屬群體，群體壓力尤其強大
- Peck 更進一步推測：許多士兵之所以未舉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犯了罪——他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卻不理解其道德意涵
沿著集體責任的階梯往上#
壓力下的個人#
- 人在長期壓力下會出現心理退行（regression），變得更加幼稚、原始、自我中心
- Peck 以自己拔智齒五天後退化成三歲兒童般的心理狀態為例
- 巴克特遣隊的士兵在越南承受著持續的壓力：遠離家鄉、食物低劣、氣候惡劣、隨時可能被地雷和詭雷傷害
- 另一個機制是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當殘酷景象日復一日出現，人會自動「關閉」情感感受力
- 問題在於這種麻木缺乏選擇性——一旦對他人的痛苦麻木，就容易自己成為施暴者
壓力使人退行，退行使人更接近邪惡。Peck 認為，真正的高貴是在壓力與退化的環境中仍能保持正直與敏感的能力。
群體動力：依賴與自戀#
依賴性：
- 人在群體中會自然退行，將權力交給領導者，如同孩子依賴父母
- 大多數人寧可當跟隨者——因為跟隨比領導輕鬆得多，不需要做艱難的決定
- 軍隊刻意強化這種依賴：領導者由上級指派、服從是第一紀律、獨立判斷被系統性地壓制
- 士兵被置於一種幾乎不可能的處境：一方面被告知有義務拒絕非法命令，另一方面整個體制都在讓抗命變得極度困難
自戀與「敵人製造」：
- 群體自戀是維持群體凝聚力的強大力量，軍隊透過徽章、競爭和團體榮譽感刻意培養
- 更危險的形式是敵人製造：將外群體貶低為低等或邪惡的，藉此強化內群體認同
- 在越南，指定的敵人（越共）被泛化為所有越南人——士兵恨的不只是越共，而是所有「亞洲佬」（Gooks）
- 失敗的群體最容易作惡：巴克特遣隊在美萊之前一個多月毫無戰果，卻持續傷亡，嗜血的渴望已變得盲目不分對象
專業化群體：巴克特遣隊#
- 巴克特遣隊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群體，唯一目的就是在廣義省搜索與殲滅越共
- 其組成並非美國人口的隨機樣本，而是經過多重篩選的結果：
- 最反戰的人去了加拿大或申請良心抗議者
- 不想上戰場的人透過志願入伍選擇非戰鬥職務
- 留下來的多是職業軍人或因各種原因未能避開步兵角色的年輕人
- Peck 以虛構的「Larry」為原型說明：許多士兵是被社會邊緣化後推入軍隊的人
三個關鍵議題#
- 角色僵化：我們把人訓練成專業殺手，提供武器，卻期望他們在沒有相應訓練的情況下保持道德視野——這合理嗎？
- 代罪羔羊機制：社會把問題人物推給軍隊，軍隊再把他們送往越南。殺人的決定是美國做的，但我們讓這些人替我們做骯髒的工作
- 專業化的危險：美國有足夠的「專業殺手」打了六年戰爭，而不需要大眾親身參與。直到徵兵開始影響到普通家庭，反戰運動才真正獲得民意支持
Peck 強調：義務兵役制是維持軍隊理智的唯一方法。全志願軍隊將使軍隊更加封閉、自我強化，最終可能再次失控。如果必須殺人，我們應該親自承擔其痛苦，而非僱用殺手代勞後假裝一切無血無淚。
大型專業群體：美國軍隊#
- 軍隊的核心是職業軍人——他們決定了軍隊組織的靈魂
- 職業軍人在和平時期被忽視、經濟拮据，但戰時突然變得不可或缺——因此他們在潛意識中渴望戰爭
- 1968 年的美國軍隊並非勉強去越南，而是帶著一種狂熱的「衝吧！」態度
- 當時美軍對科技的迷信達到頂峰：推土機、武器系統、精確轟炸、化學落葉劑被瘋狂使用，科技成為人與受害者之間的情感隔離層
- 然而這一切並未奏效。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竟在一個小國敗給「原始的」敵人——軍隊的自尊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
- 如同受傷的動物格外凶殘，受挫的自戀催生了報復性的殘暴：拷打嫌疑人、拖行屍體、謊報戰績。美萊屠殺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一個瀰漫暴行氛圍的整體環境中
最大的群體：1968 年的美國社會#
過時的態度與自戀#
- 美國介入越戰基於三個態度：共產主義是威脅自由的邪惡力量；美國有義務領導反共；應不惜一切手段抵制共產主義擴張
- 這些態度形成於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當時有其合理性
- 但到了 1960 年代中期，大量證據顯示共產主義既非鐵板一塊也不必然邪惡：南斯拉夫獨立、中蘇交惡、越南的驅動力其實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擴張
- 然而美國政府不願面對現實、修正政策，因為：
- 懶惰：改變態度需要痛苦的自我懷疑和思想混亂，更容易視而不見
- 自戀：承認錯誤等於承認自己不完美，國家的「完美自我形象」不容動搖
詹森政府的欺騙#
- 詹森政府明知所為不義，否則何必不斷撒謊？
- 東京灣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很可能是蓄意捏造，藉此繞過國會宣戰的憲法程序
- 透過挪用其他計畫經費和強制扣款購買儲蓄債券來隱藏戰爭成本，讓民眾感受不到負擔
- 但 Peck 強調：不能只怪政府。美國人民因為懶惰與自戀，甘願被欺騙，放任政府「做它的事」，直到徵兵波及自家子弟才開始覺醒
Peck 引用 Fulbright 參議員的用語，稱美國的行為是「權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邪惡的定義正是：運用政治權力去摧毀他人，以維護自己病態的自我。美國在越南的作為完全符合這個定義。
人類的殺戮#
- 所有動物都會殺戮，但人類的殺戮並非出於本能——它是一種選擇
- 人類最本質的特徵是缺乏本能，取而代之的是學習與個人選擇——自由意志是人類的終極現實
- 殺戮的道德判斷極為複雜：素食者仍須殺死植物、墮胎與死刑的矛盾立場、和平主義與正當防衛的張力
- 但有一個因素明確助長了不必要的殺戮：自戀
- 我們更容易殺死與自己不同的對象——白人更容易殺黑人或亞洲人
- 民族主義往往是惡性的國族自戀，阻礙了有效的國際和平機制的建立
- Peck 承認自己對戰爭的立場並不絕對：在極少數歷史時刻，為了阻止更大的殺戮而殺戮可能是道德上正確的。但每場戰爭中都有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將戰爭視為「自然發生」是一種道德上的放棄
- 美國在越戰中是侵略者，是「不自知的惡棍」（unwitting villains）——不自知正是因為太懶於學習、太傲慢以為無需學習
預防群體邪惡#
Peck 在本章結尾提出預防群體邪惡的方向：
- 美萊不是不可預見的「意外」——它發生在一場本身就邪惡的戰爭之中，由已經墮入邪惡的侵略方所犯，反映了整個美國軍事存在的腐敗氛圍
- 群體邪惡極為普遍，甚至可能是常態。我們正生活在機構化的時代，責任在大型組織中被無限稀釋
- 當組織變得龐大到沒有靈魂時，邪惡就可能趁虛而入
預防的核心路徑#
- 群體邪惡的根源是懶惰與自戀，預防之道就是消除或大幅削減這兩者
- 影響群體的唯一途徑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每一個個人的心靈轉變都可能改變歷史進程
- 預防工作本質上是一種教育，應在學校中教導孩子：
- 邪惡的本質及其預防原則
- 每個個人都具有神聖的重要性
- 人在群體中自然傾向放棄道德判斷，這種傾向必須被抵抗
- 每個人都有責任持續自我檢視，清除自身的懶惰與自戀
Peck 認為，個人的自我淨化不僅攸關個人靈魂的救贖，也攸關整個世界的存亡。群體邪惡的戰場，最終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