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盤被端走的腰果#

塞勒還是研究生時,某次請一群客人(同樣年輕的經濟學家)吃晚餐,端出一大盤腰果讓大家配酒。幾分鐘後情況就很清楚了:這盤堅果會被吃光,而客人們可能會沒胃口享用接下來的正餐。塞勒立刻採取行動,抓起那盤堅果(順手又偷抓了幾顆),拿到廚房藏起來。

他回來時,客人們感謝他把堅果拿走。談話立刻轉向一個理論問題:他們怎麼可能因為「面前不再有一盤堅果」而感到高興?(現在你能體會前一章那條經驗法則的智慧了——晚宴賓客中經濟學家的比例應設上限。)

在經濟學(以及日常生活)中,一條基本原則是:擁有更多選項絕不會讓你變糟,因為你隨時可以拒絕它們。 塞勒把堅果拿走之前,這群人有「吃或不吃」的選擇;現在沒有了。在經濟人的國度,為此感到高興是違法的!

動態不一致#

為了理解這個例子,看看這群人的偏好如何隨時間演變。晚上 7:15、就在塞勒收走堅果之前,客人們有三個選項:

  • A:再吃幾顆堅果
  • B:把堅果全吃光
  • C:不再吃堅果

他們的首選是再吃幾顆,其次是不再吃;最糟的選項是吃光整盤,因為那會毀了晚餐。也就是說,他們的偏好是 A > C > B

然而到了 7:30,若堅果還留在桌上,這群人就會把整盤吃光——選了他們排在最後的選項 B。為什麼一群人會在短短十五分鐘內改變心意?或者說,我們真的想說他們「改變了心意」嗎?

用經濟學的語言說,這群人展現了**動態不一致(dynamically inconsistent)**的行為:起初偏好 A 勝於 B,後來卻選了 B 而非 A。

動態不一致隨處可見。週六早上,人們可能說自己偏好稍晚出去跑步;但下午一到,他們就窩在家裡沙發上看足球賽,或一口氣追完某部新劇的整季。

誘惑:冷熱狀態的落差#

這種行為該如何理解?有兩個相關因素:誘惑無意識。人類至少從亞當與夏娃的時代就意識到誘惑這個概念,但為了理解推力的價值,這個概念需要進一步闡述。某樣東西「誘人」究竟是什麼意思?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史都華(Potter Stewart)有句名言:他雖然無法定義色情,但「我看到就知道」。同理,誘惑易於辨識,難於定義。而且誘惑高度因人而異:塞勒對好酒毫無抵抗力,很難忍住不從一瓶特別的酒裡再倒一小杯;桑思坦討厭酒,卻大量灌健怡可樂。

對作者而言,關於誘惑最關鍵的事實是:人的激發狀態(state of arousal)會隨時間變化。

為簡化起見,只考慮兩個端點:

  • 當莎莉非常餓、廚房飄來誘人香氣時,她處於熱狀態
  • 當她在星期二抽象地思考星期六晚餐該吃多少時,她處於冷狀態
  • 到了星期六傍晚,她星期二計畫要吃的那份沙拉現在看起來太寒酸,或許該加個披薩。

若我們在熱狀態下會消費更多某樣東西,就稱它為「誘人的」。

這一切並不表示冷狀態下的決定總是比較好。有時我們必須處在熱狀態,才能克服嘗試新事物的恐懼;有時甜點真的很美味,最好的做法就是吃下去、隔天上健身房;有時最好就是墜入愛河。但很清楚的是:處在熱狀態時,我們常常會惹上不少麻煩。

冷熱同理落差#

多數人明白誘惑存在,也會採取步驟克服它。經典的例子是尤利西斯(Ulysses):他面臨賽蓮(Sirens)與其無法抗拒的歌聲的危險。在冷狀態下,尤利西斯指示船員用蠟塞住耳朵,以免被歌聲誘惑;他還要求船員把自己綁在桅杆上,這樣他既能親耳聆聽,又能在歌聲把他推入熱狀態時,被束縛住而無法屈從於「把船駛近」的誘惑。

塞勒收走腰果和尤利西斯自綁桅杆,都是**承諾策略(commitment strategies)**的例子。(提醒一下:把這本書叫做「最終版」也是一種承諾策略。真的。)

這類策略在「屈從於誘惑的風險可被預期」且「移除誘惑可行」時效果良好。但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無法正確預測即將到來的自制問題,因為我們低估了激發狀態的效果

行為經濟學家羅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稱之為**「冷熱同理落差」(hot-cold empathy gap)**,這個概念深深影響了作者在此主題上的思考。

羅文斯坦的關鍵洞見是:即使人們知道自己在激發狀態下的行為會不同,他們仍會低估這個效果的強度。 處在冷狀態時,我們無法體會到自己的欲望與行為在「受到激發影響」時會被改變到什麼程度。結果,我們的行為對於「情境能對選擇造成的影響」,展現出某種天真。

兩個例子:

  • 路克正在節食,卻答應出席商務晚宴,心想只喝一杯調酒、不吃甜點應該不難。然後主人點了一瓶酒,服務生推來甜點車——一切承諾就此作廢。
  • 珍娜打算在百貨公司大特價時進去逛逛,只是看看有沒有她真正需要的特價品。結果她帶回一雙沒有明顯用途、但很好看的鞋,而且只有一點點磨腳(但打了三折)。

有抽菸、飲酒、強迫性運動,以及把購物當「療法」等問題的人,也受類似困擾。

計畫者與行動者#

自制問題可以透過把一個人想成包含兩個半自主的自我來釐清:一個有遠見的**「計畫者」(Planner),一個短視的「行動者」(Doer)**。

  • 計畫者可以想成你的反思系統在發言,或潛伏在你體內的史巴克先生。
  • 行動者則深受自動系統影響,也就是每個人心裡的荷馬・辛普森。

計畫者試圖促進你的長期福祉,但必須應付行動者的情緒、搗蛋與強烈意志——而行動者暴露在伴隨激發而來的誘惑之中。

神經經濟學的研究已找到與這套雙系統自制觀相符的證據:大腦某些部位會受誘惑,另一些部位則準備好透過評估「我們該如何反應」來讓我們抗拒誘惑。有時大腦這兩個部分會陷入嚴重衝突——一場總有一方注定要輸的戰役。(作者無意在此對神經科學提出爭議性主張;大腦很複雜。)

自制策略#

既然我們至少部分意識到自己的弱點,有時就會採取步驟尋求外援:列清單幫自己記得在超市該買(與不該買)什麼、買鬧鐘幫自己早上起床、請朋友阻止自己吃甜點或強化戒菸的努力、買一台裝滿推力、會在危險情況下警告我們的車。在這些例子裡,計畫者正在採取步驟控制行動者的行為,通常是設法改變行動者面對的誘因。

當行動者反擊:鬧鐘之戰#

可惜,行動者往往難以馴服(想想控制荷馬・辛普森),而且能毀掉計畫者最好的努力。鬧鐘——包括手機裡的那個——就是很有啟發性的例子。

樂觀的計畫者把鬧鐘設在早上 6:15,期待一整天的工作;但想睡的行動者關掉鬧鐘,一路睡到 9:00。這會導致計畫者與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戰鬥。有些計畫者把鬧鐘放在房間另一頭,讓行動者至少得起身才能關掉它——但只要行動者爬回床上,一切就前功盡棄。

所幸,有進取心的廠商有時會出手幫計畫者一把。

圖 2.1:Clocky 廣告

用打賭綁住自己#

計畫者有若干策略可以控制不聽話的行動者,但有時需要外人的協助。書中將探討公私機構如何提供這種協助。而在日常生活中,一種策略是非正式的打賭

案例一:塞勒與那位寫不完論文的年輕同事

多年前塞勒用這個策略幫了一位年輕同事。這位同事(就叫他大衛)被聘為新進教員,預期他到職前、最遲第一年內完成博士學位。大衛有大量完成論文的誘因,包括強烈的財務誘因:在他畢業之前,學校把他當講師而非助理教授,不提撥相當於其薪資 10% 的退休金。

大衛內在的計畫者知道自己必須停止拖延、把論文寫完,但他的行動者忙於許多更刺激的專案,總是把寫論文這件苦差事往後推。(想新點子通常比把舊點子寫出來有趣。)

於是塞勒介入,向大衛提出以下交易:大衛開一系列面額 100 美元的支票給塞勒,兌現日分別為接下來幾個月的第一天。若大衛未能在截止日午夜前把新一章的論文影本從塞勒辦公室門縫塞進去,塞勒就兌現當月支票。此外,塞勒承諾用這筆錢辦一場不邀請大衛參加的派對。(當年一百美元比現在值錢。)

四個月後,大衛如期完成論文,一次截止日都沒錯過(雖然時間戳記顯示,大部分章節都是在截止前幾分鐘才印出來的)。

值得玩味的是:這套誘因機制奏效了,即使大衛從學校拿到的金錢誘因每月遠超過 100 美元。

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塞勒兌現支票、用大衛的錢辦派對」的痛苦,比「放棄退休金提撥」這件相當抽象而蒼白的事更顯著

聽了這個故事,塞勒的一些同事威脅要開業和他競爭這門生意;不過塞勒指出,要在這行成功,你得有「混蛋到真的會去兌現支票」的名聲。

案例二:兩位經濟學家的減重賭約

有時朋友之間可以一起採用這種打賭策略。經濟學家羅馬里斯(John Romalis)與卡蘭(Dean Karlan)就為減重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安排。

兩人念經濟學研究所時注意到自己在變胖,並擔心進入就業市場、被潛在雇主招待吃喝時會更嚴重。於是他們立下協定:各自在九個月內減重三十磅,若有人失敗,就得付對方 10,000 美元——對當時的他們而言是一大筆錢。這個賭注大獲成功,兩人都達標了。

接著他們轉向更困難的問題:維持體重。他們採用的規則是:任一方提前一天通知,就可以要求量體重;若有人超過目標體重,就得付對方一筆約定的金額。四年間量了好幾次,只有一次有人超標(罰款立刻全額付清)。

請注意,一如大衛的論文賭約,卡蘭與羅馬里斯是在承認:若沒有這個賭約推他們一把,他們會吃太多——即使他們仍然想減重。

他們後來取消了賭約,但卡蘭進而協助創立了 Stickk.com,這家公司促成類似的友好承諾。公司網站表示,目前線上約有 5,000 萬美元的賭注,網站營運至今已創造超過五十萬份承諾。

政府能扮演的角色#

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希望政府協助處理自制問題。

  • 純粹的家長制:海洛因等物品被完全禁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人們無法抗拒毒品的誘惑。另有法律要求人們繫安全帶、為退休儲蓄、開車時不得傳訊息。這類要求與禁令屬於純粹家長制而非自由家長制,不過其中往往也涉及第三方利益。
  • 較不侵入的做法:當第三方利益不存在時,作者偏好政府扮演較不侵入的角色。例如吸菸者可能受益於菸稅——它抑制消費卻不禁止消費。對含糖量課稅的關注也可用類似方式解釋:它們可能對抗**「內部性」(internalities)**,也就是我們加諸於未來自己身上的傷害。
  • 自由家長制的典型:有些政府試圖幫助賭徒,建立一種機制讓他們可以把自己列入禁止進入賭場的名單。由於沒有人被要求登記,而拒絕登記幾乎毫無代價,這種做法確實符合作者所理解的「自由」
延伸:日光節約時間也是一種自制策略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政府施加的自制策略:日光節約時間(daylight saving time,世界上許多地方稱為夏令時間)。

調查顯示,許多人(但絕非所有人)認為日光節約時間是個好主意,主要是因為他們喜歡夏季傍晚「多出來」的那一小時日光。當然,某一天的日照時數是固定的,把時鐘往前調一小時並不會增加日照量。

單純改變一天中各小時的標籤——把「六點」叫做「七點」——就推著我們早一小時起床。 除了有更多時間享受傍晚散步,我們最後還省下了能源。

市場提供的自制服務#

在許多情況下,市場會提供自制服務,根本不需要政府。像 Stickk.com 這樣的公司可以靠協助計畫者對抗行動者賺錢。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一種曾經相當流行、如今仍有少數擁護者的特殊金融機構:聖誕儲蓄會(Christmas savings club)

典型運作方式是:十一月(美國約在感恩節前後),客戶在當地銀行開一個帳戶,承諾接下來一年每週存入固定金額(比方說 10 美元)。資金一年內不得提領,一年後全額贖回,剛好趕上聖誕購物季。即使在銀行真的會為存款支付利息的年代,這類帳戶的利率也接近於零。

用經濟學的角度看聖誕儲蓄會:這是一個毫無流動性(年底前拿不出錢)、交易成本高(每週都得存款)、報酬率接近零的帳戶。要證明這樣的機構不可能存在,是經濟學課上一道簡單的作業題。

然而多年來聖誕儲蓄會被廣泛使用,投資額達數十億美元,至今在較小的地方銀行與社區型信用合作社仍然受歡迎。

為什麼?只要我們意識到面對的是凡人而非經濟人,這種儲蓄會的吸引力就不難解釋。缺乏足夠金錢送聖誕禮物的家庭,會透過加入儲蓄會來承諾解決這個問題。存款的不便與損失的利息,是換取「確保有錢買禮物」的低廉代價。 回想被綁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錢拿不出來這件事是優點,不是缺點。

聖誕儲蓄會在許多方面就是成人版的兒童存錢筒:設計成「放錢進去比拿錢出來容易」。難以提款完全就是這個裝置的重點所在。

信用卡如何取代了聖誕儲蓄會#

現在很難找到聖誕儲蓄會了,因為信用卡的出現使它對多數家庭而言變得多餘。既然聖誕購物現在可以靠融資支應,家庭就不再覺得有必要事先存錢。

當然,這不表示新體制在各方面都更好:以零利率儲蓄、且無法提領資金看似愚蠢,也顯然不如把錢存進計息帳戶;但賺零利率,很可能還是優於為卡債支付 18% 以上的利息

信用卡與聖誕儲蓄會之間的市場戰爭,很好地說明了一個後文會再回來的一般性論點:市場給企業強烈誘因去迎合消費者的需求,而企業會競相滿足那些需求——不論那些需求是否代表最明智的選擇。

一家公司可能設計出聖誕儲蓄會這樣巧妙的自制裝置,但它無法阻止另一家公司提出「以那筆未來款項為預期,先借錢給人」。信用卡與聖誕儲蓄會相互競爭,而且事實上兩者由同一類機構——銀行——提供。競爭通常確實會壓低價格,卻不總是導向對消費者最好的結果。

即便如此,仍有大量 app 專門設計來幫助人們抗拒誘惑,目前的例子包括 Daily Budget、Lose It!、Flipd 與 Mute。

但即使我們正走在做出好選擇的路上,競爭市場仍會找到辦法,讓我們對壞選擇的最後一絲抵抗也宣告瓦解。

在芝加哥歐海爾機場(O’Hare Airport),兩家食品攤販隔著走道對面競爭。一家賣水果、優格與其他健康食品;另一家賣 Cinnabon——那種誘人的肉桂捲,一個就有驚人的 880 大卡與 37 公克脂肪。

你的計畫者可能已經把航向設定為優格水果攤,但 Cinnabon 分店刻意把烤箱的香氣直接吹向店門前的走道。猜猜看,哪一家的隊伍總是比較長?

心理帳戶#

鬧鐘與聖誕儲蓄會是人們用來解決自制問題的外部裝置。另一種處理方式是採用內部控制系統,也就是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

心理帳戶是家庭用來評估、調節與處理家計預算的系統(有時是隱含的)。幾乎我們每個人都在使用心理帳戶,即使並未察覺。

梅森罐裡的錢:霍夫曼與哈克曼的故事

這個概念被兩位演員哈克曼(Gene Hackman)與霍夫曼(Dustin Hoffman)的一段對談完美地闡明(網路上找得到)。

兩人在窮困潦倒的藝術家時期是朋友。哈克曼講起他去霍夫曼公寓拜訪、而主人開口向他借錢的故事。哈克曼答應了借款,但接著兩人走進霍夫曼的廚房,流理台上排著幾個梅森罐,有些塞滿了錢:一罐標著「房租」,另一罐標著「娛樂」,諸如此類。

哈克曼問,既然罐子裡有這麼多錢,霍夫曼怎麼可能還需要借錢?霍夫曼指了指食物那一罐——它是空的

可替代性的違反#

根據經濟理論(以及簡單的邏輯),金錢是可替代的(fungible),意思是它不附帶標籤:房租罐裡的二十美元,能買到的食物和食物罐裡的二十美元一樣多。

但家庭採用的心理帳戶方案會違反可替代性,理由和組織一樣:控制支出。多數組織對各項活動編有預算,任何在這種組織工作過的人都體驗過那種挫折——因為相關科目已經用罄,所以無法完成一筆重要採購。而「另一個科目還有錢沒花」這件事,被認為和霍夫曼廚房檯面上房租罐裡的錢一樣不相干。

在家庭層次,違反可替代性的例子俯拾皆是:

  • 作者認識的一位財務學教授發明了最有創意的心理帳戶之一:每年年初,他指定一筆錢作為給地方慈善機構聯合勸募(United Way)的捐款;接著若該年他遇到任何倒楣事——例如收到超速罰單——他就在心理上把罰款從那筆捐款中扣除。這為他提供了一種對抗小額財務意外的「心理保險」。
  • 賭場裡的心理帳戶:看一個運氣好、在傍晚就先贏了些錢的賭客。你可能會看到他把贏來的錢放進一個口袋,把當晚自己帶來要賭的錢(又一個心理帳戶)放進另一個口袋。賭徒甚至有專門的說法:剛贏來的錢叫做**「賭場的錢」(house money)**,因為在賭場術語中賭場被稱為 house。拿剛贏來的錢下注被稱為「用賭場的錢賭」,彷彿它和其他錢有什麼不同。實驗證據顯示,人們更願意拿他們認為是「賭場的錢」去賭。

同樣的心態也影響從不賭博的人。當投資(例如股市)獲利時,人們願意拿「贏來的錢」去冒大險。

心理帳戶助長了 1990 年代股價的大幅上漲——許多人以「我只是在拿過去幾年的獲利在玩」為理由,承擔愈來愈多的風險。幾年後,投機性的房地產投資人身上也發生了同樣的事。

同理,人們在收到意外之財時衝動地大手筆奢侈消費的可能性,遠高於動用長期累積的儲蓄,即使那些儲蓄完全可供花用。

心理帳戶的正面用途#

心理帳戶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這些帳戶被當成不可替代的。霍夫曼(以及他父母那一代)使用的梅森罐在現代經濟中大致消失了(在一些貧窮國家仍然存在),但許多家庭仍為各種用途指定帳戶:子女教育、度假、應急、退休等等。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是字面意義上不同的帳戶,而非心理帳簿上的分錄。

這些帳戶的神聖性可能導致看似古怪的行為,例如同時以差距極大的利率借入與貸出(此議題在〈今天多借一點:房貸與信用卡〉一章有進一步討論)。

當然,許多人並不苦於存不了錢,有些人反而花不了錢!若問題極端,我們稱這種人為守財奴;但即使是一般人也可能發現自己沒有給自己足夠的生活享受。

作者有位朋友丹尼斯(Dennis)採用了一個聰明的心理帳戶策略來處理這個問題。某個時點丹尼斯開始領社會安全給付,儘管他和太太都還在全職工作。由於他多年來一直是個好儲蓄者(部分因為雇主有強制且慷慨的退休計畫),丹尼斯想確保自己在身體還健康時就去做喜歡的事(尤其是巴黎旅行搭配大量美食),而不被費用嚇退。

於是他開了一個專門的儲蓄帳戶,社會安全支票直接匯入其中,並指定它為**「玩樂帳戶」**。聽說最近從那個帳戶買的是一台很炫的電動自行車。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運用心理帳戶都可能極有價值,它讓生活既更愉快也更有保障。我們許多人都能受益於一個近乎神聖的「應急」帳戶,以及一個「娛樂與玩樂」帳戶。

理解心理帳戶也能改善公共政策。政府可以從這個概念中獲益:後文將會看到,若我們想鼓勵儲蓄,把增加的儲蓄導入一個「花掉它不會構成太大誘惑」的心理(或實際)帳戶,將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