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歷史意識，總是會在『他者』的相異性中聽到它自己的聲音。」 — 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本章概覽#
新約是一部需要穩健詮釋學（hermeneutics）才能恰當理解的古代文學。學習目標：
- 認識「作者意圖」（authorial intent）對尋找意義的重要性與限制
- 認識「文本」對形成意義的重要性與限制
- 解釋「讀者」在催生意義過程中的角色與限制
- 體會「融合作者、文本、讀者三方視域」（fusing horizons）對建構穩健閱讀策略的必要
為什麼新約必須當作文學來讀？#
早期耶穌跟隨者不鑄錢幣、不刻碑銘，他們留下的幾乎只有文學。
研究初期基督教（特別是其神學）幾乎完全要靠文獻。新約既不是待整理為系統神學的命題集，也不是用來激起宗教情感的詞語雜燴。它是文學——因此必須問：
- 文學是什麼？
- 文學如何運作？
- 應如何處理文學？
「意義」住在哪裡？#
意義在作者、文本還是讀者？
作者（The Author）#
簡單模型：作者 → 文本 → 讀者#
意義 = 識別作者意圖。
困難#
- 歷史與文化鴻溝：古代作者的語言、文化、宇宙觀都和我們完全不同
- 晦澀經文舉例：
- 馬可福音赤身逃離客西馬尼園的少年人
- 保羅說「婦女要因生產得救」
- 馬太引用「他將稱為拿撒勒人」這條來歷不明的預言
- 啟示錄裡身穿日頭的婦人與紅龍
1940 年代的文學評論者已提出「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1960 年代更激進的批評家宣告「作者已死」。
「文意溢出」——比作者意識更多#
文本進入新的社會、政治、宗教空間時，可承載超越作者意識的意義。經典案例：
- 以賽亞書 52:13—53:12 的受苦僕人
- 原作者可能把「僕人」象徵為被擄的以色列，以先知人格濃縮其中（賽 49:1–7）
- 但初期基督徒一致把「僕人」指向耶穌——並視之為經文真正的意義
- 保羅也常把「僕人」經文（如賽 49）應用在自己身上，他是「在彌賽亞裡的人」
奧古斯丁（Augustine）和 C. S. 路易斯（C. S. Lewis）也都認可：作者未必比讀者更瞭解自己作品的意義。教父稱此為「更豐滿的意義」（sensus plenior）。
「meant vs. means」二分的失敗#
簡化為「過去意義 vs. 現在意義」雖然似乎能調和分歧，但這個切分有三個嚴重缺陷：
- 是現代主義的產物——預設文本「詮釋上自足」，把意義困在「考古學式」的回收
- 沒有無預設的詮釋——「事實」與「價值」無法乾淨切割；沒有「知識論上的瑞士」（中立土地）
- 初期基督徒不是預先讀，而是回頭讀（Richard Hays 所提：retrospective reading）
- 不是從作者意圖往前推到彌賽亞事件
- 而是從彌賽亞事件回頭看舊約
- 因為他們確信耶穌是以色列盼望的高峰
文本（The Text）#
若意義不全在作者，則或許穩定點在文本本身。兩個主要方法是：
敘事批判（Narrative Criticism）#
- 分析「故事如何產生意義」
- 關注：隱含作者、隱含讀者、敘事者、人物、情節、視角、場景、象徵、反諷、悲劇、主題重複、修辭、互文
- 範例：約翰福音可拆解為「真實作者（西庇太之子約翰或長老約翰）→ 隱含作者（蒙愛的門徒）→ 敘事者 → 隱含讀者（被邀請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人）→ 真實讀者（以弗所及其外的人）」
- 優點：新約滿是故事，敘事批判能讓我們把書卷當作整體來讀，避免見樹不見林
Figure 1：敘事批判中的『隱含讀者』
Figure 2：敘事批判中的『真實讀者』——以約翰福音為例
修辭批判（Rhetorical Criticism）#
- 經 Hans Dieter Betz 與 George Kennedy 重新引入新約研究
- 將新約書卷對照古典三種修辭類型：
| 修辭類型 | 目的 |
|---|---|
| 法庭修辭（forensic） | 控訴或辯護 |
| 議事修辭（deliberative） | 說服採取或不採取未來行動 |
| 表揚修辭（epideictic） | 對人事物進行頌讚或譴責 |
三種證明方式：
- Ethos：訴諸品格
- Pathos：訴諸情感
- Logos：訴諸理性
對「以文本為中心」之批判#
- 敘事批判主張「只當故事讀、不當歷史讀、不引入文化或神學預設」——但這恰好與新約讀者實際的需要相反
- 修辭批判則只能與新約部分類比；修辭原為口傳演說，新約多為書信／福音書
- 保羅自己往往否認用「智慧的言語」傳福音（林前 1:17; 2:1–5）
讀者（The Reader）#
讀者中心進路（reader-response criticism）讓女性主義、後殖民、酷兒、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等多樣讀法得以浮現，特別讓非西方讀者貢獻獨到視角。
戴爾·馬丁（Dale Martin）的名言：
「文本不會說話。是人借文本說話。」（Texts don’t mean. People mean with texts.）
但極端的讀者中心觀亦有嚴重問題：
- 作者不是死掉的幽靈——文本是「作者意圖的實現」；它本身就指向作者
- 文本不是純鏡子或回音廊——若無外於我的「他者」，閱讀就成了自戀的詮釋學
- 有些文本是「開放的」（多重意義），有些是「封閉的」（決定性回應）；意義並非全憑讀者塑造
- 舉例：1980 年代南非荷蘭歸正教會用聖經為種族隔離辯護——若無外在判準，如何說這個讀法是錯的？
融合作者、文本、讀者三方視域#
賴特與柏德的結論：作者意圖、文本承載、讀者理解——三者必須在閱讀中「融合視域」（fusion of horizons）。
完整詮釋學模型#
意義 = 三者交融出的認知網絡：
- 文本「之後」的世界（歷史背景）
- 文本「之中」的世界（故事與內容）
- 文本「之前」的世界（讀者所居之處）
連結越多、越紮實，所賦予的意義就越具解釋力。
「愛的詮釋學」（A Hermeneutic of Love）#
賴特提出最後的整合策略：
- 愛（agapē）肯定「他者的真實與相異性」
- 愛 = 「專注」（attention），讓他者保持是他者
- 同時願意因他者而改變自己
具體應用三個雙重肯定：
- 文本不是作者心智的全部，但確實透露作者許多事
- 作者刻意安排了某些意義，但文本也可能承載作者並未自覺的迴響、結構
- 讀者深入參與了溝通，但文本不是任由讀者捏塑的軟泥
三句總結#
- 作者應「復活」——但不可「神格化」
- 文本承載意義如勤勞的騾子；又激發意義如繆斯女神
- 讀者有權閱讀——但這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執照
這是 lectio catholica semper reformanda：屬於、為了、在於整個教會的閱讀，但永遠需要被修正、改革——且這樣的閱讀也應該修正與改革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