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是一種反覆出現的經濟情緒。當公眾相信「某人在剝削我們」時，這種情緒會促成抵制（boycott）、消費延遲、工資要求、甚至政府政策的轉向。Shiller 將這條脈絡分成兩章：Ch.17 聚焦在對「邪惡企業」的憤怒，Ch.18 則聚焦在對「邪惡工會」的憤怒。兩者共同構成一個以「誰是壞人」為核心的敘事星座。

抵制、暴利者與邪惡企業（Ch.17）#

人們對企業的憤怒會隨時間起伏。當消費品價格大幅上漲時，大眾可能開始把企業視為邪惡；即使通膨已停止，只要公眾仍認為價格過高，憤怒就可能延續。當企業削減工資時，憤怒同樣會被點燃。Shiller 在 1890 年代蕭條、1920–21 年蕭條、大蕭條與 1974–75 年衰退中都看到這類敘事的明確效果。

抵制（boycott）敘事的誕生#

• 「Boycott」一詞自 1880 年起進入世界主要語言。Charles C. Boycott 是愛爾蘭一名缺席地主的土地管理人；1880 年歉收之際，他只願減租 10%，佃農則要求減租 25%，他拒絕了。
• 愛爾蘭土地聯盟（Land League）號召整個社區聯合對抗 Boycott——店家不供貨、工人不受雇，甚至信件不送達。Boycott 本人在 1880 年 10 月寫給《倫敦時報》的信中描述了被整個社區孤立的慘狀。
• 為什麼這故事全球爆紅？第一，它具爭議性：一邊是冒犯人性敏感度的行動，另一邊則是對不平等、財富與權力集中的正當質疑。第二，它呈現出一種新策略：以「道德動員整個社區」來支援勞工，因此看似不是自利而是道德。

抵制敘事的病毒式傳播#

• 勞工歷史學家 Leo Wolman 在 1916 年寫道：「幾乎毫無預警地，抵制在 1880 年突然成為工會運動接下來十到十五年間最有效的武器。」
• 1890 年代蕭條進行到一半時，敘事開始轉變——公眾對不斷發生的抵制感到厭煩。當多數人對抵制表達懷疑與不耐，抵制的道德權威就消失了。AFL（美國勞工聯合會）自 1893 至 1908 年間通過的多數立法都是為了限制抵制的過度使用。
• 抵制並沒有永遠消失，而是週期性再現。每次抵制能維持多久，取決於背後敘事的強度。

世界大戰與「暴利者」敘事#

• 與抵制相關的是「暴利者（profiteer）」敘事。Figure 17.1 顯示 profiteer 在一戰前後與 1920–21 年蕭條期間極為高頻出現。
• Profiteer 是從更古老的 privateer（獲政府支持掠奪敵國船隻的海盜船）變化而來，因此帶有「利用戰爭犧牲英雄」致富的強烈視覺意象。相關詞還有「excess profits」與「boycotts」。
• 1918 年《紐約論壇報》的一個故事：兩個商人在電車上興奮談論戰爭對自家工廠的利多，一名女乘客聽了大怒，用雨傘狠狠揍了他們——這畫面強化了敘事的感染力。

「回歸常態」與拒絕購買#

• 一戰結束後立即出現 100% 的累積通膨。到 1920 年，「物價終將大幅回落」的通縮敘事高度感染。
• 總統候選人 Warren Harding 用「normalcy」這個字形容戰前世界，承諾帶回那些條件；這個字讓敘事具體化，就像 2016 年 Trump 用「bigly」、「yuge」一樣——雖常被揶揄，卻幾乎成為敘事的代名詞。
• 「1913 年」成為物價的基準年，因為美國勞工統計局 1919 年首度公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前身，使用 1913 年作為資料起點，標示出戰時物價的驚人漲幅。
• CPI 從 1913 年的 9.8 漲到 1920 年的 20.9，1921 年中回落到 17.3——要回到戰前水準還差得遠。消費者開始認為等待降價是「既聰明又道德」的選擇，勤儉成為新的美德。

暴利者與「公平工資」敘事#

• 戰後漲價被歸咎於「暴利者」。相較之下，harpy、racketeer、exploiter、black marketer、bloodsucker、vampire、pilferer 等舊詞沒有同樣的戰爭意涵。Profiteer 暗示有政府關係的大型公司，因此需要集體抵制。
• 教會講道開始譴責戰時高物價與企業的自私。有些敘事描繪律師偽稱陣亡士兵家屬需協助處理政府補償，並要求家屬簽約抽取 20% 佣金，這些故事使大眾對暴利的憤怒極其情緒化。
• 1920 年 Henry Hazlitt 描寫了一個荒謬的連鎖指責：賣鞋者抱怨劇院票販的暴利，票販抱怨房東，房東抱怨煤商，煤商又抱怨屠夫的價格。
• Irving Fisher 1922 年訪德時提到，一位賣襯衫的「非常聰明的女士」擔心被稱為暴利者，堅持以偏低的價格賣給他——顯示「暴利者」污名的力量。
• 為安撫憤怒，美國在一戰期間開徵 60% 的超額利潤稅，直到 1921 年 10 月才廢止。此稅把企業利潤的實現延後，間接加深 1920–21 年蕭條。參議員 Arthur Capper 在 1920 年 1 月甚至說：「暴利者比赤色份子更危險。」
• 另一條並行敘事是「公平工資（fair wage）」。1920–21 年蕭條時期，一些企業在通縮中削減工資，即使經濟上合理，勞工與工會卻沒有動機向會員解釋——他們更願意維繫「邪惡資方」的故事。Akerlof 與 Yellen（1990）的「公平工資—努力」假說主張：若員工覺得未獲公平待遇，他們會以放慢工作的方式報復；Shiller 則補充，公平工資的重要性會隨敘事變動而放大或縮小。

1920–21 蕭條突然結束#

• 1920–21 蕭條的突然結束並沒有明顯解釋，但 1920 年夏秋的豐收與部分價格回到戰前水準，削弱了「再等一等還會更便宜」的敘事。
• 到 1921 年底，「傳下去的精神（pass it along spirit）」出現了：女性配戴更多顯眼首飾，孩子帶錢去學校買午餐，道路塞滿汽車。
• 1921 年的快速復甦可歸因於這些新敘事，而非積極的政府刺激。

大蕭條時期的抵制與暴利者#

• 1929 年崩盤後，「1920–21 蕭條」的記憶立即被啟動——人們期待物價會再次回落，於是延後購買，像股市投機客操作下跌的股市一樣。
• 1932 年 Catherine Hackett 寫道：如果兩千萬家庭主婦都坐等價格下跌、只買必需品，「企業復甦將無限延後」。
• Shiller 指出一個值得玩味的盲點：性別分工的當時，男人操盤股市、女人管家計——而導致蕭條的「延後購買」決策，很可能更多來自女性的情緒化敘事。
• 大蕭條也出現多起抵制：抵制德貨、日貨、以及與猶太人相關的商品；德國則抵制西方貨物。

「立刻購買」運動#

• 大蕭條早期，官方曾試圖對抗「等跌價再買」的敘事。1930 年華盛頓特區商會推出「Buy Now for Prosperity」活動，邀集各教派牧師「在講壇上宣講繁榮」；羅斯福 1933 年推出「Buy Now Campaign」，把消費描繪為愛國公民的行為。
• 1933 年 8 月的「Buy in August」活動把八月描繪為「罐頭季」，提醒消費者物價會在年底前上漲。這些都是「反敘事（counternarrative）」的嘗試。

戰後與近代的抵制#

• 二戰後 1945–49 年價格上漲約 30%，1949 年再次出現抵制談論與類似 1920 年的衰退。
• 1973–75 年的嚴重衰退被廣泛歸因於 OPEC 石油禁運——禁運本身就是抵制的鏡像（商家拒賣）。油價一夕四倍，加上奇偶車牌限購汽油、高電費等，使憤怒蔓延到家庭暗下不開燈的抗議行為。1974 年有人把抗通膨比作「打森林大火」，需要勇氣、團隊合作與協調犧牲。
• 1973 年 4 月的「肉類抵制」據報讓兩萬名肉品業勞工失業；8 月有「Don’t Buy Anything Day」；1974 年 1 月延伸到穀物抵制。
• 2007–9 金融危機期間也有成千上萬的抵制聲浪（針對房貸業者、汽油等），但規模不足以造成此前類似的經濟衝擊。不過 Shiller 認為，驅動憤怒抵制的敘事未來仍會出現。

Shiller 的核心論點：企業（與工會）是「好」是「壞」的公共感知，對未來經濟狀態影響深遠。這正是下半段 Ch.18 的主題。

工資—物價螺旋與邪惡工會（Ch.18）#

「工資—物價螺旋（wage-price spiral）」敘事在二十世紀中葉襲捲美國與世界許多國家。它描繪由強勢工會領導的勞工運動要求加薪，資方為了維持利潤把成本轉嫁到終端售價；勞工再以更高物價為由要求更高工資——如此反覆，通膨失控。

• 在此敘事中，勞資雙方都有責任；有些人也會把責任推給「容忍通膨」的貨幣當局。
• 這條敘事與「成本推動型通膨（cost-push inflation）」掛鉤，與另一個流行敘事「需求拉動型通膨（demand-pull inflation）」形成對照。

工會為何被貼上「邪惡」標籤#

• Figure 18.1 顯示 wage-price spiral 與 cost-push inflation 這兩個詞的流行曲線大致平行，1950–1990 間特別強。這兩波流行反映的是「社會根本敗壞」的深層道德焦慮——工會被敘述為假裝代表全體勞工，實際只代表特定內部人；政治人物與央行則自私地延續通膨，讓沒有強勢工會代表的一般勞工變得更窮。

• 美國人對工會的支持率從 1936 年 Gallup 調查的 72% 跌到 2009 年的 48%。
• 敘事靠細節增強情緒反應。1950 年左右一則聳動故事在《紐約時報》上流傳：鐵路工會要求把客運列車長與列車員的工資基數從 150 英里／7.5 小時，降到 100 英里／5 小時——也就是說，由於柴油機車使列車加速，列車員工作兩個半小時就能坐下來當乘客，卻賺滿一天工資。這樣誇張的訴求，讓這則敘事至今令人難忘。
• 工會與組織犯罪在公眾眼中連結起來。1957 年 Jimmy Hoffa 接掌卡車工人工會（Teamsters），1967–71 年因行賄與詐欺入獄；1975 年離奇失蹤。關於他被謀殺、屍體「被灌進巨人體育場水泥裡」、「在佛州沼澤被絞碎」、或「終結於黑道油脂廠」的各式傳言，持續製造新聞直到 2013 年，不斷損耗工會形象。

通膨作為「不正義與不道德」敘事星座#

• 工資—物價螺旋敘事確實反映在實際通膨數據上：世界銀行全球通膨率在 1980 年代到頂，之後一路下滑；長期利率同樣反映此一通膨預期的鬆動。
• 敘事的終結伴隨著貨幣政策的轉變：「獨立的中央銀行」與「通膨目標制（inflation targeting）」成為新的流行理念——前者被設計為抵擋工會政治壓力，後者則讓控制通膨站上道德高地。
• 艾森豪 1957 年國情咨文直指螺旋：要求企業與工會都不要犧牲全體。1957 年通膨僅 3.7%，卻因道德敘事而情緒高漲。當年《洛杉磯時報》社論形容此為「堤防上的一道小裂縫」，警告若不立刻遏止，「可能就來不及了」。
• 這種由總統、首相、記者共同放大的道德聲勢，賦予 Fed 與他國央行「道德授權」去踩煞車，不惜引發衰退；他們確實這麼做了，貼現率在 1957 年 10 月見頂。

通膨敘事的複雜性#

• Shiller 1997 年針對美國、德國、巴西的公眾與學界經濟學家調查通膨看法，發現兩群人差異顯著：經濟學家大多不認為通膨是重大問題，但一般民眾雖對通膨原因看法分歧，卻普遍對它感到憤怒。
• 美國受訪者指名的「罪魁」依頻率依序為：政府、製造商、店家、業界、批發商、主管、國會、貪婪者、機構、經濟學家、零售商、中間商、大企業、總統、民主黨、大錢階級、店員、雇主，甚至「自己」（因無知）。
• 不同於經濟學家，大眾相信「工資追趕假說（wage lag hypothesis）」：工資永遠追不上物價，因此通膨對生活水準有直接且長期的負面影響。「工資—物價螺旋」提供的幾何意象是：只要勞工的強勢要求持續，個人經濟地位就不斷向下旋轉。
• 1957–58 衰退與大蕭條不同——它不具買家罷買的特徵，奢侈品銷售仍強勁，憤怒也未集中在「暴利者」身上；但可延後的日常購買受打擊最重。

通膨歷史上的憤怒目標#

• 通膨引發的憤怒，總需要一個目標。目標隨歷史情境而變：一戰與二戰期間是暴利者；1917–23 德國惡性通膨時，Irving Fisher 觀察到德國人並未歸咎於本國政府，反而認為是美國「壟斷世界黃金」故意哄抬價格。
• 南北戰爭時期（1861–65）教會講道則把憤怒指向「趁火打劫戰場的貪婪投機者」，而非製造通膨的企業大亨。
• 以此觀之，敘事決定了憤怒的「指向」——而指向不同，政策反應也會不同。

Shiller 在本章結尾的結論是：工資—物價螺旋目前看來不太可能以原樣再現，但若通膨開始爬升，其「突變版本」仍可能以新的邪惡形象（某些名人或階級）回歸——「邪惡敘事」是永續的，只是角色會換人演。

永續敘事的小結#

Shiller 以此結束 Part III。他提醒：

• 永續敘事星座之多樣提示「敘事地景的龐大複雜性」；沒有任何單一指數（例如消費者信心指數）能總結經濟的「強弱」。
• 就像細胞上有許多受體與訊號分子，任何時間點同時存在的敘事都眾多且交互作用。
• 現代通訊使新型態的傳染成為可能。經濟預測因此需要同時關注多種敘事與新型資料——這正是 Part IV 要討論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