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股市泡沫（stock market bubble）的敘事，是一則關於興奮、冒險、以及相對富裕者買賣證券的故事。與不動產敘事一樣，股市泡沫敘事由心理與社會比較所推動；由於股價與普遍的信心相連，它也與恐慌與信心敘事相互交織。但股市畢竟不等於整體經濟，因此形成並延續股市泡沫的敘事，構成另一個獨立的星座，帶有自身的傳染路徑與感染來源。

一則敘事的誕生：1929 年「崩盤」#

「崩盤（crash）」這個字，是在 1929 年 10 月 28 日股市單日重挫與隔日再跌之後，才緊密地與股市連結起來，並與其後的大蕭條難以分離。

• 「Crash」讓人聯想到魯莽或酒醉的駕駛、衝向極限的賽車。崩盤敘事通常暗示在崩盤之前，存在一段非凡的榮景、瘋狂的樂觀、乃至於魯莽不道德的行為。
• 1920 年代的投機氛圍，與一項科技進步綁在一起：Trans-Lux 電影式行情機（ticker projector）。它把最新成交資訊投射到大螢幕上，像今天的大型平面電視一樣，讓群眾聚集在券商辦公室、俱樂部與酒吧中共同觀看。一份 1928 年的美聯社報導形容這種機器催生了「狂熱交易」，帶來觀看自己持股上漲如同看賽馬衝過終點線的快感。
• 這種敘事的延續，解釋了後續幾十年公眾對國內股價指數的著迷——新聞媒體持續放送指數，人們普遍相信股市是經濟活力的根本指標。
• 「boom and crash」一詞原屬十九世紀用語，多指火砲、海浪或華格納的音樂；1929 年之後才轉為專指股市。

崩盤：投機過度與絕望的臨界點#

經濟學家至今仍對 1929 年 10 月 28 日的崩盤感到困惑，因為當日並沒有重大突發新聞。更令人費解、卻較少被討論的，是崩盤前整個 1920 年代股值的指數型成長：1920 年 12 月到 1929 年 9 月股市漲了五倍以上，到 1932 年 6 月又跌回 1920 年 12 月的水準之下。

• 崩盤不應只被理解為一兩天的事件。以 S&P 綜合指數計，1929 年 10 月 28–29 日兩天的跌幅，僅佔此後近三年總跌幅的 21%；從 1929 年 9 月 7 日的高點到 1932 年 6 月 1 日的低點，S&P 綜合指數下跌了 86%。
• 但這則敘事的力量來自其「突然性」與「嚴重性」：10 月單日跌幅創紀錄，而紀錄總能造就好新聞。Murray Kempton 在 1955 年寫道，很難重建 1929 年橫掃美國的那場風暴，它形塑了 1930 年代真正的歷史——「美國夢的形象出現裂痕，批評者從未聽起來如此具有說服力。」
• 崩盤並非完全出乎意料。1928 年 10 月，《紐約時報》財經編輯 Alexander Dana Noyes 就注意到，連火車與旅館大廳的閒聊都離不開股市，甚至連他無意間聽到的女性談話也繞著最愛的個股打轉。他指出，這一次與 1901、1920、1925 的投機期不同——保守派財金界人士這一次「坦率且強烈地」公開表達憂慮。
• 投機的證據其實對公眾是可見的：儘管 1929 年高點前美國股市的實際波動率不高，但反映利率與券商所要求初始保證金的「隱含波動率」卻異常高，顯示融資券商已預期大跌。

Shiller 指出，1929 年的崩盤敘事至今仍「非常活躍」，尤其在書籍中。1987 年 10 月 19 日道瓊下跌 22.6% 是 1929 年以來唯一被普遍稱作「crash」的單日事件——關鍵原因是「只有破紀錄才會成為 crash」。1987 年的記憶不如 1929 年長久，因為沒有隨之而來的大蕭條敘事做為增強。

1929 年的「自殺」敘事#

1929 年崩盤是一次「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事件，部分被「商人跳樓」的死亡故事所放大。

•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在《The Great Crash, 1929》中指出，崩盤後自殺人數其實沒有明顯增加；但關於崩盤引發自殺的敘事卻極多，光是 1929 年 11 月，ProQuest News & Newspapers 就有 28 篇相關報導。
• 「情感啟發法（affect heuristic）」預測這類敘事會暫時讓人們對「任何事」都更加恐懼。
• 1970 年 Studs Terkel 的《Hard Times》訪談揭露，四十年後，自殺與 1929 仍是受訪者記憶中的固定搭檔，並伴隨明顯的誇張與附會。
• 1987 年的敘事強度在 Google Ngrams 曲線上看似強於 1929，但它的力量主要「借自」1929 的記憶：1987 年美國維持 50% 的保證金要求，因此被「掃地出門」的人遠比 1929 年少，後續未形成強固的長期記憶。

1929 的道德敘事#

• 1920 年代不只是經濟豐裕的年代，也是欺詐、自私與性解放的年代。批評者原本難以有效攻擊這類「不道德」，直到股市崩盤才給了他們機會。
• 崩盤後首個週日（1929 年 11 月 3 日）的主日講道把崩盤歸因於道德與靈性上的過犯，為「Roaring Twenties」與「1930 年代國家反噬」之間建立了審判日式的敘事框架。Ngrams 顯示 Roaring Twenties 一詞在 1920 年代本身極少使用，是 1930 年代才流行起來的事後評價。
• Kempton 描述了崩盤當日開始的敘事：二十年代的「神話」是追求個人表達（美、歡笑、或對成規的反叛），三十年代的「神話」則把這一切評為自私與自我中心。
• 結果：股市崩盤被視為自我中心的 1920 年代、與自我欺騙但道德上「較優越」的 1930 年代之間的分水嶺。「股市崩盤是一種神聖懲罰」的敘事概念，至今仍在。

名人與「擦鞋童」敘事#

名人依附於 1929 崩盤敘事的一個經典例子，是 1920 年代末的「擦鞋童敘事」——某位名人（John D. Rockefeller、Bernard Baruch 或 Joseph Kennedy）在擦鞋時，從擦鞋童口中聽到選股建議，於是決定在崩盤前出清股票。

• Shiller 在 1920–30 年代的 ProQuest News & Newspapers 資料庫中找不到此故事的證據；最早的提及來自 Bernard Baruch 1957 年的回憶錄，且並非「擦鞋童開口那一刻的頓悟」。
• 另一個變體出現在 1915 年《Minneapolis Morning Tribune》——但那個 1915 版缺乏三個要素：未連接到災難性事件、不具有效的道德教化、也未綁定名人，因此沒能真正病毒式擴散。
• 這說明了名人敘事的力量，來自「名人 + 道德隱喻 + 災難」三者的組合。

股市崩盤敘事在今日的意義#

這則敘事雖源於 1929，卻仍是公共思考的一部分：當其他敘事或經濟環境出現突變時，它可能以新形式捲土重來，放大景氣末段的股市下跌與信心下滑。

• 政策制定者可從不動產泡沫敘事與股市崩盤敘事中學到：在經濟轉折點，真正具有分析價值的是「看見頭條與統計數字背後的故事」。
• 重複出現、但帶有突變的故事，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過去的故事與傳說，就是下一次繁榮或崩盤的劇本。
• Shiller 預告接下來的兩章（Ch.17、Ch.18）將處理「使人憤怒並驅動反擊」的經濟敘事——對企業的憤怒（Ch.17）與對勞工的憤怒（Ch.18），這些憤怒可能顯著改變經濟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