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檢視了五位代表性神學家的詮釋策略之後，海斯在本章提出自己的規範性方案——一套具體的方法論指引，說明新約聖經應當如何在基督教倫理的建構中發揮作用。本章是全書第三部分的高潮，也為第四部分的實踐案例奠定方法論基礎。

概要說明與省思#

描述與綜合的任務：比較與方案#

海斯從五位學者的比較中得出幾項核心結論：

關於釋經的嚴謹度：

• 一位認真研讀新約經文的神學家，比僅僅隨意或表面引用經文的學者，更可能產出令人信服的倫理成果。
• 嚴謹的釋經是新約倫理學的基本要求（sine qua non）。在這方面，巴特、尤達和費蘭札比尼布爾和侯活士更值得效法。

關於正典的廣度：

• 那些試圖聆聽整個正典見證的神學家，比只根據有限經文建構立場的學者，站在更穩固的神學基礎上。
• 巴特和尤達在這方面最為出色。費蘭札雖然處理了廣泛的正典素材，但她的實際運用是高度選擇性的。

關於焦點意象的運用：

海斯重申他在第二部分提出的三個焦點意象——群體、十架、新造——作為整合新約倫理見證的核心透鏡，並以此評估五位學者：

• 巴特、尤達和侯活士最充分地呈現了這三個意象的整體面貌（儘管侯活士在巴特的處理中，群體意象的強調不如在其他作品中那麼明顯）。
• 尼布爾嚴重忽略了群體意象，並將十架扭曲為「不可能的理想」的象徵。
• 費蘭札幾乎完全忽略了十架意象，這是她倫理學中最嚴重的缺失之一。

新約倫理學必須在三個焦點意象之間保持平衡。 任何偏廢其一的倫理學都會產生嚴重的詮釋扭曲——正如尼布爾忽略群體導致他的倫理學個人主義化，費蘭札忽略十架則導致她的倫理學失去基督論根基。

詮釋的任務：比較與方案#

關於訴諸經文的模式：

• 尼布爾偏重原則；巴特偏重規條（但理解為活潑的神的命令）；尤達偏重典範；侯活士偏重象徵世界；費蘭札偏重開放性的典範（原型）。
• 新約本身包含所有四種模式的素材。忠於新約的倫理學應尊重經文說話的模式，而非將所有經文強行歸入單一模式。

海斯由此提出一項規範性原則：

新約經文必須按照其說話的模式被賦予權威。 詮釋者不應將敘事轉為律法，也不應將規條轉為原則。四種模式都是合理且必要的，我們不應以一種模式來否定另一種模式的見證。

然而，海斯進一步指出，新約的基本形式是故事——四卷福音書透過敘事呈現耶穌的形象，使徒行傳述說初代教會的故事，啟示錄提供宏大的象徵敘事。因此，典範式的運用模式在新約倫理學中具有某種優先性，敘事經文是規範性倫理的根本資源。

關於額外權威來源：

海斯提出一項最低限度的規範性原則：聖經以外的權威來源與新約之間是詮釋性的關係；它們不是獨立的、對等的權威來源。 換言之，聖經的觀點享有優先地位，傳統、理性和經驗在倫理判斷中的角色是輔助性的、從屬的。

以隱喻方式進行倫理判斷（Moral Judgment As Metaphor-Making）#

海斯提出了本書最具原創性的方法論概念之一：新約倫理學本質上是一種隱喻創造的活動。

為何是隱喻？#

• 要「理解」任何文本，就是要發現文本的世界與我們所知的世界之間的類比（analogies）。閱讀本身就是一種基本的類比想像力的運用。
• 當我們宣稱某個文本是「聖經」時，我們就承諾了一項更大的計畫：不僅發現類比，還要塑造群體的生活，使經文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之間的類比變得可見。
• 因此，每當我們訴諸新約的權威，我們就必然地在從事隱喻創造——將群體的生活想像性地置於經文所描繪的世界中。

為何不能分離「永恆真理」與「文化外殼」？#

一種常見的詮釋策略是試圖從新約中剝離「永恆的真理」，拋棄「文化制約的外殼」。海斯認為這種策略在根本上是錯誤且不可能的：

• 新約的每一個元素都是在特定文化中產生的——包括最基本的神學宣告（如「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都深深嵌入第一世紀猶太末世論的特定象徵世界中。
• 試圖蒸餾出「無時間性的真理」，實質上是啟蒙運動的康德式形上學遺產，與基督教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神學相矛盾——真理是在特定的人、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被賜予我們的。
• 因此，我們的詮釋學必須珍視新約經文的特殊性和文化具體性，而非企圖超越它們。

隱喻的力量在於它將兩個不相干的語義領域「不和諧地並置」，使我們以全新的方式感知現實。例如，約翰福音中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糧」（約六 51），這個隱喻震撼讀者，迫使他們面對「道成肉身」的醜聞。新約倫理學也是如此——當我們將初代教會的故事與我們群體的處境並置時，產生的隱喻張力正是轉化的開始。

教會是聖經的具體隱喻（The Church As Embodied Metaphor）#

隱喻創造的最終目標不僅是知性的理解，而是群體生活的轉化。

教會作為「活的隱喻」#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你們就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林後三 3）。這個驚人的宣告意味著：

• 教會本身就是經文的一種詮釋——群體的存在就是福音的一封信。
• 經文塑造群體，群體又反過來照亮經文的意義。這是一個辯證性的詮釋循環。
• 因此，對新約的正確解讀只發生在道被具體實踐的地方——離開了群體的「演出」（performance），經文的全部意義便無法被把握。

詮釋作為群體實踐#

• 聖經的詮釋不能由孤立的個人完成；道的實踐本質上是群體性的活動。正如拉許（Lash）所說：「聖經的演出就是教會的生命。」
• 這並非否認個人的理解，而是強調個人的理解必須在群體的辨識和實踐中被檢驗、豐富和修正。
• 新約本身反覆堅持這一點：知識來自於順服和轉化。「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1-2）。

最關鍵的詮釋學任務，是建立一群願意在聖道之下生活的群體。因為在我們看見經文被活出來之前，我們無法真正開始理解它的意義。在我們看見神的大能在我們中間運行之前，我們不知道我們正在閱讀的是什麼。

舊約在新約倫理學上的角色#

舊約並未被排除#

有讀者可能擔心本書聚焦於新約，是否意味著將舊約從基督教倫理中功能性地排除？海斯明確否認這一點，並提出三個層面的論述：

（一）新約中的舊約聲音#

新約文獻本身就深深扎根於以色列的聖經中——保羅大量引用舊約，福音書不斷回溯摩西和先知的傳統。脫離舊約，新約就無法被正確理解。

（二）舊約作為群體、十架、新造的根基#

• 群體：耶穌揀選十二門徒，象徵重建以色列十二支派。教會對群體的理解，離不開舊約中盟約選民的概念。
• 新造：新約的新造盼望直接源自舊約先知傳統，特別是以賽亞書六十五 17-18 的「新天新地」異象。啟示錄的新耶路撒冷也完全以舊約意象為建材。
• 十架：十架在舊約中的根基較為間接——耶穌之死只有透過舊約的回顧性詮釋（如逾越節的羔羊、以賽亞的受苦僕人、贖罪日的祭牲）才能被理解為「照聖經所說」的事件。然而，十架作為倫理的範式，是新約的獨特貢獻。

（三）新約作為閱讀舊約的透鏡#

在基督教正典中，新約具有特殊的詮釋功能——它重新定義了門徒對舊約的理解。例如：

• 舊約單獨來看，可以被用來支持武裝暴力；但新約透過十架徹底重新定義了順服的含義，使耶穌的門徒不能再拿起刀劍。
• 啟示錄藉由宣告「被殺的羔羊」贏得了宇宙性的勝利，顛覆了舊約聖戰傳統的字面意義。

處理新約倫理學時，不能將舊約簡單地塞入一個獨立的格子。舊約滲透了整個新約，因為新約的神學範疇和意象都深深汲取自舊約。唯一正確的做法是：將新約經文連同它們的舊約背景一起閱讀。

總結：提出新約倫理學治學的引導綱領#

在本章的結尾，海斯將前述所有規範性方案濃縮為十項具體指引：

1. 嚴謹的釋經是基本要求。 用於倫理論證的經文，必須在其歷史和文學脈絡中被盡可能充分地理解。
   • 附則：新約經文必須連同其舊約背景一起閱讀。
2. 我們必須努力聆聽正典中全部範圍的見證。
3. 正典內部的實質張力應被公開承認。
4. 我們對新約正典的綜合解讀，必須透過三個焦點意象——群體、十架、新造——的持續運用來保持平衡。
5. 新約經文必須按照其說話的模式（規條、原則、典範、象徵世界）被賦予權威。
   • 附則一：四種模式都是合理且必要的。不應以一種模式來否定另一種模式的見證。
   • 附則二：新約根本上是關於神救贖行動的故事；因此，典範模式具有詮釋學上的優先性，敘事經文是規範性倫理的根本資源。
6. 聖經以外的權威來源與新約之間是詮釋性的關係；它們不是獨立的、對等的權威來源。
7. 不可能從新約中分離出「永恆真理」與「文化制約的元素」；因此，每當我們訴諸新約的權威，我們就必然地在從事隱喻創造。
8. 在規範性倫理中使用新約，需要想像力的整合行動——每當我們訴諸新約的權威，我們就在從事隱喻創造，將群體的生活想像性地置於經文所描繪的世界中。
9. 對新約的正確解讀只發生在道被具體實踐的地方。
10. 對聖經以外權威來源的位階原則：聖經享有詮釋學上的首要地位（hermeneutical primacy）——傳統、理性和經驗必須在聖經的光照下被評估和修正，而非反過來。

海斯承認，並非所有讀者都會認同這十項指引中的每一項——特別是第 4、5、7、9 項可能引發較大爭議。然而，他挑戰那些不同意的人提出同等清晰的替代方法論。在第四部分中，海斯將以這些指引為框架，具體處理暴力、離婚、同性戀、反猶太主義和墮胎等倫理議題，展示這套方法論的實際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