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人故事出發#
艾爾曼（Bart D. Ehrman）以自身三十年的學思歷程作為全書開場。本書談的是新約古抄本，以及抄寫者（scribes）如何複製並更動經文，但他堅持先讓讀者了解這個主題為何對他而言「在情感與思想上都至關重要」。沒有這段個人脈絡，外人可能會覺得「古抄本之間的差異」是冷僻、技術性的問題；對艾爾曼來說，這些差異卻徹底改變了他對聖經、信仰乃至自己的理解。
全書獻給艾爾曼的恩師梅茨格（Bruce M. Metzger），普林斯頓神學院新約文本學泰斗。
從聖公會到「重生」基督徒#
艾爾曼的成長環境並不特別宗教化：
- 1950 年代中期生於美國中部，家中是一般的聖公會（Episcopal）家庭
- 教會強調禮儀與社會責任，但聖經並非中心
- 高中二年級時參加 Campus Life Youth for Christ 的活動，經歷「重生」（born-again）體驗
- 自此將自己視為「真正的」基督徒，與只是按部就班上教堂的人區分開來
這次轉變把他帶上一條長達三十年、最終卻通向另一個出口的信仰之路。
進入基要派的核心：穆迪聖經學院#
1973 年起，艾爾曼進入芝加哥的穆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就讀。
- 主修聖經神學，所有教師與學生都必須簽署立場聲明
- 學院的核心立場：聖經是上帝逐字默示（verbal, plenary inspiration）的無誤之言
- 任何其他觀點都被視為錯誤甚至異端
但這套立場一開始就埋下了內在矛盾——課堂上同時教導：我們手上根本沒有新約原稿，只有許多年後抄寫者所留下、且彼此互異的抄本。
對多數同學而言，這個事實只是擱置不論的小問題；對艾爾曼來說，卻成了揮之不去的核心難題：如果上帝默示的是「原文」，但原文已不可見，那麼默示之說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意義？這成為他日後投入文本鑑別學（textual criticism）的起點。
惠頓學院與普林斯頓：信仰的鬆動#
從穆迪畢業後，艾爾曼選擇先到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完成學士學位，再到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追隨梅茨格深造。途中發生了三件關鍵的事：
- 學會希臘文讓他驚覺，若聖經的完整意義只能透過希臘文（與希伯來文）才能掌握，那麼「逐字默示」實際上只服務於少數懂古語的學者。
- 越深入抄本研究，他越意識到我們手上的抄本之間差異多達數萬處，「沒有原稿」並非邊緣問題。
- 馬可福音 2 章作業事件：他為了調和馬可在「亞比亞他作大祭司」（Mark 2:26）一句中與舊約（撒上 21:1–6）的衝突，寫了一篇曲折的辯護論文，教授 Cullen Story 只回了一句：「也許馬可只是寫錯了。」
這句話像把一道閘門打開——若馬可可以在小事上出錯，那為什麼不能在更大的差異（受難日期、加利利往返路線、保羅歸主後行程等）上也出錯？無誤論的整個基礎隨之鬆動。
從「無誤之書」到「人寫的書」#
艾爾曼最終放棄了逐字默示與聖經無誤的信念，轉而把聖經視為一本人寫的書：
- 不同作者、不同時代、不同處境，為了不同需要寫成
- 馬可不等於路加，約翰不同於馬太，保羅與雅各也彼此不同
- 每位作者都帶著自己的觀點、神學與動機，必須各自被聆聽
艾爾曼以林賽（Hal Lindsey）的《晚期大行星地球》（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和《末日迷蹤》（Left Behind）為例：這類字面主義的末世解讀預測 1988 年前世界末日，結果並未發生，正說明把聖經當「無誤的未來藍圖」會走向荒謬。
他並未因此貶低聖經，反而把它與依納爵、革利免、巴拿巴，以及約瑟夫斯（Josephus）、琉善（Lucian of Samosata）、普魯塔克（Plutarch）等同時代作品並列，視為值得認真理解的人類思想遺產。
為何要寫這本書#
艾爾曼指出，文本鑑別學在學界已有三百多年歷史，但幾乎沒有寫給一般讀者的書。這成為他寫作本書的動機。
- 寫給對希臘文一無所知、不知道新約「文本問題」存在的一般讀者
- 介紹抄寫者如何更動經文、學者如何辨識這些更動
- 介紹學者如何重建出最接近原文的版本
- 同時也是一本個人之書——是他三十年學思之旅的成果
「也許，對其他人而言，這也能成為他們自己一段旅程的一部分。」——艾爾曼以這句話結束導論，邀請讀者一同進入新約抄本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