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領域的邀約#

1994–95 年塞勒在 MIT Sloan 擔任訪問教授期間，接到經濟學家 Orley Ashenfelter 的電話，邀請他在會議上發表行為經濟學在法律領域的應用：「我們需要一點你那種怪經濟學（wackonomics）。」塞勒對法律陌生，於是找上同樣參加過行為經濟學夏令營的 Christine Jolls。

• Christine 剛拿到 MIT 經濟學博士與哈佛法學位，將任教於哈佛法學院。
• 抵達芝加哥後，塞勒結識法學院的桑斯坦（Cass Sunstein），這位「法學界的搖滾巨星」加入後，三人組合「就像在你的街頭足球隊裡加進梅西（Lionel Messi）」。
• 三人很快寫成〈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一文，全長 76 頁、220 個註腳。

經濟學期刊只准一稿一投，但法學評論允許多刊同時投稿。論文被 Stanford Law Review 接受後，塞勒提議找法律與經濟學陣營的代表人物撰寫評論並同期刊出，以引發辯論。

與波斯納正面交鋒#

最合適的批評者人選是波斯納（Richard Posner）——現代法律與經濟學的奠基者、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產量驚人。經濟學家 Robert Solow 形容：「波斯納寫作就像別人呼吸。」

在芝加哥法學院的研討會前一天，波斯納寄來多頁單行間距的評論信，措辭嚴厲且情緒化。會議當天，塞勒主講，Christine 與 Cass 在旁「隨時可能躲到桌底下」。

塞勒舉了一個說明性的例子：

• 芝加哥警局把停車違規通知從擋風玻璃改貼到駕駛側車窗，並用亮橘色紙印製。
• 這雖未改變實際被開單機率，卻提升了主觀被抓機率，幾乎無成本地嚇阻違停。
• 這違反了法律與經濟學的標準假設：人對被抓機率有正確認知，並據此理性計算犯罪的得失。

這個例子後來成為「推力（nudge）」概念的原型。

波斯納沉默五分鐘後爆發，質問為什麼忽略演化論——難道演化不能解釋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拒絕小額提案、忽略沉沒成本（sunk costs）等「認知小毛病」嗎？塞勒回應：

• 接受演化論為真，並不代表它必須在經濟分析中佔顯著位置。
• 我們知道人會損失趨避（loss averse），不需要知道其演化解釋。
• 重點是：除非把模型改成「人會在意沉沒成本」，否則模型預測就會失準。

波斯納大喊「你完全不科學！」塞勒只是微笑說「好喔」，繼續往下講。

寇斯定理的真實檢驗#

最大的爭論是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寇斯（Ronald Coase）長期任教於芝加哥法學院，他的定理可簡述為：

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資源會流向其最高價值用途。

塞勒以室友 Alexa 與 Julia 的例子說明：

• Alexa 想放大聲音樂，Julia 想要安靜。
• 不論宿舍管理員把權利判給哪一方，結果取決於誰對該活動的評價較高，而不是初始的權利分配。

但塞勒指出寇斯本人也說「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假設」。他用馬克杯實驗反駁：

• 代幣（token）階段：每人代幣可換不同金額現金，市場運作完美，資源流向最高價值者。
• 馬克杯階段：隨機發給一半人馬克杯，理論預測約一半會交易，但實際交易量遠低於此。
• 原因是賦予效應（endowment effect）：拿到杯子的人對杯子的估值約為沒拿到者的兩倍。

在法律與經濟學研討會質疑寇斯定理，等同叛國大罪。

經濟學家 John Lott 替妻子追問：「能不能把賦予效應本身稱為一種交易成本？」塞勒對此感到震驚——交易成本應是「進行交易的成本」，而不是「想不想交易」。若可隨意把偏好重新標籤為「成本」以保全標準理論，那理論就既不可檢驗也毫無價值。塞勒轉向波斯納問他是否同意自己不是房間裡最不科學的人，波斯納笑著點頭。

自費版最後通牒賽局#

塞勒在論文中嵌入一項新實驗：請學生帶 5 美元到課堂進行 10 美元的最後通牒賽局。

• 經濟學家可能預期：自費的學生會更認真、更接近理性。
• 結果相反：回應者（Responder）的最低要求金額從過去實驗的平均 1.94 美元，跳升到 MIT MBA 3.21 美元、芝加哥 MBA 3.73 美元、芝加哥法學院 3.35 美元。
• 許多回應者要求拿回全部 5 美元。

把實驗變得更「真實」，反而讓人更不像追求自利收入極大化的 Econ。

塞勒以自家後院柳樹的故事說明寇斯定理在現實中為何失靈：他不願花一個月薪水砍樹，但向鄰居提議若對方在意可自費處理。鄰居認為這是「聽過最荒唐的提議」，當場甩門。憤怒會讓人拒絕任何協商。

反–反父權主義#

論文最具煽動性的部分留在最後：父權主義（paternalism）。芝加哥學派的核心信念是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人會做出比任何人替他做的更好的選擇。

• 三位作者用桑斯坦發明的「反–反父權主義（anti-antipaternalism）」雙重否定，刻意溫和地切入。
• 他們不主張積極推動父權，但反對「不可能幫任何人做更好決定」這種反射式主張。
• 同時強調：政府官僚也是 Human，同樣受偏誤影響。

即使作者一再聲明官僚也會犯錯，仍不斷被指控忽視這一點。

研討會結束後，三人撤退到教師俱樂部：Christine 點葡萄酒，塞勒點雙份蘇格蘭威士忌，桑斯坦則點三杯健怡可樂——這是他最強的「靈藥」。他們沒能說服任何核心成員，但確認論文必將激起波瀾。

後記#

塞勒承認無法量化論文的影響，但今日已有 800 頁的《Oxford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Law》。UCLA 法學教授 Russell Korobkin 宣告勝利：「把法律規則的經濟分析從嚴格理性選擇假設的緊身衣中解放出來的戰役，已經贏了。」塞勒因擔心過度自信不願宣告「任務達成」，但確實可以宣告「任務已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