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對決#
1985 年 10 月，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兩位教授——心理學家霍格斯（Robin Hogarth）與經濟學家瑞德（Mel Reder）——召集了一場理性派與行為派的對話會議，地點正是傳統經濟學的大本營。
- 主場優勢明顯，理性派被視為強勢一方
- 行為派陣容：賽門（Herb Simon）、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康納曼（Danny Kahneman），加上經濟理論大師艾羅（Kenneth Arrow）
- 年輕一輩的行為派只是擔任討論人：希勒（Robert Shiller）、澤克豪瑟（Richard Zeckhauser）、塞勒（Richard Thaler）
- 理性派由芝加哥本地的盧卡斯（Robert Lucas）與米勒（Merton Miller）領軍，法馬（Eugene Fama）與羅森（Sherwin Rosen）擔任主持
亞洲疾病問題#
特沃斯基與康納曼為這場會議特別寫了一篇新論文，呈現著名的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
同一問題以不同方式描述（用「救活多少人」或「死亡多少人」），人們的偏好就會反轉，這違反了基本理性公理。
- 同樣的選項以正面（救人）或負面（死亡）的方式描述，受試者偏好會反轉
- 對醫師群體做相同實驗，結果一樣
- 這對理性派而言相當難堪——Econ（經濟人）不該如此「失序」
康納曼接著報告了公平（fairness）相關研究，包括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與獨裁者賽局（Dictator Game），但這些結果並未獲得認同。
艾羅的關鍵發言#
讓塞勒最受啟發的，是艾羅的演講。
艾羅的核心論點：理性（即最佳化）既非做出好經濟理論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
- 非必要：許多嚴謹的形式理論可以建立在非理性行為上，例如以「習慣」為基礎的消費者理論——價格變動後，消費者選擇最接近原本消費組合且能負擔的方案
- 非充分：要從理性推出實用結果，必須加上輔助假設（例如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效用函數），但這些假設明顯不符事實
- 經濟理論家花數月推導最佳解，卻假設模型中的行為者也能瞬間解開同樣的問題——艾羅形容這是「科學分析把科學行為加諸研究對象身上」
艾羅最後表態接受賽門「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洞見。
塞勒的「會議手冊」#
塞勒被指派評論賽門、康納曼與特沃斯基、艾因霍恩（Hillel Einhorn）與霍格斯三組論文。他大致認同這些作者的觀點，因此另闢蹊徑。
- 模仿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諷刺短文〈會議手冊〉（The Conference Handbook）
- 編了一份「心理學與經濟學會議手冊」，預先列出聽演講時常見的吐槽：
- 「賭注夠大時，人們就會做對」
- 「在真實世界裡，人們會學習並避免錯誤」
- 「加總起來，誤差會互相抵銷」
- 並用兩個「都錯」的命題作結：
- 「理性模型無用」——錯
- 「所有行為都是理性的」——錯
用幽默化解尷尬——讓聽眾發笑時，他們更願意包容你的觀點。連史蒂格勒本人都向他比了讚。
米勒談股利之謎#
第二天 MIT 的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消息傳來，與他長期合作的米勒不免百感交集（後來米勒在五年後也得獎）。
- 米勒當天的講題針對謝弗林（Hersh Shefrin）與史塔特曼（Meir Statman）的行為財務論文
- 該論文嘗試解釋一個尷尬事實：在當時美國稅制下（股利稅率高達 50%，資本利得稅僅 25%），公司不應發放股利，但多數大企業卻照發
- 謝弗林與史塔特曼以自我控制與**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為解：退休族喜歡把現金流歸類為「收入」，這樣花用時不會內疚
米勒講稿中的矛盾：他大半篇幅在解釋為何標準理論預測公司不應發股利，又承認最佳的股利決策模型（林特納模型）本質上是「行為的」，但最後仍堅持理性模型「並未死亡」。
米勒甚至寫道：投資組合背後常有「家族企業、家族爭吵、遺產、離婚協議」等故事，「我們在建模時抽離這些故事，不是因為它們不有趣，而是因為它們太有趣，會讓我們分心」。
希勒的回應#
最後一場由法馬主持，米勒與克萊頓（Allan Kleidon）兩位都站在理性派一方，希勒被迫在沒有機會完整呈現自己研究下擔任評論者。
- 希勒引用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模型回應
- 他並不主張「拋棄理性預期換上大眾心理學」，而是把行為延伸視為對效率市場模型的強化
- 把效率市場模型當成「極端特例」來教，再進入更貼近真實的模型，反而更有說服力
這場辯論在當天兩派人馬都自認獲勝，但行為財金與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之間的對話從此正式開打，延續至今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