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盡辦法留在史丹佛#

1977 年春天，我得知一個消息：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即將到史丹佛訪問一整個學年。羅森（Sherwin Rosen）也邀我那年夏天到史丹佛繼續做「生命價值」的研究——我絕不能在他們抵達前就離開。

於是我利用春假飛到加州，一邊找夏天的住處，一邊到處遊說想擠進史丹佛的訪問位置。原本沒人理我，眼看就要放棄時，遇到了在 NBER 主持工作的健康經濟學家 Victor Fuchs。

• 我把清單（The List）、捷思與偏誤、展望理論、以及即將到來的「以色列雙神」全部講給他聽。
• 他可能是被勾起興趣、也可能只是同情我，把我加進他的研究計畫經費，先支應到秋季學期。
• 後來這份資助延長到隔年夏天，讓我得以完整待在史丹佛這段關鍵時期。

6 月，全家一路慢慢開車橫越美國西進，沿途逛國家公園。在公路上腦袋無事可做，正好胡思亂想各種「心理學 × 經濟學」的問題。例如：要開 300 英里時，從 60 mph 提速到 70 mph 能省 43 分鐘，似乎值得冒被開罰單的風險；但只剩 30 英里時，提速只能省 4.3 分鐘。所以我應該隨距離縮短逐步減速嗎？這顯然不對——畢竟明天還是要開車。看來該有一致的車速策略。把這個也丟進清單裡。

與兩位偶像同處一山#

夏末，卡尼曼與特沃斯基的「心理學家家族」全到了史丹佛：

• 特沃斯基與妻子 Barbara 訪問心理系。
• 卡尼曼與未來的伴侶——著名心理學家 Anne Treisman——訪問位於山上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就在 NBER 上方。

Victor Fuchs 安排了我與兩人的第一次午餐。我記不清細節，只記得自己異常緊張，全靠 Victor 撐場面。但這頓飯給了我一個通行證——之後可以走上山去敲卡尼曼的門。特沃斯基的辦公室在校園另一端太遠，但中心的電話系統爛到走路上山反而比較快。

我有時會在他們合作寫展望理論最後版本時闖入：

• 卡尼曼坐在鍵盤前，兩人逐字逐句地討論、爭辯。
• 他們的對話在希伯來文和英文間瞬間切換、毫無轉場。
• 「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這類專有名詞他們沒造希伯來文版本，這時自然會切回英文；但反方向的切換，我至今沒找到規律。

多數學者最享受研究的初想階段，做實驗也還算有趣，但很少人喜歡寫作。學界甚至把「文筆乏味」當作嚴肅的象徵——文采好被視為不夠正經。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寫得吃力，前後反覆磨稿好幾個月，但成品出乎意料地清晰，這要歸功於特沃斯基那句口頭禪：「把它弄對（getting it right）」。

假設性問題到底能不能用？#

我和卡尼曼開始有事沒事在山上散步。兩人對彼此的領域同樣陌生又好奇，這成了一場互相補課的訓練。

最大的衝突點之一是：能不能信任「假設性問題（hypothetical questions）」的答案？

•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幾乎所有的研究都仰賴這種情境題，例如：「假設你又多了 400 元，現在請在『確定損失 200 元』與『50% 機率損失 400、50% 機率不損失』之間選擇。」
• 他們的工作方法是：自己先試做這些情境題，若兩人答案一致就先假定別人也會這樣選，再用學生實際測一次。
• 但經濟學家不買單。經濟學家認為「人說自己會怎麼做」並不可靠，必須觀察「人實際上怎麼做」。

經濟學家的不信任有其道理：要做出「真實會損失大筆金錢」的實驗極其困難——受試者不會願意參加，倫理審查委員也不會通過。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在展望理論論文中為此辯護：當受試者能合理預測自己在真實情境下的選擇、且沒有偽裝偏好的動機時，假設性問題就是研究大量理論議題最簡單可行的方法。

這個方法日後因為在許多高風險情境（個人投資、遊戲節目選手等）都得到驗證，而逐漸被經濟學界接受。但若不允許用假設性問題，根本不會有人從這個切角發現這些行為的細微差別。

對我而言，這是一種解放：

• 在此之前，我清單上的例子都只是「思想實驗」。
• 我天真地以為，只要把場景拋出來，讀者自然會承認這種行為存在。
• 現在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問人問題、用答案佐證。
• 幾年後，卡尼曼與特沃斯基甚至把我清單上的「時鐘收音機 vs 電視」例子改寫成「夾克 vs 計算機」實際拿去問人，得到的數據完全支持我原本的猜測：人更願意為了便宜商品開十分鐘的車省 10 美元。

我該成為實驗經濟學家嗎？#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做實驗，那我是不是也該做實驗？我於是去拜會了當時實驗經濟學的兩位開創者：

• Vernon Smith（亞利桑那大學）：我先飛去 Tucson 找他。他主張「誘導價值法（induced value methodology）」——不交易真實商品，而是發給每個受試者一張代幣，每人對代幣有實驗者預先指定的私人價值（例如 8 美元 vs 4 美元），市場結束時按持有狀況結算。這方法能漂亮檢驗供需理論，但我有疑慮：到店裡買 49 美元的夾克時，沒人會告訴你「你願意付多少錢」，這個價值是由你自己根據各種雜訊（標籤價、本月已花多少錢、剛拿到退稅）決定的。多年後我把代幣換成咖啡馬克杯，這個疑慮才得到正式檢驗。
• Charlie Plott（加州理工學院）：我把一趟迪士尼樂園家庭旅行順道擴展到 Caltech 拜訪他。他用「風洞」比喻自己的工作——並不只是想「證明經濟學原理在實驗室成立」，而是更感興趣於「改變市場規則時會發生什麼」。

兩位前輩都既友善又令人敬重，但我並不打算只做實驗經濟學家：

• 我想研究的是「行為」，方法該服務問題、而不是反過來。
• 該做實驗時做實驗，可以問問題時就問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觀察人在自然情境中的行為——只要我想得出辦法的話。

All in：從羅徹斯特出走#

在史丹佛的這一年，我下定決心要「全心投入」這個新領域。羅徹斯特大學的資深教授都深深扎根於傳統方法論，並不是適合我繼續下去的環境，於是我開始另尋出路。

學界面試的關鍵環節是工作坊報告：你選哪篇論文去講，等於宣告自己想往哪裡走。

• 安全做法是繼續講「生命的價值」這個已有名氣的題目。
• 但我刻意選了一篇關於「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論文去講——腰果、誘惑與經濟學全都搬上桌。
• 邏輯很簡單：能在聽完那篇論文後還願意聘我的學校，至少對接下來會冒出來的「異端思想」有一定包容度。

最後 Cornell 與 Duke 都給了我 offer，我選擇 Cornell——下一站，沿著九十英里的路南下，遠離羅徹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