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st

黑板上的清單#

買入價與賣出價的差距，讓我的腦袋停不下來：人類還有哪些行為，是與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模型背道而馳的？一旦我開始留意，例子多到我直接在辦公室的黑板上列出一張清單。這份清單記錄了身邊朋友的各種行為：

Jeffrey 與籃球賽：我們拿到兩張免費球票，到水牛城開車要一個半小時。比賽當天遇上大風雪，我們決定不去。Jeffrey 卻說：「如果這票是我們自己花大錢買的，我們就會冒著暴風雪硬開過去。」
Stanley 與草坪：他每週末自己除草，導致嚴重的花粉熱。我問他為何不花 10 美元請鄰家小孩代勞，他說捨不得。我又問他願不願意為了 20 美元去幫鄰居除草，他斷然拒絕。
Linnea 的兩次購物：她要買一台 45 美元的時鐘收音機，店員告訴她另一家分店同款只賣 35 美元，但要開車十分鐘。她去了。另一次她要買一台 495 美元的電視機，被告知另一家店賣 485 美元、同樣開車十分鐘——她大概不會去。
Lee 的喀什米爾毛衣：他在店裡看過一件昂貴的喀什米爾毛衣，覺得自己買太奢侈，沒買。聖誕節太太送了他這件當禮物，他樂壞了。但這對夫妻共用家庭資金，毛衣的錢終究來自同一個帳戶。
腰果碗的故事：朋友來家裡作客，等烤箱裡的菜時，我端出一大碗腰果。大家五分鐘吃掉一半，眼看晚餐胃口不保。我把腰果收回廚房，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明明選項變少了。

Jeffrey 違反了「沉沒成本（sunk cost）應該被忽略」的原則：票是否花錢買的，不該影響我們今晚要不要冒風雪上路。
Stanley 違反了「買價與賣價應該相近」的原則：他不願花 10 美元請人除草，卻也不願收 20 美元幫別人除草，這意味著他對「除一次草」的估值在不同情境下完全不同。
Linnea 對同樣的「省 10 美元、花 10 分鐘」做出相反的決定，說明她對自己的時間沒有一致的估值。
Lee 對「家庭花錢」與「另一半自作主張花錢」的感受不同，但錢還是同樣那筆錢。
收走腰果碗讓大家更開心——但對 Econ 而言，「選項愈多愈好」，去掉選項應該讓人變差。

我盯著這張清單看了很久，不斷加上新項目，但完全不知道能拿它幹嘛。「人類做的蠢事」實在不像一篇學術論文該有的標題。

1976 年夏天，我和羅森（Sherwin Rosen）到加州蒙特利附近開一場討論「生命價值」的會議。這場會議對我來說的重點不是議程，而是兩位心理學家：費希巴赫（Baruch Fischhoff）與斯洛維克（Paul Slovic）。我從沒在學界遇過這種背景的人，像是發現了新物種。

送費希巴赫去機場的路上，他告訴我他在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念心理學博士，導師是兩位我從沒聽過的人——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

費希巴赫建議我讀讀他兩位導師的東西。回到羅徹斯特，我跑到圖書館一個我從沒踏進過的區域，從那篇登在《Science》上的綜述讀起：〈不確定性下的判斷：捷思與偏誤〉。

三十分鐘把那篇讀完，我的人生從此不同。

論文的核心想法簡潔而優雅：

人類的時間與腦力有限，所以會用簡單的「捷思（heuristic）」——也就是經驗法則——來做判斷。
例子：「可得性（availability）」捷思——我們用「能想到多少例子」來估計事件的頻率。
這在多數情況下管用，但當「想到的容易度」與「實際頻率」脫鉤時就會出錯。例如 Dhruv 這個名字，在多數國家不常見，但在印度極為普遍，從全球角度看其實非常常見。

最震撼我的是這句話：使用捷思會讓人犯下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able errors）——這就是「捷思與偏誤」的標題由來。

在卡尼曼與特沃斯基之前，賽門（Herbert Simon）提出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意思是人的認知能力不足以解開複雜問題。賽門拿了諾貝爾獎，但對主流經濟學界的影響其實有限。原因是：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揮舞的是一面紅旗：這些錯誤不是隨機的。

對我來說，清單上的每一個例子，其實都是某種系統性偏誤的具體展現。而且共通點在於：

那個下午我在圖書館坐了好幾個小時，把這兩人合寫的東西讀了個遍，離開時頭腦轟轟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