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安排？#

「那是個漆黑黝暗的夜晚，我好害怕。」柏格曼（Bergman）導演的影片《儀式》（The Rite）中，一位法官向神父告解道。這正是破碎的二十世紀中多數人心聲的代表，對著變幻莫測的人生，喊出他們的恐懼、緘默和孤寂。在他另一部名為《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的影片中，一個搜尋人生與死亡意義的角色說：「我們將我們的懼怕當作偶像，而將它稱之為神。」

柏格曼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不相信有一位恩慈、與世界互動的神，只看到世事物換星移般的流轉，卻無法辨識其中的意義或模式。他們已與肉眼看不見之神的手脫節，甚或從未想要去抓住那隻手。可是那位神卻是統管且計畫萬有的神，惟有從祂所制定的目的中，才能給個人和世界歷史帶來意義。

相對的，由佚名作者所寫的路得記，其中主要的角色卻深信有神安排這回事（這是基督徒對神在世上一切作為的總稱）。這故事發生在「當士師秉政的時候」，稍後將會看到那是個「漆黑、令人害怕」的時期，人們對神的信心受到威脅。然而，在信心受到挑戰的環境中，作者仍鼓勵他的讀者（包括我們在內），要堅信「有神安排」這事，且喜樂地活在祂毫無差錯的安排中。

在仔細查考路得記之前，讓我們先提醒自己：基督徒所謂的「神的安排」究竟是什麼意思，以及在現今世代裡，這樣的信心會面臨哪些難處。

「神的安排」是什麼意思#

早一個世代的基督徒對「神的安排」之意義，曾有如下的經典描述：

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按著祂無誤的預知能力和自由、永不改變的旨意，以祂最聰慧、聖潔的安排，扶持、引導、布署和掌管從最大至最小的生物，以及他們的活動和事務。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頌讚祂榮耀的智慧、權柄、公義、良善和憐憫。

套用現代語氣來說，基督徒相信神不僅創造世界，也扶持和掌管祂的世界；被祂所造的我們，「生命、氣息和萬物」都需仰仗祂才得以繼續。

要理解路得記，把幾組區分弄清楚會有莫大助益：

• 創造與扶持：神不僅造了世界，也持續托住宇宙的秩序，並在其中做改變和發展。
• 普通安排與特殊安排：前者指「在不需要神特別旨意介入之下，由自然律來掌管宇宙的運行」；後者則指信神之人視為神特別作為的特殊事件。
• 「神的安排」與「神蹟」：神蹟是違反自然律、不會重複發生的事件；「神的安排」則是「神引導或掌握自然界、人和歷史的軌跡」，並未摻入令科學家大惑不解的起因來改變自然界的正常運作。路得記採取的正是這個狹義定義。

相信「有神安排」，意味著體認到世界是由神所造、不能自主、具依附性的；神在這世上擁有至高主權，而人在神所定的疆界中有自由過負責任的生活。對基督徒而言，世界和歷史本身並沒有終極的意義，它們的意義來自與神和祂計畫的關係中。神與這世界的一切互動——揀選亞伯拉罕、在西乃山頒佈律法、差派基督道成肉身、為人釘死和復活、建立教會、賜下聖靈，以及現代基督徒的經歷——都與祂為這受造世界所定的全盤計畫相吻合。

這樣的神論觀點要避免幾種極端：

• 自然神論將神與祂的世界完全分開，認為祂是位上完發條就讓世界自生自滅的鐘錶匠。
• 泛神論則將神與祂所造之物混為一談。
• 也要反對「世界由偶然機會碰撞而成」的享樂主義，和「人被盲目命運之神轄制」的宿命堅忍主義。

基督徒相信一位永活、有位格、理性、聖潔和慈愛的造物主，祂全然超越、卻又與世界有親密關係，一直托住且掌管這世界。

若具有這種信念，人就有一個堅定的立場去了解世界：無論是國家全球的榮耀與悲劇，或個人日常家庭生活的喜樂與痛苦，其真正意義都必須從神的目的來看。人類的喜樂也因此更加豐饒——

「神的安排」告訴我們，神的確在那裡，祂關心、掌管且供給一切需要。對這樣一位神的信心貫穿在路得記的每一章中。

信心的挑戰#

二十世紀的生活充滿疏離、混淆和恐懼的壓力，對上述信心構成很大的威脅，或者說「有神安排」這基要真理已被忽視。紐曼（J. H. Newman）在一百年前說道：「聖經從首頁至末頁特別清楚說明的，就是有神安排這事，這也幾乎是英國基督徒惟一一致同意的基要真理」。現代人與這樣的態度真有天壤之別。

二十世紀不僅經歷兩次具殺傷性的世界大戰，並且面臨另一次大戰的威脅，許多末世的問題揚言要改變對「人」所下的定義。種種現象——普遍殺死腹中胎兒、要求墮胎時只談母親「權利」而不顧未出生嬰兒、倡導「死得有尊嚴」並阻止不正常嬰兒出生、上千萬人因西方強國的忽略而餓死路旁——都讓人懷疑基督徒傳統教導的真確性：人人寶貴，因為都是按「神的形像」所造。

進步的科技帶來雙面影響：避孕、生化醫學等技術一如其他好事可被濫用。媒體與「性自由」的壓力使性關係脫離了結合與生育、脫離了異性婚姻；科技應許我們能做越來越多的事，卻把「道德上是否行得通」置之不理；跨國公司的壟斷淹沒了對個人權益的關注；種族歧視則在許多地方爆發暴行。這些都不禁令人質問：「何為人？」

柏寇偉（G. C. Berkouwer）寫道：「二十世紀雖有長足的進步，可是仍然不是個充滿集中營、集體屠殺、戰爭、仇恨和攻擊人的價值的世紀嗎？」他接著正確地問：「主耶穌的福音對我們的世代具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嗎？教會有勇氣和權利在這無理性的世代傳講一位永活的神嗎？」許多人認為，從現代既有的證據來看，無神論是惟一合邏輯且可接受的結論。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挑出三個對「有神安排」這信念挑戰的特別因素：其他的神、切割的文化和邪惡的問題。

其他的神#

現代人的基本信念其實不僅是「不相信神的真實性」，更正確地說是相信「文化上普遍的無神論」。這世俗主義認為：人是自己的人生主宰，物質是一切價值的最終來源，人眼所能見的自然界就包括一切實體。人際關係以人為中心，可見之世界就是所有的世界——這就是現代人信心的特徵。「我們就喫喫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與此並肩而行的，是渴望在「漆黑、可怕的夜晚」找到生命意義。其他的神——人本主義、物質主義、自然主義——成了基督徒在了解「神的安排」上一個強大的挑戰。

切割的文化#

現代科學的進展、科學發展成科學主義（認為科學至上、是解答一切知識的鑰匙），以及現代科技的成就，導致許多人相信世上沒有神。「大自然」被貶低為「自然原因」，人們不用再為日用飲食禱告，只專注於增加農作物產量與糕餅店效率。然而愛迪生（J. Addison）相信，天上一望無際的穹蒼，「作為金光閃爍的架構，頌讚那位生命源頭的偉大造物主」；詩篇作者也說「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可是當人類對宇宙有了更多了解後，許多人不是更虔誠地敬拜神，而是越發懷疑神的存在。韋恩柏格（Steven Weinberg）在《最初三分鐘》（The First Three Minutes）的結論中寫道：「當我們越了解宇宙時，它反而越顯得無意義」。

我們的主流文化顯示，神與我們的思想生活和道德無關。甚至連基督徒也失去了「基督徒心態」，而以基督徒享樂主義（「凡是我喜歡的，一定是神的旨意」）或基督徒功利主義（「以行為帶來的『益處』來衡量神的旨意」）作為許多道德決定的基礎。

蘭納德主教（Bishop Leonard）在《神活著》（God Alive）中正確地寫道：「若說一般基督徒主要看重神對他現今生活有何助益，而不太顧及永生的事，這是一點都不誇張的說法……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完全在利用神，而不是敬拜和愛慕祂」。

在此情況下，會產生一種精神病形態的「切割」：生活的「宗教層面」與其他日常層面分割開來。這可見於與信仰客觀基礎脫節的神祕主觀宗教經歷，也可見於虔誠地從「邪惡世界」抽身退隱、躲進只有「屬靈」意義的「淨土」。敬虔主義雖尊重神所啟示的話，卻仍將屬靈生活與日常生活切割，這界線常是隨意或照傳統劃出的，與聖經教導背道而馳。這種把「屬靈」層面從歷史和科學裡切割出來的作法，威脅了有神安排的信念——因為這信念認為生活和世界，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合一的整體。

邪惡的問題#

不容置疑，有神安排這信念受到的最大威脅，當數世上存在的邪惡。不僅是集中營、種族屠殺，連喪親的傷痛、大饑荒和龍捲風、物資與機會的不平等分配、鄰舍的癌症，在在都讓人問：「神在哪裡？」在充滿邪惡、顯然毫無意義的世界，怎能讓我們繼續相信真有神安排這事？

對基督徒而言，信心一部分的意義就是：它是神賜的禮物，使我們能面對這破碎世界歷史中看似無意義的未知數，亦即傳道書所謂的「虛空的虛空」。我們知道許多邪惡是人偏離神的旨意、犯罪的結果，可是仍有許多邪惡無法用人的觀點解釋。我們對神的安排所具有的信心，必須大到能面對人生的無常，大到可以處理邪惡所帶來的痛苦和苦難。路得記裡的人物都需面對人生的變幻莫測，也學到對神的信心是神賜給他們的禮物，讓他們靠著它面對一切變數。

「士師秉政的時候」#

二十世紀的生活，在許多方面與公元前十二或十一世紀的巴勒斯坦生活截然不同。當我們翻開發生在以色列士師秉政時期的路得記時，就彷彿踏入另一世界。神之所以邀請當時的信徒來認識他們的耶和華神，是因為他們的信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以色列剛經過多年動亂：他們相信神將他們從埃及為奴之地拯救出來，在曠野飄流四十年後，終於帶領他們占據所應許的迦南地。可是由十二支派組成的以色列民在信心上始終沒安定下來。他們現在住在迦南，艱辛地適應農業生活，成為多國中的一國。安德森（B. W. Anderson）將此稱為「在信仰和文化之間的掙扎」。沿用前面三個標題，可以列出以色列信徒所受周遭迦南文化引誘的主要壓力。

其他的神#

古代迦南人與現代人一樣，痴迷於找到致富祕訣。由於經濟主要靠農產品，他們追逐的目標就集中在肥沃土地、農作物產量、牲畜繁殖和多子多孫上。他們認為宗教是致富的鑰匙，只有神明——特別是巴力——才能賜下繁殖力。

其實以色列人應當了解：當耶和華呼召他們作祂子民時，土地的肥沃和人民的富裕都已包括在立約的福祉中；他們能否享受，端在於是否遵照約上神的旨意而行。這原則在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福祉與咒詛中表明得最清楚——「我將做你的神，你將做我的子民」，「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可是別神的引誘力量十分巨大。

今天的引誘不再是「效法神明」喚醒巴力，而是一些虛幻的信念——「經濟定律」、「財政政策」、「勞資自由協商」、「全國統一化」——彷彿只要向它們跪拜就能創造繁榮。人們極易忘記，惟有順從神的旨意過聖潔生活，才是社會穩定、和睦與繁榮的主要因素。

一個國家最基要的問題，不是經濟或政治，而是靈性。布特勒（R. A. Butler）有一句不變的真理：「若不涉及道德和理想，經濟將是徒勞的追尋，政治也不能帶來任何利益」。若把「道德」換成「聖潔」、「理想」換成「屬靈關注」，這觀點就更正確。若不能看清崇拜經濟和政治其實是一種偶像崇拜，它就會弄瞎我們的眼睛。士師秉政時如何，今天也同樣：相信神安排一切的信心，無法舒適地與其他神的引誘攜手並進。

切割的文化#

宗教常被人用來維持現狀。生活舒適的人常假藉宗教的名義，說神批准他們的舒適生活，巴力的敬拜者自然也不例外：神明的目的是保持既有秩序，宗教的宗旨就在於維持這秩序，並透過「效法神明」來控制神明做到此點。可是以色列人對耶和華的了解並非如此。

耶和華在歷史上彰顯祂自己——在不會重複發生的出埃及與立約事件上證明祂是永活的神。祂以歷史主宰的身分參與人的日常生活，呼召人更新順服、越來越聖潔公義有愛心，不斷挑戰他們的現狀。以色列人絕不能鼓動如簧之舌來說服耶和華；與祂立約的選民，只能以感恩的心順從地服事祂。在以色列真正的靈性生活中，宗教信仰與道德生活焦不離孟、不可須臾割離。利未記的聖潔規條就是明證：談及家庭、社會、經濟、農業、宗教各個層面，全篇不時貫穿「我是耶和華」——因為神是耶和華，以色列人就必須將神的屬性應用在倫理生活的每一層面。

然而在士師秉政的時候，以色列人的信仰被夾在耶和華的旨意、既存的社會秩序、與周而復始的農業方式之間。他們清楚神的旨意與生活每一層面息息相關，卻被巴力教團團圍住。這張力誘使他們把耶和華侷限在生活的一個小角落，其他層面則照巴力信徒的自然論方式進行。安德森把這種「腳踏兩條船」的取向描寫得極清楚：「發生軍事危機時就向耶和華求救，若想使農業成功則求助於巴力」。

人們極易將神趕到生活一角，與祂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可是這正是文化切割決定性的第一步，會失去神的真義和人生的真義，墜入主觀主義和敬虔主義中。

神的子民確實該有一種真的「分離」，但並非生活中「屬靈」與「屬世」部分的分離、讓神只管屬靈部分。墨爾本首相聽完一位福音派講員的信息後，惋惜地說：宗教若要干預個人私生活，人生就會很平淡無趣！非也。真正的分離，是神呼召他們與世俗分別為聖、成為祂立約家庭的一分子，以有愛心、順服、聖潔的生活回應神，並從每一層面和人際關係來服事別人。當神被趕到小角落、生活其他方面則求助於巴力時，那種「神在安排一切並積極參與我們生活」的信心，就不可能維持太久。

邪惡的問題#

我們不該認為士師時代全是無信心之輩。希伯來書若篇幅許可，必會詳述那些信心偉人——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他們都不是完全人，卻認識他們的神，以各自的方式活出真實信心，帶給困惑的以色列民一些領導和指引。可是那只是為時甚短、五分鐘熱度的靈性復興，並未帶來長久安定。當時社會仍充滿罪惡，人民離經背道招致神的懲罰，謀殺、戰爭、姦淫、擄掠是家常便飯，敵人慣用的焚田戰略摧毀了以色列的農業經濟。

士師記下半段描繪一幅灰暗的圖：社會不安、暴行、分崩離析、不道德的性生活、攻掠與戰爭。信神之人明白這是耶和華所施的懲罰，是人不照公義方式生活的結果。「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於是難免有人問：神怎能容許這樣的邪惡？神在約中應許的福祉現在何在？相信神安排一切的信心還有何價值？其他神明的引誘、把神的關心從日常生活中分割、社會混亂、個人痛苦、嚴酷地經歷神的懲罰——這些都是「當士師秉政時」的主要特徵。士師記涵蓋極廣、氣氛晦暗，很難讓信徒相信神仍在安排世事。

路得記#

路得記像耀眼鑽石般驅走了這些問題的黑暗。它撰寫的日子雖較事情真正發生的時期遲許多，作者卻清楚說明這事發生在「當士師秉政的時候」。魏瑟（A. Weiser）說，哥德稱路得記是「最小巧玲瓏、完整的小書，以道德論文和田園詩詞的形式傳授給我們」，並引用喜洛德（Rud. Alexander Schröder）的判語：「世上沒有任何一位詩人能寫出比這更美的短篇故事」。

路得記是一個平民百姓面對平常事件的故事：

• 拿俄米經歷饑荒和喪親的痛苦，至終卻克服一切而得平安穩妥。
• 路得是從摩押來的外邦女子，與婆婆相依為命，投靠拿俄米的神而蒙祝福。
• 波阿斯是拿俄米亡夫的近親，慈心善待路得和拿俄米，因與路得結為連理而在神的計畫中有份——這計畫極其重要，連大衛王和主耶穌基督都是他的後裔。

舊約的許多家譜顯示，信耶和華的人保存著幾百年歷史的家譜，這正是路得記作者所倚靠的資料。奈特（G. A. F. Knight）評論道：「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曾經有過一位拿俄米，連同夫婿和兩個兒子去到摩押」。我們所讀的是真實歷史；作者一如其他歷史學家，只從整個事件中挑出最合於寫作目的的部分。

作者的目的#

作者究竟懷著什麼目的？這仍是舊約專家爭論的議題，主要有幾種推測：

我們不曉得作者確實的目的，但有一件事很清楚：透過描寫公元前十二或十一世紀巴勒斯坦鄉村的日常生活——工作、天倫之樂、喪親的傷痛、離別的苦楚、婆媳關係，以及貞節、信實和忠誠——作者希望讀者辨識出神那關心、扶持和安排人生活的聖手。

作者彷彿要我們明白：士師秉政的時候還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士師記四至十六章固然有充滿魅力的領袖帶來短暫成功，卻無法帶給神的子民長久平安；十七至二十一章的社會也充滿離經叛道、暴行與動亂。可是當時仍有信心之士，真正相信神慈愛地為他們安排所需，能令人生更豐富滿足。作者要藉這對比，重新點燃讀者的信心之火。

本著如此的信心，作者堅信人的生命對神和他人都十分寶貴，他了解神為世界所定的目的超越種族籓籬，且欣喜地發現：當一個平凡家庭向神求取日用飲食時，全能之神就會插手進來關心。

當我們循著作者對「有神安排」的信心去想，就能學到：在許多人害怕「漆黑黝暗夜晚」的現代，以色列的神也願意成為我們的神。我們活在主耶穌已道成肉身、釘十架、復活、升天的今天，對「近親救贖者」的了解比拿俄米、路得或波阿斯要完全得多；可是仍能以我們的方式，與他們同享對「主翅蔭庇」的認知——在日常生活的痛苦或喜樂中，都能在祂的蔭庇下找到穩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