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施萊馬赫（Schleiermacher，1807）質疑《提摩太前書》的真確性，以及包珥（F. C. Baur，1835）進一步否定三封教牧書信的真確性以來，保羅是否真為這些書信的作者，便成為新約學界長期爭論的議題。本章依序檢視四個層面：支持保羅作者身分的內外證、反對者的四大論據、冒名作者說的可能性，以及書記代筆的假設。
一、支持保羅是作者的論據#
內證#
三封書信的開頭皆宣告「保羅，奉神旨意（或奉命）作基督耶穌使徒」，並明言收信人是受託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和駐守革哩底的提多（提前一 3；多一 5）。書信充滿個人細節：提摩太的被按立、年紀、胃病（提前四 11 及下、五 23），保羅自述從前如何逼迫教會又蒙憐憫（提前一 12 及下），以及《提摩太後書》中提到的十七位友人。毛勒教授（Professor C. F. D. Moule）指出，若這些是冒名之作，那將是「毫無理由的諷刺與品味極差的謊言」。毛利主教（Bishop Handley Moule）也說：「信中那顆真誠的心隨處可見，而模仿者並不了解那顆真誠的心。」
外證#
從最早期教父文獻便一致接受保羅的作者身分，包括羅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約主後 95 年）、安提阿的伊格那丟（Ignatius of Antioch，約主後 110 年）、坡旅甲（Polycarp，約主後 117 年），以及第二世紀末愛任紐的《反異端》（Against Heresies），主後二百年左右的《穆拉多利經目》（Muratorian Canon）也清楚標示保羅為作者。唯一的例外是被判為異端的馬吉安（Marcion）。
二、反對保羅是作者的論據#
歷史#
書信中提及的馬其頓、以弗所、革哩底、尼哥波立、特羅亞、米利都等行程，難以嵌入《使徒行傳》的敘事。然而優西比烏（Eusebius）在《教會歷史》中提出：保羅於第一次羅馬被囚後獲釋，繼續宣教甚至抵達西班牙，後再次被捕殉道。此架構雖帶推測成分，卻為教牧書信的歷史場景提供了合理的容身之處。
詞彙與風格#
哈里遜（P. N. Harrison，1921）的《教牧書信問題》以統計方法提出四項論據：教牧書信有 306 個字未曾出現於其他十封保羅書信；「只出現一次的詞」（hapax legomena）多達 175 個；保羅常用字中有 580 個是他獨有卻未見於教牧書信；而教牧書信的詞彙反而與第二世紀的使徒教父及護教者較為接近。
麥子格（Bruce Metzger）與毛勒皆指出：僅憑簡短文本的詞彙統計便斷定作者，其有效性值得懷疑。
古特立（Guthrie）將差異歸因於「主題的差異」、「漸長的年紀」、「環境的改變」及「接收者的不同」。辛普森（Simpson）一語中的：「偉大的人物是不會輕易重複自己的。」此外，保羅大量引用「現成」的文體（信經、頌文、讚美詩，如「這話是可信的」），據艾理斯（Earle Ellis）計算，《提前》占 43%、《提多》46%，這也解釋了詞彙差異。
神學#
漢森（A. T. Hanson）宣稱教牧書信「完全缺乏貫穿全信的主題」、作者「根本沒有自己的神學，只是仿效別人」。但楊恩（Frances Young）反駁，要在這三封信中建構一套神學並不困難。多拿（Philip Towner）指出，教牧書信的重點是：救恩是「現存的事實」，由道成肉身與基督再來這兩個事件所界定。
蓋士曼（Ernst Käsemann）則批評書中「教會成為神學中心」、「福音被局限」。但保羅最早期的書信早已看重教會事工，路加（Luke）也告訴我們，他從第一次宣教旅行起便在各教會設立長老（徒十四 23）。所謂「第二世紀教會架構」的指控也站不住腳——書信中監督與長老並無區別，並未形成伊格那丟時代的三重職分結構。
倫理#
狄比留（Martin Dibelius）首先以「資產階級」形容教牧書信的基督徒生活，貝爾登（J. L. Houlden）和卡利斯（Robert Karris）也跟進討論「中產階級倫理」。但多拿在《我們教導的目標》（The Goal of Our Instruction）中提出有力抗議：保羅倡導的生活模式是神學與倫理的結合，根植於道成肉身與救恩，並不斷反駁假師傅扭曲的行為。信徒仍是「步向天家的客旅」，懷著永生盼望過今世生活（提前四 8，六 7 及下、19）。
祈理（Kelly）總結道：反對保羅作者身分的提案「實在是過分誇張了」；詞彙差異未必意味著不同作者，教牧書信的神學其實是早期書信理念的延伸。
三、支持及反對冒名作者的論據#
哈里遜的重建#
哈里遜推測，冒名者是一位住在羅馬或以弗所、於哈德良皇帝（主後 117 年）初期執筆的「敬虔真誠的保羅追隨者」，他研讀過保羅十封書信，並將保羅親筆寫的五段「個人片段」巧妙納入書信。他們盼望重燃使徒的熱誠，因此借用保羅的精神面貌、署名與慣用詞彙。
古代的冒名寫作#
麥子格區分「文學性的假冒」（意在欺騙）與「冒名寫作」（pseudepigraphy）。維護者如毛勒認為這是「出於善意的冒名寫作」，作者真誠相信所傳信息符合老師的立場。
麥子格從道德、心理與神學三個角度提出發人深省的質疑：冒名寫作是否違反「誠實」與「坦誠」的原則？含有欺詐成分的作品，是否合乎神信息的聖潔標準？
當代基督徒的回應#
第一，沒有任何歷史憑據顯示新約讀者接受「冒名寫作是動機純正之舉」。多尼爾森（Donelson）指出：「在基督徒圈子中，冒名寫作被視為一種拙劣的行徑。」第三世紀初安提阿主教瑟拉皮恩（Serapion）判定《彼得福音》不真確時便說：「以他們的名寫出來的作品，我們卻不能接受。」第二，聲稱冒名卻未欺騙他人，本身自相矛盾——若無人受騙，何需冒名？第三，巴刻（J. I. Packer）指出：「在字典中，『擅造』的意思就是虛假的仿製。欺詐仍然是欺詐，無論動機多麼純潔。」
四、書記代筆的論據#
羅勒與李察茲的研究#
羅勒（Otto Roller）在《信》（Das Formular，1933）中研究古代書信習慣，指出逐字聽寫對「思潮澎湃如保羅」這樣的思想家過於拘束，常見作法是：保羅先寫某些段落，再口述大意讓代筆者以自己的話表達，最後親自審閱、修改並簽名。李察茲（E. Randolph Richards）在《保羅書信中的秘書》（The Secretary in the Letters of Paul）中將代筆者分為四類：記錄者、編輯、共同作者、創作者。就教牧書信而言，「編輯」（由書記協助但由作者操縱）最為合理。
代筆者不是共同作者#
保羅在其他書信的問安中雖常提及所提尼、提摩太、西拉等同工，卻始終清楚區分自己的使徒權柄（例如帖後三 17「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代筆者不同於共同作者：他可獲得較大的自由表達使徒的思想，但整封信仍由保羅過目、修改並簽名確認。漢森（A. T. Hanson）曾諷刺地說：「當我們覺得書記的參與越多時，書信中保羅的味道便越少。」但原則清楚——代筆者的參與絕不取代保羅的作者身分與權柄。
可能的代筆者：路加？#
哈里遜於 1921 年曾自問：代筆者是否為路加（提後四 11）？毛勒在《新約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New Testament，1962）及 1964 年的演講中進一步主張「路加自由創作」說：保羅在世時，路加按照保羅的囑咐寫成三封信，其中部分由保羅口述。毛勒列舉了《路加福音》、《使徒行傳》與教牧書信之間驚人的相似處，涵蓋重要字彙（純正、敬虔、尊重）、短句（貪愛錢財、真假財富、基督審判活人死人）及重要概念。偉森（Stephen Wilson）在《路加和教牧書信》（Luke and the Pastoral Epistles，1979）中延伸此說。
結論#
綜合以上四方面的探討：
- 保羅是教牧書信作者的內外證仍然堅實，不容輕易駁斥。
- 反對保羅作者身分的歷史、語言、神學與倫理論據皆有漏洞，不足以推翻內外證。
- 冒名作者說欠缺支持的論證，並牽涉嚴重的道德問題。
- 書記代筆說（無論是路加、推基古或其他人）最為合理，也解釋了風格與字彙上的差異。
最可能的真相是：使徒保羅在人生將盡之際，按著當時教會的需要，透過一位信賴的代筆者傳遞了適切的信息。教牧書信確實是他的書信，帶著他完整的使徒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