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像 20 世紀經歷這麼多、這麼劇烈的社會轉型。德魯克認為，這些社會轉型才是 20 世紀最具意義的事件，是它真正持久的遺產。 在已開發自由市場國家（人口僅佔地球 1/5，卻是其餘四分之四的模型），「工作與勞動力、社會與政體」與本世紀初、與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已質與量上完全不同——配置、流程、問題、結構皆然。

諷刺的是：早期社會更小、更慢的變化引發暴力的思想／靈性危機、起義與內戰；本世紀的劇烈轉型卻幾乎沒掀起風暴——它們以最少的摩擦、最少的動盪進行，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與大眾都鮮少注意。

這個世紀可能是人類史上最殘忍、最暴力的——兩次世界大戰、內戰、大屠殺、種族清洗——但回頭看，這些殺戮全是無意義的。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本世紀三位邪惡天才——只造成了毀滅，沒有創造任何東西。

真正具有持久效應的，不是政治表面那場颶風，而是「像深海洋流」般在底下流動的社會轉型。

社會結構的轉型#

農民：從多數變稀有#

• 一戰前，農民仍是每個國家最大的單一群體（除英、比之外，仍佔近半人口；包含德、法、日、美）
• 80 年前的公理：除北美外，所有已開發國家都將越來越無法自給自足，需仰賴非工業地區糧食進口
• 日本明治後期的對外擴張（兼併台灣、韓國）與帝國主義，正以「避免依賴糧食進口」為心理動因
• 今日：只有日本是糧食大進口國（且是過時的稻米補貼政策造成）；其他已開發自由市場國家全是糧食淨產出國——美國糧食產出已是 80 年前的 8–10 倍
• 但農民比例已降到最多 5%（不到當年的十分之一），且其中真正生產者不到一半（約 2% 勞動力）——而且他們不再是「農民」，而是農企業（agribusiness）——資本最密集、技術最密集、資訊最密集的產業
• 傳統農民近乎絕種，仍存活的是受巨額補貼保護的物種

家僕：從第二大群體到絕跡#

• 1900 年家僕是每個已開發國家第二大群體
• 1910 年英國人口普查把「下層中產階級」定義為「僱用少於 3 名僕人的家庭」
• 19 世紀整個世紀農民比例下降，但家僕絕對數與比例都還在擴大直到一戰（美國尤為明顯——大量移民湧入後，自由土地用盡，家僕成為許多新移民唯一可得的工作）
• 80 年後：居家家僕已實際絕跡——二戰後出生（即 50 歲以下）的人，多半只在舞台或老電影裡看過

文明的根基崩解#

農民與家僕不只是最大群體，更是最古老的群體——千年來是經濟、社會、文明的根基。 僕人（無論奴隸、契約僕、雇傭）甚至比農民早幾千年存在——舊約族長還是游牧者時就有大量僕人。

但這個根本轉型沒有引發內戰，幾乎悄然完成。 法國人變成完全都市化之後，才大聲主張自己應是「鄉村文明的鄉村國家」。

藍領工人的興起與墜落#

一個原因（也是主因）這場大轉型沒掀起風暴：1900 年起，「製造業藍領工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已成為社會支配性階級。 早期 20 世紀社會著迷、固著、被藍領工人「施了魔法」——儘管他們直到一戰前都只是 1/8 到 1/6 的少數，遠遠少於農民與家僕。

為什麼藍領工人「成為一個階級」#

• 農民與家僕分散——分散到無法組織。歷史上沒有一場家僕示威或抗議遊行的紀錄。
• 中國農民起義時有所聞（太平天國、義和團），但除了極少例外，所有農民起義都在幾週內血腥消散。
• 藍領工人集中在工廠與都市，立刻可被組織——第一場罷工幾乎與工廠工人同時出現。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 1854）出版時距《共產黨宣言》僅 6 年。
• Sorel 1906 年的論點（無產階級藉由組織與總罷工的暴力推翻體制）成為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十年後毛澤東策略的基礎。毛的「槍桿子裡出政權」幾乎是 Sorel 的直接引用。

沒有任何階級興起得這麼快、墜落得這麼快#

工會權力同樣下滑：1950–60 年代英國全國礦工聯盟「能像折火柴一樣折斷首相」；1980 年代柴契爾公開蔑視組織勞工，連續勝選並削弱其特權。 藍領工人不會像家僕那樣消失，但會像農民一樣從「生產者」淪為「補貼受益者」——其位置正被「技術員（technologist）」取代（電腦技師、X 光技師、物理治療師、醫檢師、肺功能技師——美國 1980 年以來成長最快的群體）。

興起與墜落都和平的真正原因#

• 興起和平：對農民與家僕來說，工業工作是「自我提升的機會」——不需要新技能（多半比工廠操作員更熟練）；雖辛苦低薪，但比務農或當僕人更好。嬰兒死亡率隨工業化下降——城市第一次能自我繁衍。
• 墜落和平：因為「自系統研究工作以來，藍領工人生產力每年複利成長 3–4%，百年累積 50 倍」——成果一半化為工時減半（日本 -40%、德國 -50%），一半化為實質工資 25 倍。

知識工作者的興起#

取代藍領的「新興階級」不是機會，而是挑戰—— 「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一詞 40 年前還不存在（德魯克 1959 年《Landmarks of Tomorrow》首創）。 到本世紀末，他們將佔美國勞動力 1/3 以上，與藍領工人歷史最高佔比相當。 多數知識工作者薪水至少和藍領工人最盛時相當；新工作給個人遠多的機會—— 但新工作要求藍領工人不具備且不易取得的條件：正式教育、能取得並應用理論與分析知識、不同的工作態度與心態，以及持續學習的習慣。

從「經驗驅動」到「學習驅動」#

• 農民、家僕、機器操作員都靠短期學徒就能學會一輩子要做的事（農與家僕一兩年、機器操作員幾週）
• 知識工作（與大量服務工作如直銷）是學習驅動而非經驗驅動——進入需正式教育或正式訓練
• 流失的工業工人不能像當年農民流入工業那樣直接流入知識工作；至少必須在態度、價值、信念上做重大改變

美國黑人受到的衝擊最大#

二戰後 40 年，黑人在美國的經濟地位比任何美國（甚至全球）社會史上任何群體都進步得快——3/5 黑人進入中產所得（戰前只有 1/20）。

但其中一半進入的是「中產所得」而非「中產工作」——他們依靠的是「不需教育與技術、卻能拿中產／中上產工資」的大量生產業工作。這正是消失最快的工作。

1945–1980 對年輕黑人來說「經濟理性」就是盡早離校去拿這些大量生產業工作。 結果藍領工業崩落對黑人衝擊質量都最重——它「否定」了黑人社區最有力的角色典範：高薪、高就業安全、有健保與退休金、卻不需要技術與教育的工業工人。

內城 10–11 歲的黑人小孩可以認同 7–8 歲的表哥在汽車廠拿好薪水；但難以認同「比自己大 20 歲、坐在學校 16 年才當上牙醫、會計、律師」的表親。 這解釋了內城黑人對有成就的同胞——進入知識工作中產階級的同胞——日益增加的疏離與憤怒。

對其他族群（白人、拉丁裔、亞裔），藍領墜落令人驚訝地未引發大動盪：

• 即使在那些完全依賴一兩家大量生產廠的城市（賓州西部、俄亥俄東部的鋼鐵城；底特律 Flint 的汽車城），成年非黑人男女失業率幾年內回到接近全美「充分就業」水準
• 沒有美國藍領的激進化

可能的解釋：

• 二戰後《GI Bill》讓「大學教育」成為「正常」、「任何低於大學的標準都是次標準」
• 二戰至 1973 年的徵兵制度——多數美國成年男性都進過軍隊、被迫取得高中學歷

1990 年起，美國的轉型已大致完成。但歐、日才剛開始——1990 年代加速進行。 歐洲長期有「工人階級文化」和「自尊的工人階級」，深植「藍領工作才是財富創造者」的信念；歐洲會像美國黑人那樣反應嗎？這是未來十年將揭曉的關鍵問題。 開發中國家也不能再以低工資為比較利益基礎——1990 年代低工資進口僅佔美國 GDP 不到 3%，藍領萎縮幾乎與「外移到低工資國家」無關。真正的競爭來自日、德等工資水準相當甚至更高的國家——它們的優勢是知識的應用（TQM、精實製造、JIT、價格導向定價）。

知識社會的興起#

知識工作者不會是知識社會的多數，但會是最大單一群體，並會給社會它的特性、領導與面貌——他們也許不是「統治階級」，但已是「領先階級」。

進入機制：正式教育#

• 即使知識工作需要極高手部技能（如神經外科），其根基仍是正式教育與理論知識——只能在正式學校取得，不能由學徒制取得
• 即使是低階知識工作（如歸檔），也建立在「字母／中文字」這類只能透過正式系統學習取得的知識上

教育將成為知識社會的中心、學校是其關鍵機構。 在資本主義時代，「財產與所得」的取得與分配是政治核心；在知識社會，「正式知識的取得與分配」會成為政治核心。

「受教育的人」之新意義#

• 過去 200–300 年「受教育的人」是擁有共享的正式知識（德文 Allgemeine Bildung 即英文 liberal education）
• 現在「受教育的人」是「學會如何學習、終身持續學習，特別是透過正式教育學習」的人
• 此社會也有風險：過度強調文憑而非績效——美國大學特別容易陷入這種「儒家科舉式」枯燥的危險；或反向，過度看重「立即可用的實用知識」，輕忽根本與智慧

新階級衝突的可能#

知識工作者主導的社會，可能出現新的「階級衝突」：

• 「少數知識工作者」 vs. 「多數仍以傳統方式（手工或服務工作）謀生的人」
• 知識工作生產力（仍極低）將是知識社會的經濟挑戰
• 非知識服務工作者的生產力將是知識社會的社會挑戰——它決定知識社會能否給「非知識的人」有尊嚴的所得與地位

知識社會的競爭性是史無前例的#

知識社會將比任何已知社會更具競爭性——因為知識普遍可得，不存在「不表現」的藉口。 不會有「貧窮國家」，只會有「無知國家」。對個別公司、產業、組織、個人皆然。

從「知識」到「諸知識」#

在知識社會，「知識」指的是「諸知識（knowledges）」。 過去德國《Allgemeine Bildung》或英美的 liberal education 與一個人的工作幾乎無關——它聚焦「人」與「人的發展」，甚至以「沒實用」為驕傲。 知識社會中，知識只在應用中存在——這正是 2,500 年前蘇格拉底拒絕承認應用知識為「知識」、稱其為單純技藝（techne）的原因。

應用知識必然「高度專業化」#

• X 光技師、臨床檢驗技師：知識量有限
• 商業中的市場研究、產品規畫、製造系統設計、行銷與促銷、採購：需要更多理論知識
• 神經外科、大型醫院／大學／跨國企業管理：知識基礎極龐大

核心勞動力會由「高度專業化」的人組成。 「通才（generalist）」這個傳統意義已過時——未來的「通才」是「學會快速取得新專業」的人，能從市場研究跳到一般管理、從護士跳到醫院行政；其他人只會淪為「業餘者（dilettante）」。

歷史上工人是通才（在農場、家庭、工坊上做任何事）；製造業的擴張正是因為它把專業技能從工作中拿掉——把工匠變成半技能或無技能的機器操作員。但知識工作者必然專業化——應用越專業、越有效。

兩個新要求#

知識工作必然帶出兩個全新要求：

1. 知識工作者在團隊中工作
2. 知識工作者必須能進入組織——若非員工，至少須與組織有關連

關於團隊：

• 「爵士組（jazz combo）」式團隊只是其中一種——是最難掌握、最久才能上場的一種
• 必須因任務選擇正確的團隊類型
• 個別知識工作者必須學會：如何在不同團隊間切換、如何融入、如何期望、如何貢獻

關於組織：

• 神經外科若沒有診斷不算數——而診斷不在外科醫師的能力範圍
• 市場研究員只能產生資料；要轉成資訊、轉成行動，需要行銷、生產、服務的人協作
• 個人是成本中心，組織才是績效中心

知識社會是「員工社會」#

知識社會是「員工社會」。傳統社會大多數人是依附性勞動者（奴、佃、雇傭、家僕、學徒、店員）——但他們是「為主人工作」。 工廠興起後是為「雇主」工作；20 世紀後變為「為公司工作」；至此「主人」被「老闆（boss）」取代——而 99% 的老闆自己也是員工，也有自己的老闆。

「員工」一詞的新意義#

• 個人上：知識工作者依賴工作，領薪、可被聘可被解雇——法律上是員工
• 集體上：知識工作者就是「資本家」——透過退休基金、共同基金，他們擁有生產工具

馬克思最重要的洞見是「工廠工人不能擁有蒸汽機，因此必然『異化』」。 但在知識社會，真正的投資不在機器與工具，而在知識工作者—— 沒有他們，再先進的機器也無法生產。 市場研究員需要電腦——但電腦是他自己的便宜工具，他帶著走；真正的「資本設備」是他頭腦裡的知識——市場、統計、把研究應用於策略——是他不可奪走的個人財產。 神經外科醫師需要醫院昂貴的手術室；但他真正的資本投資是 12–15 年的訓練與所累積的知識。

這顛覆了權力關係：

• 工業工人「遠比資本家更需要資本家」——馬克思因此預測永遠存在「工業後備軍」、工資永遠停在生存水平（這成了他最大的錯誤）
• 在知識社會，組織比知識工作者更需要他們
• 組織必須像行銷產品一樣行銷知識工作職位，以足夠數量與優越品質吸引知識工作者
• 雙方關係是「相互依賴」——而非上下級

不再是上下級的組織#

• 原型：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是最重要的樂器，但他不是豎琴手的上司，他們是同事
• 中世紀曾爭論「知識的階序」（哲學自稱諸知識之女王），早被棄置——沒有更高或更低的知識
• 病人腳趾甲倒長時，腳病科醫師的知識主導，而不是腦外科醫師——即使腦外科多年訓練、收費更高

「諸知識」是工具：其重要性與位置取決於要完成的任務，而非知識本身的內容。 美國主管被派到首爾時，能否說韓文（任何當地兩歲小孩都會的能力）成了關鍵知識；但幾年後同一人決定公司對韓策略時，韓語只是不太相關的資訊。

一個附帶結論：因為知識社會必然是「組織社會」，所以它的核心、獨特器官是「管理」。

管理的本質#

50 年前談「管理」就指「企業管理」——因為大型企業是第一個浮現的新組織。 但過去半世紀已證實：管理是所有組織的獨特器官——所有經理人在做相同的事：

• 把擁有不同知識的人聚在一起做共同績效
• 讓人的強項生產，讓人的弱點無關
• 想清楚什麼是「成果」、定義目標
• 釐清「事業理論」（組織的基本假設與不該做的事）
• 想清楚策略
• 定義組織的價值觀、賞罰系統與精神

管理的本質不是技術或程序，而是「使知識具有生產力（make knowledge productive）」。 管理是社會功能，在實踐上是一門 liberal art（人文／博雅藝術）。

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的興起#

舊社區（家庭、村落、教區）在知識社會幾乎消失，取代它們的新社會整合單位是「組織」——但組織不是「有機體」，是工具。

但社會任務由誰來做？

兩個答案，兩個都被證明錯了：

1. 政府承擔（多數答案，1880 年俾斯麥起源）：現代政府已成為龐大的福利官僚，已開發國家預算大半用於各種「權益（entitlements）」——但社會問題反而越來越多。政府能做政策制定者、標準設定者、付款者——但作為服務經營者已被證明幾乎完全無能。
2. 企業組織承擔（德魯克自己 1942 年《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提出，日本實踐）：日本「終身僱用」、企業住房、企業健保、企業休假——讓企業成為「社區」。這也行不通：企業在競爭世界經濟下不能成為「安全繭」；知識工作者越來越把組織視為達成自己目的的工具，抗拒被組織當成社區、終身連結或要求把自己屈從於組織目標。

第三部門：社會部門#

真正的答案是獨立、新的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既非公部門也非私部門。

美國的特殊脈絡：

• 不到 50 年前才開始談「兩個部門」（公／私），近 20 年加上「第三部門」
• 美國因獨立、競爭性教會的傳統，社會部門早就存在——教會仍是最大單一部分（佔慈善捐款近半，志工時間略低於半）
• 但非教會社會部門才是成長處——1990 年代註冊的非營利組織約一百萬，其中 70% 是過去 30 年才出現
• 即使是宗教導向的新組織，也多半不是「教會」，而是「準教會（parachurches）」——專注於酒癮戒治、罪犯矯正、幼兒教育等具體社會任務
• 連教會內部，「牧區教會（pastoral churches）」是成長最快的——關照知識工作者的心靈需求，再把他們的能量導向都市社區的問題

「非營利」這個詞已不重要#

「非營利（non-profit）」只是法律名詞，意味不繳稅。 美國 1960–70 年代以後許多醫院已成「營利」並登記為公司，但運作與傳統非營利醫院完全相同。

重要的是社會部門組織的目的：

• 政府要求遵從——制定並執行規則
• 企業期望被支付——它供應
• 社會部門組織旨在改變人——學校的「產品」是學到東西的學生；醫院的「產品」是被治癒的病人；教會的「產品」是生命改變的會眾
• 社會部門組織的任務是創造「人的健全」

第二個目的：創造公民身分#

現代社會與政體已經龐大複雜到「負責任的參與」幾乎不可能——公民只能每幾年投一次票、每天繳稅。 在社會部門組織當志工，個人才能再次「make a difference」。 美國人約有半數成年人每週至少 3–5 小時當志工。 英國勉強有此傳統（規模小得多）；其他國家幾乎沒有；現代歐陸與日本國家對志工活動公開敵視（法、日尤甚），視其為舊政權、本質上具顛覆性。 但連日本也在改變——知識社會需要社會部門，社會部門需要志工；而知識工作者也需要一個能行動為公民、創造社區的領域——組織不會給他們這個。

知識工作做得越令人滿足，越需要一個獨立的社區活動領域。 在教會擔任新婚夫妻輔導、在學校為學習障礙的孩子當輔導員、為健康孩子當童子軍領隊——個人的成就感之外，也創造了一個「有共同價值的人為共同善而合作的社區」。

知識經濟與知識政體#

知識社會與組織社會的浮現帶來三個深遠的政治後果：

1. 創造一個新的政策中心：教育
2. 徹底改變經濟政策
3. 挑戰政府能否運作

教育成為社會中心#

• 知識是關鍵資源——不繫於任何國家、跨國、可攜、可在任何地方快速便宜地創造
• 知識迅速過時——任何競爭優勢都會被新進入者挑戰
• 因此取得知識（學習）不能在任何年齡停止——「終身學習」雖是時髦詞，但知識工作者的持續學習越來越是必要條件

學校不能再只是「照顧未到工作年齡少年」的地方—— 它將成為成人與其雇主組織的夥伴； 企業、政府機構、社會部門非營利組織也將同時是學校的夥伴和自身的學習與教學機構。

學校與教育成為政治核心議題——美國已經在快速這樣發展。

競爭性的知識經濟#

知識成為關鍵資源 = 存在世界經濟——世界經濟（而非國家經濟）控制一切。 每個國家、每個產業、每個企業在做決策時，都必須認真考慮自身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地位與知識能力的競爭力。

• 日本崛起靠的是「應用美國二戰時開發的管理與訓練知識」——1950–52 年起步，1960 年已能在世界市場攻擊美國製造業
• 韓國幾年後同樣的路
• 但靠低工資 × 高生產力的時代已過去——現在要靠先進知識（工程、行銷、研究）的應用
• 新加坡 1965 年獨立時還靠碼頭工人，1977 年起重金扶植教育，1994 年已是高附加價值高工程化產品（藥、電子、電腦、電信、光學）的出口國，並開始設計這些產品；同一批人現在以「金融家、工業家、大型零售商」身分進入中國「資本主義」

政治仍以國內議題為中心——德國這個歐洲最依賴出口的國家，1990 年也幾乎沒人問「東部無節制支出對德國競爭力的影響」——這已經行不通了。 我們需要類似「環境影響說明書」的「競爭影響說明書（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做政策決定不考慮其對世界經濟競爭地位的影響，已是不負責任。

政府如何運作的危機#

組織社會挑戰「政府的功能」。500 年來西方政治的目標是摧毀或讓所有「除政府外的權力中心」失去能力—— 但 1870 年大企業出現後，新組織一個接一個冒出來——這不是新封建主義：

老問題回來了，但更難：誰關心共同善（common good）？

兩種錯誤回應：

• 限制取向：禁止組織做侵犯公領域或違反公共政策的事（如反歧視法）
• 「社會責任」取向：要求組織除完成自己功能外還要「促進公共善」——這實際上是回到舊封建主義：「讓私人之手承擔公共權力」

美國學校為例：1950 年代起被加上各種社會政策的承擔（消除種族歧視、保護身障與其他少數）——是否真的促進社會改善高度可議，但毫無疑問嚴重損害了學校教學的本職。

政治的去經濟化#

Mark Hanna（1890 年代復興共和黨者）的政治哲學：政治是主要經濟利益（農、商、工）間的動態失衡——這個 Hanna 公式統治美國政治直到二戰，FDR 改造民主黨時也是 Hanna 的延伸。 Harold Laswell 1936 年的書名《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是這個哲學的最佳表達。

但這已不再可行——知識本身不是經濟資源：

• 它不能被買賣（只有它的果實如專利能買賣）
• 醫學生再多錢也無法從神經外科醫師那裡「買」到知識
• 知識的取得有成本，但沒有價格

結果：

• 經濟利益不再能整合所有其他關切
• 「特殊利益、單一議題組織」成為新多元主義
• 政治不再是「誰得到什麼」，而是價值——而每一個價值都被視為絕對：胚胎生命權 vs. 女性自主權；環境；對被壓迫群體的平權……全是道德的，不是經濟的

經濟利益可以妥協（「半條麵包仍是麵包」）。 但「道德絕對」不能妥協——所羅門王故事中「半個嬰兒」不是半個小孩，是屍體與一塊肉；對環保人士來說，「半個瀕危物種」就是滅絕物種。 半條結果就是「叛變」——傳統政黨無法再整合分歧群體，反而成為「追求絕對勝利、無條件投降」的戰場。

Machiavelli 以來 500 年政治學主要關心「權力」—— 假設「有權力，政府就能運作」。 現在的問題變成：

• 政府（且只有政府）能與必須履行的功能是什麼？
• 政府如何被組織才能在組織社會中履行這些功能？

結論：21 世紀需要社會與政治的創新#

21 世紀至少早期幾十年將持續是社會、經濟、政治動盪挑戰的時代——「社會大轉型的時代」還沒結束。 但若不先處理「已成事實」的挑戰，我們就沒有資格處理未來新的挑戰。

優先任務：

• 重新思考教育——其目的、價值、內容；學會定義、衡量、管理「教育的品質與生產力」
• 系統性研究知識的品質與生產力（至今連定義都沒有）
• 任何國家任何政策都必須給予「世界經濟競爭地位」第一優先；任何國內政策都必須以此為塑造原則
• 發展與「知識為關鍵資源、為唯一比較利益來源」相符的新經濟理論
• 平衡兩個看似矛盾的需求：組織必須單一專注於使命、又必須對社區負社會責任——「強而獨立、有績效的社會部門」是組織社會的核心需要
• 政府的功能與運作將成為政治思想的核心——「極大化國家（megastate）」（極權與民主版皆然）已被證明不奏效；「對抗式遊說」也不奏效；但有效的政府從未如此被需要

如果 20 世紀是「社會大轉型」的世紀，21 世紀必須是「社會與政治創新」的世紀。

本章原刊於 1994 年《Atlantic Monthly》（節錄版）；本書收錄較長的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