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的貿易教訓

一個被忽略的事實#

過去四十年，世界經濟比 18 世紀「商業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以來任何時期都成長得更快——商業革命創造了第一批現代經濟與經濟學這門學科。即使各已開發經濟體近年陷入停滯與衰退，世界經濟整體仍以良好速度擴張。

但很少有人問：事實是什麼？我們該學到什麼？對國內經濟政策的教訓又是什麼？

四個關鍵領域的教訓都與「自由貿易者」、「管制貿易者」、「保護主義者」普遍主張的截然不同：

世界經濟的結構
貿易與投資意義的改變
世界經濟與國內經濟的關係
貿易政策

一、世界經濟的結構：金錢與資訊流主導#

二十年前談的是「國際貿易」；今天人人都談「世界經濟」——這個用語變化反映了根本的經濟現實變化。把組織外的經濟視為「分離、可以忽略」的看法，今天已是徹底的妄想——但這仍是經濟學家、政客與大眾（特別是美國）的基本立場。

從「兩個部分」到「兩個新部分」#

傳統「國際經濟」：對外貿易 + 對外投資
世界經濟的兩個新部分：
- 金錢與資訊流（money and information flows）
- 貿易與投資——快速合併為單一交易，**跨境聯盟（cross-border alliances）**成為主導力量

金錢流：失控的「不穩定者」#

倫敦銀行同業市場（London Interbank market）一天處理的金額，幾乎等於「實體經濟」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好幾個月甚至一整年所需的資金。
主要外匯市場（倫敦、紐約、蘇黎世、東京）一天的交易，比實體經濟所需金額高出數個數量級。

金錢流是傳統「組合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s）」的繼承者，但已經完全變質：
規模遠大於以往
幾乎完全自主，無法被任何國家機構或政策控制
過去組合投資是「穩定者」——從低報酬國家流向高報酬國家以恢復均衡
今日金錢流是「不穩定者」——逼迫國家把利率推到天文數字（窒息商業活動）或在一夜之間貶值貨幣（製造通膨壓力）
過去由「期望更高收益」驅動；今天由「期望立即投機利潤」驅動
它們是症狀，不是疾病本身——不論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目前已知的兩種制度其實都不真正運作

資訊流：經濟「良性」、本質「社會性」#

會議、研討會、電信、軟體、媒體……資訊流產生的費用、權利金與利潤，可能已超過金錢流的規模。
資訊流在美國已成為最大的單一外幣收入來源。
但類似中世紀大教堂——它本質上是社會現象，影響主要是文化與社會的，經濟因素是約束（高成本）而非驅動。

第一個教訓：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兩個現象（金錢流與資訊流）完全不符合任何既有理論或政策——它們不是「跨國（transnational）」，而是完全脫離國家（non-national）。

二、貿易與投資的意義：從「交易」到「關係」#

多數人以為國際貿易就是商品貿易（製造商品、農產品、原物料的進出口）。但實情已大不同：
服務貿易正在快速成長
即使商品貿易，也越來越不是「交易」，而是「關係」——結構型貿易（structural trade）或制度型貿易（institutional trade），個別交易只是一筆「裝運」與會計分錄

美國的「貿易赤字」迷思#

美國的赤字主要是商品貿易赤字——根本原因是石油的驚人浪費，與美國農產品出口在量與價兩面的下滑。
美國有很大的服務貿易順差——金融、零售、高等教育、好萊塢、觀光、醫院、書籍／軟體／影片版稅、顧問服務、技術授權……
美國服務出口在政府統計中嚴重低估，可能比公布數字高 50%。
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服務貿易最大；英國次之；日本敬陪末座。十年內服務貿易在最先進國家可能達到甚至超過商品貿易。
服務貿易中真正受傳統貿易理論「要素」影響的只有觀光業——其餘三分之二以上對匯率與勞動成本免疫，因為它們本質是知識的進出口。

結構型與制度型商品貿易#

結構型貿易：新車設計時就決定哪個零件在哪個國家生產（引擎、變速箱、電子、車身鈑件由美、墨、加、比、日、德等十多國工廠生產），最終組裝在四五國工廠進行——到車型重新設計（約十年後）為止全部鎖死，只有戰爭或工廠失火這類災難才會改變。
制度型貿易：製造商建新廠、折扣商開新店時，10 次有 9 次會用既有工廠或門市熟悉的機器、工具、設備與供應品——不論新廠／新店是國內還是國外。
對個別企業而言，這些「跨國」實質上不是「外貿」，而是「自家系統內部」的交易。

估計：結構型 + 制度型貿易約佔大型與中型企業出進口量 40–50%。已開發國家貿易中傳統「交易型商品貿易」可能已不到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是服務貿易或關係型商品貿易。

從直接投資到聯盟#

組合投資已突變為「金錢流」——根本不是真正的投資。
直接投資仍在成長（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歐、日、加、墨在美直接投資爆發）。
但真正的動作正快速轉向「聯盟」：合資、夥伴、知識協議、外包——投資是次要的，甚至完全沒有。

聯盟範例：

Intel 與 Sharp：Intel 提供先進微晶片設計，Sharp 製造，雙方分享產品。一邊貢獻技術能力，一邊貢獻製造能力。
大學研究室與藥廠／電子廠／工程廠／電腦廠／食品加工廠的研究聯盟。
醫院把維護、清潔、計帳、催收、資料處理外包，甚至連檢驗室、復健、診斷中心都外包出去（美、英、日皆然）。
電腦廠把自家資料處理外包給 EDS 等承包商；同時與小型獨立軟體商結盟。
商業銀行與共同基金生產者結盟。
中小型學院聯合辦公。

最古老最成功的聯盟是 1930 年代英國 Marks & Spencer 與紡織、服裝、鞋類、特殊食品製造商的合作——雙方共同開發產品，M&S 承諾只向該製造商採購，但兩家在財務上完全沒有投資關係。日本 1950 年後把這套抄成 keiretsu 的雛形。
Toshiba 與 Corning Glass 各自有上百個全球聯盟。歐盟整合透過聯盟比透過併購更深入，特別是中型公司之間。聯盟雖然產生貿易與投資，但它本身不基於這兩者，它彙集的是「知識」。

三、世界經濟與國內經濟的關係：1:1 相關#

過去四十年最不容置疑的教訓：對已開發國家來說，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與國內經濟的成長與繁榮，呈一對一相關。

證據：

成長最快的兩國（在世界經濟中）：日本與南韓——同樣是國內經濟成長最快的兩國。
歐洲表現最佳的兩國：西德與瑞典——同樣是世界經濟參與度最高的兩國。
退縮的英國——國內經濟一直最糟。
參與率持平的美國與法國——國內經濟表現平平。

同一相關性也存在於各國內部的部門：美國金融、高等教育、資訊在世界經濟中參與度提高，國內也成長最多；電信、製藥、軟體、電影同樣如此；而美國農業在世界經濟中持續萎縮，國內也持續處於蕭條，只用越來越多補貼掩蓋。

反向發現：刺激政策幾乎沒有效用#

政府用通膨破壞國內經濟很容易（詹森的政策、義大利的長期通膨政策都證明了這點）。但沒有絲毫證據顯示任何刺激國內經濟的政策真的有效——無論是凱因斯派、貨幣學派、供應面學派或新古典學派。

經濟學家四十年前自信宣告的「景氣循環已被消滅」並未成真——景氣循環仍像 150 年來那樣運作。
即使刺激政策偶爾與週期性復甦同時發生，也只是純粹巧合。
同一國家的政策在不同衰退中結果完全不一致。
結論：政府無法控制「經濟天氣」。

美國 1990–92 年沒陷入嚴重衰退、失業率沒像歐洲那樣失控，完全來自製造業與服務業在世界市場參與度的提升。日本截至 1993 年底失業率仍低於 3%（歐洲水準是 8–10%），完全來自製造業出口（特別是制度型出口到亞洲大陸）的大幅成長。世界經濟已成為每個已開發國家成長、繁榮與就業的引擎。每個已開發經濟都已是「世界經濟導向」。

四、什麼真的有用？什麼不行？#

「管制貿易」與「自由貿易」都不夠#

管制貿易（mandated trade）的代表是日本 MITI 模式：政府挑選贏家。但 MITI 挑的產業沒有一個真的成為贏家。

1960–70 年代押注鋁、其他非鐵金屬、飛機、航太——全部沒結果。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轉押生醫、製藥、主機電腦、電信、國際經紀、國際商業銀行——同樣沒成功。
真正成功的日本產業（如 Sony、車業）早期都被 MITI 強烈反對，或在自力闖出來之前被忽略。

失敗原因：

挑贏家需要算命師——MITI 只能挑當時在更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已成功的產業，而不能挑「未知未來」的贏家。1970 年代初推主機電腦——剛好在 PC 出現、主機開始走平之前。
挑的是別國的能力：MITI 挑的是符合別國能力的產業，而不是符合日本自身能力（如極致微型化）的產業——而日本人自己都未必認得自己的優勢。
世界經濟太複雜，無法被任何人猜中或分析準。

自由貿易也不夠：1993 年世銀《東亞奇蹟》研究#

世界銀行研究八個東亞「明星」：日、韓、港、台、新、馬、泰、印尼。三十年前他們合計貢獻全球製造業出口 9%，今天 21%——其餘 12 個百分點來自英、荷、比、前蘇聯、部分拉美的流失。三十年前 40% 的人口在貧窮線下；今天不到 5%。八國文化、歷史、政體、稅制、政府介入程度差異極大（從香港的自由放任到印尼的國家主導），但共享兩項經濟政策：

共同政策一：不管理短期波動，只塑造「經濟氣候」#

不試圖管「經濟天氣」（短期波動）
每一例，經濟奇蹟都是在放棄管理短期波動之後才開始
共同做法：低通膨、大量投資教育與訓練、獎勵儲蓄與投資、懲罰消費

共同政策二：把世界經濟表現置於國內經濟之上#

第一個問題永遠是「這會如何影響我們產業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
不是西方常問的「這會如何影響國內經濟與就業？」
然後主動扶植世界市場成功——日本對出口商的稅務優惠、便宜的國際貿易與投資信貸、靠保護的國內市場高利潤資助海外擴張、把世界市場成功者納入 Keidanren 執委會等等

西方對照：西德與瑞典#

兩國國內政策很不同，但做了同樣兩件事：控制通膨、教育投資、高儲蓄率，並把世界市場標準擺第一。一旦偏離（德國工會優先漲薪、瑞典擴大福利支出），國內經濟立刻停滯。

海外投資不會「出口工作」——它會在本國創造工作#

過去四十年的另一個明確教訓：對外投資不是出口工作，而是在本國創造工作。

1960 年代美國跨國企業在歐、南美、日本擴張投資，美國國內就業也快速成長。
1980 年代美國跨國企業恢復海外投資，美國國內就業再次擴張。
日本對東亞的擴張投資——創造了日本國內就業，沒有摧毀。
瑞典也是。

機制：制造業（與許多服務業）新廠的機器、工具、設備投資是其年產出的 3–5 倍，所衍生的制度型貿易創造的就業，多年來都遠超過該新廠的年就業——而且這些投入主要由本國高薪勞工生產。

Ford 在墨西哥開放外資後積極建廠，是唯一在美國國內增加就業的美國車廠。兩家在美國積極建廠／收購廠的墨西哥廠商（一家水泥、一家玻璃）是少數幾家在墨西哥本土增加就業的大型製造商。至今只有日本人理解這一點——十年前日本對「產業空洞化」恐慌，今天高價值機械工具到亞洲日資工廠的制度型貿易，已是日本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與工程／高科技就業的支柱。

保護主義不再保護就業#

已開發國家全力保護農業——但美國未補貼或低補貼的農產品（黃豆、水果、牛肉、家禽）在世界市場表現好過受保護的（玉米、棉花、小麥）。
已開發國家農業人口都萎縮，萎縮最快的是農業保護最重的法國與日本。
美國車業 1980 年強制日本「自願出口限制」後，市占下滑反而加速。
鋼鐵業在美、歐、日同樣如此。

「保護主義可以保護就業」這個論點，過去四十年的證據強烈否定——保護不再保護就業，反而更可能加速其終結。

結論：自由貿易不夠，管制貿易是妄想#

過去四十年教給我們的：自由貿易不夠，必須超越它。世界經濟已重要到一個國家不能沒有「世界經濟政策」：
管制貿易是浮誇妄想（delusion of grandeur）
保護主義只會傷害
但「不保護」還不夠——必須有主動、刻意、甚至積極攻勢的政策，把外部經濟的需求、機會與動態置於國內政策之上

對美國（以及法國、多數拉美）而言，這意味著徹底逆轉自 1933、特別是 1945 年以來的傳統政策——不再把世界經濟需求與機會視為「外部性（externalities）」。

不該再問「這項國內決策會不會傷害美國的世界經濟參與與競爭力？」該問的是——「這項國內舉措會不會推進、強化、促進美國的世界經濟參與與競爭力？」
這個問題的答案才決定什麼是正確的國內經濟政策與企業決策。過去四十年的教訓告訴我們，這是唯一可行的經濟政策——也是唯一能快速復甦陷於動盪與長期衰退的國內經濟的政策。

本章原刊於 1994 年《Foreign Affairs》（節錄版），本書收錄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