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十歲孩子的人生計畫#
心理學家瑪德琳・列文(Madeline Levine)描述一名十歲男孩坐在她辦公室沙發上,雙腳搆不到地。她問他長大想做什麼:
「我想要經營一家新創公司。」
他根本不知道新創是什麼,卻能詳細列出未來 15 年的計畫:申請最頂尖的高中以提高進史丹佛的機會,然後到 Google 實習。他堅定地要當一個「贏家」。父母、老師、社區都鼓勵這種思維——卻沒意識到,他們可能正在降低他未來的成功機會。
「在這個國家(美國)的特權社群中,文化越來越聚焦在狹隘的成功定義:金錢被高估,品格被低估。」
這個十歲男孩想當贏家,卻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報名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作者也親身遇過:一位倫敦母親憂心忡忡地談自己兩歲半的兒子——「我們一直教他握筆,但他不感興趣……他進不了 X 學校怎麼辦?我們聘了家教幫他準備面試。」
在許多家庭中,這場競爭從出生就開始:對的托兒所 → 對的小學 → 對的中學 → 對的大學。一旦在某個階段「輸」了,似乎人生就毀了。
這通常是孩子第一次在父母與老師的背書下,學到「成功的標準是什麼」。
排名、目標與指標主導的教育策略#
許多國家仍維持僵化的測驗制度與單一升學路徑,與真實人生、與當代職場所需的能力毫無相似之處:
- 雇主呼喊著要創造力、創新、協作、複雜問題解決能力
- 北歐與荷蘭已轉向更協作、更少考試的方向
- 但更多國家仍維持一刀切的競爭模式,從早期就產出「成功」與「失敗」的判決
「自動給 A」實驗#
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的 MBA 課#
她讓學生開學就拿到 A,希望擺脫競爭比較心態。但這群被「成績」訓練多年的 MBA 學生並不開心:
「他們不只是想學習,他們想要透過他人的相對失敗來確認自己的成功。」
班傑明・贊德(Benjamin Zander)的音樂課#
擔任指揮的贊德在學期初給每位學生一個 A,目的是「為他們開啟可能性」:
- 過去學生因焦慮於評分而完全不敢冒險演奏
- 「音樂只能透過演奏者傳達,而表達性的演奏才是它的命脈。也只有在演奏中犯錯時,我們才能真正注意到需要關注的地方。」
- 結果:標準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提升
「給自己一個 A,不是炫耀或抬升自尊。它讓你從成功/失敗的階梯上走下來,進入可能性的宇宙。」
同樣的邏輯延伸到商業與政治:我們選出的領袖是「最會贏選戰的人」,未必是「最會治理的人」;公司的領導者是「最會升遷的人」,未必是「最會領導的人」。
教育的詞源:從「育人」到「排名」#
「Education」源自拉丁文 educare(撫養);educo 字面意思是「我引領前進、我提升」(e-duco)。
教育的本意——「引領與提升」——根本沒有贏家輸家、競爭與排名的概念。但英、美、日、中等大國的教育語言為何變成被「目標」與「聯盟排名表」(league tables)主導?
學校變成「企業」#
英國學校越來越被當成「教育市場」中的企業:
- 學院聯盟由 CEO 而非校長領導
- 政府鼓勵私部門經理進入教育系統,把企業績效方法搬進學校
- 但這些方法在企業界本身是否有效,都還不確定
度量驅動的扭曲#
英、美、日把競爭放在教育核心,原意是改善品質、確保公帑回報、縮小成就差距。但實際運作的後果包括:
- 教師大量離職——他們進入這行是要「啟發下一代、釋放潛能」,卻被困在「數字遊戲」中
- 校長被指標綁住——資金、排名、公開黑名單都連動
- 注意力短期化:忽略員工士氣、教師留任、師生身心健康等長期警訊
主科 vs 邊緣科目#
- 受測科目(英語、數學、科學)獲得時間與資源
- 不被測量的科目(藝術、音樂、體育、社會、歷史)邊緣化
- 即使在受測科目中,老師也只練「考試所需技能」,而非真正開拓心智的學習
大衛・博伊爾(David Boyle)在《Tickbox》中警告,他懷疑那些登上排名榜首的學校,其實是「把任何有創造力的東西從課程中切掉,並把難教的學生推走」。
標準化測驗下的功能失調#
當測驗成為學校評比的主要依據,扭曲行為就接踵而至:
- 把較弱的學生重新分類為「身障」或「特殊需求」以排除其分數
- 把這些學生轉學或排除在外
- 老師改答案、丟掉低分試卷
- 學生作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如果我們度量錯的東西,就會做錯的事。」
學生變成只在意結果,不在意過程或學習的理由。「我做這個,就拿那個」——獎勵不是「做工作本身」、不是「應用知識」、不是「換不同方式思考」,全是末端的分數。
分數本身的限制#
贊德指出:
「成績其實對所做的事說得很少。當你告訴學生他在數學中走錯一步,這是對表現的真實回饋;但當你給他 B+,你對他的精熟程度說了什麼也沒有,只是把他和其他學生比較。
多數人也會承認:成績的主要目的就是相互比較。」
排名扭曲的學習與心智#
「相對化」的傷害#
排名讓學生彼此對立——這恰好是孩子發展社會理解的關鍵時期:
- 一人贏,必另一人輸的訊息一再強化
- 雖然成年後的工作多半在團隊中完成,學校卻訓練學生獨自作戰
- 「相對化」扭曲學習與發展本身
「優等生」的悖論#
凱倫・阿諾德(Karen Arnold)研究高中畢業生致詞代表(valedictorians):
- 高中成功能預測大學成功
- 卻不能預測職涯成功
- 沒有一位走向「領導世界」或「改變世界」
讓他們在校成功的特質——順從規則、配合、學會考試所需的部分——在規則模糊的職場上反而幫不上忙。
「無限遊戲」的陷阱#
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在《有限與無限的遊戲》(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中描述一個悖論:
「我們越被認可為贏家,就越知道自己其實是輸家。」
因為要證明自己有價值,必須持續贏:
- 頭銜要靠新比賽不斷捍衛
- 沒人擁有的財富、榮譽、掌聲是「夠了」
- 這正是頂尖律師事務所、管理顧問、頂尖體育中常見的「不安全感過度成就者」(insecure over-achievers)的溫床
激烈競爭文化中常見的特質,與精神官能症(neuroses)的破壞性衝動相當接近。這實在不像是讓人成功的好方式。
標籤的自我實現#
- 「學業型 vs 非學業型」、「資優 vs 不上進」的標籤被當成永恆事實
- 但兒童發展速度差異極大,潛能也分布在學科分類之外的廣大領域
- 編入低分組的孩子常很快接受「失敗者」身份,並走向自我實現的循環
- 結果是:社會失去大量未開發的多元思考與潛能
「虎媽」現象#
亞洲文化中,學業成功(高分)帶來家族榮譽,「虎媽」應運而生:
- 但代價巨大
- 南韓的學業壓力極端,雖然成績好,學生自殺率令人擔憂
學界的同樣陷阱#
「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等指標讓學者把追求高排名擺第一、好的研究擺第二。但 21 世紀許多突破來自跨領域結合——而排名競爭打壓了這種協作。
學習心態:固定 vs 成長#
美國心理學家卡蘿・德威克(Carol Dweck)的研究指出:
| 心態 | 對能力的看法 | 面對失敗 |
|---|---|---|
| 固定型(fixed mindset) | 智力不變、是天賦 | 害怕失敗、設定能力上限 |
| 成長型(growth mindset) | 能力可發展 | 不怕失敗、能持續學習 |
她在 1978 年的實驗:給孩子先 8 道簡單題、再 4 道極難題:
- 固定型:突然開始說「我猜我不夠聰明」、「我記性不好」——即使先前 8 題都對
- 成長型:沉浸在實驗與學習過程中,自學新策略,不認為自己在「失敗」
父母與老師如何讚美、定義成功、討論成就——直接形塑孩子的心態。
強調「贏與固定結果」,而非「過程、努力、合作」,會把孩子推向固定型心態,影響長期發展。
動機:外在 vs 內在#
當教育是「贏分數、贏獎項、贏排名」的遊戲:
- 老師慶祝贏家時,無意中削弱其他人的動機
- 大多數人在獎項頒布時感受到的是失望,而非鼓舞
- 太多學生離開校園時,根深蒂固地認為自己「在學業上是失敗的」,更可怕的是「身為人也是失敗的」
學校教學生忽略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思考方式、對語言與數字的熱愛、解謎、設計謎題——這些是長期的能力。
考試獎勵「收斂式思考」(一個正確答案),但生活與職場需要「擴散式思考」(多種選擇與解法)。
殺死創造力的方式#
心理學家泰瑞莎・阿馬比爾(Teresa Amabile)與貝絲・亨尼西(Beth Hennessey)找出殺死創造力的五項做法:
- 讓孩子為了預期的獎賞而工作
- 讓他們聚焦在預期的評價上
- 大量監控
- 限縮選擇
- 製造競爭情境
西方教育與多數職場每一項都中——丹尼爾・品克(Daniel Pink)所說的動機三鑰匙——自主、精熟、目的——在許多學校與職場都被嚴重限制。
成功與失敗的學習#
失敗的恐懼#
排名與分數主導的系統把失敗清楚標出來,創造各層級的「怕失敗」文化:
- 學校不能讓學生失敗——否則影響資金與生存
- 但研究告訴我們,失敗是學習的必要部分
- 沒有任何幼兒第一次站起來就能走
許多體育明星的失敗故事被廣為傳頌:
- 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我投失過 9000 次球,輸過將近 300 場比賽,26 次被託付決定勝負的關鍵球而失手。」
- 愛迪生(Thomas Edison):「如果我發現了 10,000 種行不通的方法,那不是失敗。每一個錯誤的嘗試都是向前邁進的一步。」
但我們的失敗敘事被扭曲了#
學校接受「適度的失敗」,但只在「最終一定要成功」的前提下:
- 邀請進校園的運動員大多是奪牌者
- 那些拼盡全力卻沒站上頒獎台的故事很少被聽見
- 商學院研究的是 5% 成功的新創,幾乎不研究 95% 失敗的——但這恰恰限制了真正的學習
哲學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
「我們把人生設定為『普通人生不夠好,你必須非凡』,這正是讓自己走向毀滅性失望的方式。
我們不可能都成為祖克伯或梅西。普通的人生就是好的人生。」
作者自己的不安#
她常被邀請去演講「我的失敗故事」,因為她的故事結尾有奧運獎牌。但那些落選的、進隊但沒奪牌的隊友:
- 同樣付出全部
- 同樣探索能力極限
- 同樣承受巨大壓力
- 同樣支援隊友、建立終生友誼
英國奧運曲棍球銀牌安妮・潘特(Annie Panter)說得好:
「你會看到一些沒拿過獎牌的人,他們具備我心中所有奧運選手的特質——只是時機不對。
也會看到拿了獎牌的人,可能不見得有那些價值——但他們的時機剛好對了。」
Roz Savage 的反思#
跨海單獨划船的羅茲・薩維奇(Roz Savage)某天在電台聽到難民橫渡地中海的故事——破船、惡劣裝備、沒有導航。她突然意識到:
「我自己的故事和他們其實沒太大不同——但結局完全相反:我被付酬上台被讚揚為堅毅典範,他們卻被關在最糟的拘留中心,因出生地而被劃為『失敗者』。」
我們選擇珍視哪些故事,值得重新審視。
對教育中「贏」的反思#
我們在童年時如何定義成功,會塑造往後一生的心態與行為——除非我們刻意重新形塑它。
重新檢視童年的「贏」,不是要限縮孩子的志向;恰好相反——是要創造一個拓展所有孩子可能性、擴展未來貢獻空間的環境。
下一章,我們將進入頂尖體育的世界——這個被視為「贏家典範」的場域,究竟發生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