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Becoming You#
身為老師,我們必須相信改變,必須知道改變是可能的,否則我們根本不會教書——因為教育本身就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改變。每一次你「教」了某人某件事,那東西被吸收、被消化,一個嶄新的人就誕生了。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不是拚了命地想學習,為什麼這不是世上最偉大的冒險——因為這正是「成為」的過程。
- 每一次我們學到新東西,我們就成為了一個新的人。
- 今天在這裡度過一天之後,今晚的我已經不同了。我不再是早上走進來的那個人,因為我和你們一起經歷了新的事物。
- 每一本書都把你引向新的書;你聽一首貝多芬(Beethoven)奏鳴曲、真正讀進一首詩,你就「淪陷」了——後面還有成千上萬的東西等你去讀、去看、去做、去觸摸、去感受。
於是問題來了:你究竟是「你本來的樣子」,還是這些年來別人告訴你、你所學到的那個「你」?
聖修伯里(Saint-Exupéry)說,真正的相遇會把你領回你自己。但要被領回自己,你得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你願意舒服地成為誰。我向你保證,如果你獻身於「找出自己是誰」這件事,那將是你這輩子最令人興奮的旅程。想想早上那場演講——我說了什麼新東西嗎?老實說,我什麼新東西都沒說。我只是提示了那些早已在你心裡的東西。這就是給自己「允許」——允許自己去存在、去成長。我們竟然要等別人來說「你可以做你自己」,這不是很不可思議嗎?
用言語塑造一個人#
我們知道,光靠言語就能告訴孩子他們是什麼、是誰。溫德爾・約翰遜(Wendell Johnson)指出,我們甚至能用言語把孩子「造成」口吃者。一個興奮的孩子跑進來說「媽,外面有賣冰淇淋的」,母親打斷他:「停下來,慢慢再說一次——你在口吃。」聽多了,他就會相信自己真的口吃,最後把它內化成「我是個口吃者」。我們創造了一個口吃者。
反過來也一樣:
- 不停對一個人說「你好美、你好美」,他會開始表現得很美——站得更挺、更以自己為傲。
- 不停說「你好醜、你好醜」,他會愈縮愈小,直到真的變醜。
- 「你錯了!你好笨!」則會把人變得又錯又笨。
愛是學來的,恐懼是學來的,偏見、仇恨、關懷、責任、承諾、尊重、體貼——全都是學來的。
它們都在社會裡、在家裡、在一段關係中被學會。從一兩歲語言開始出現、字詞開始承載情感與知性內容的那一刻起,你就用這些字詞來建構你的世界、伴你度過餘生——它們不是囚禁你,就是釋放你。
自我概念來自家庭#
我們「是誰」這件自我概念,大多是從家庭學來的。這就是為什麼家庭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從來沒有人教過人們怎麼當父母;突然之間你就有了個孩子,你就這麼上場了。而你能給孩子的,只能經由「你是什麼樣的人」來過濾。
所以我早上說,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讓自己成為最偉大、最豐盛、最有愛的人——因為這正是你要交給孩子、交給你所遇見的每一個人的東西。
我相信你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你能成為你想成為的人。你也可以停下來說:「不,我不要再這樣了。我很孤單,我需要人。也許我得改變我的行為方式。」然後你就真的去做——出於自願,去試試看。我曾和一班心理語言學的學生做過一個實驗:我們列了兩份字表,一份叫「爛字典」,收「恨」「絕望」「不」這類我們決定再也不用的字;另一份收「愛」這類正面的字,並決定往後就用這些字來談人、談自己、談世界。光是這樣——只是使用正面的字詞——我們的感受、我們讓別人產生的感受、我們彼此的互動,都發生了奇妙的變化。
完美主義的陷阱#
沒有一個家庭沒有心結、沒有恐懼、沒有偏見。讓我們看看,當一個「不一樣」、受損、或殘障的孩子降生時,即使是所謂「正常」的家庭會發生什麼事——奇怪的事,從一開始就發生。
我們活在一個崇尚完美的文化裡。我們出身於「桃樂絲・黛—洛・哈遜」(Doris Day–Rock Hudson)那一派——米高梅(MGM)教會了我們什麼叫美、什麼叫好,這讓我怕得要死,因為它也教會了我們什麼叫愛。人們真的相信愛就是追著某個女人跑上六卷膠捲:洛克總在追桃樂絲,桃樂絲總在尖叫著逃、護著某樣我始終沒搞懂的東西;最後一卷他終於抱得美人歸,抱著她跨過門檻,然後打出「劇終」。我倒想看看「劇終」之後發生了什麼。
這種對完美的執念嚇壞了我。我們幾乎不敢動手做任何事,因為我們沒辦法做得完美。馬斯洛(Maslow)說,我們都該去體驗那些美妙的「高峰經驗」——捏一個陶罐、畫一張畫,擺在那兒說「這是我的延伸」。還有存在主義的說法:「我必得存在,因為我做了某件事、創造了某樣東西——所以,我在。」如果你想在牆上塗墨水,就去塗吧!那是你,那是你此刻所在之處,為它驕傲:「這是從我裡面出來的,是我的創造,我做的,而它是好的。」但我們害怕,因為我們要一切完美,連孩子也要完美。
延伸:完美主義如何傷人——體育課與那位跛足體操選手
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也只能這麼做)。我記得國高中的體育課。如果這裡有體育老師,我希望你聽清楚,我說的每一句都當真。體育課本該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的地方——如果我們不會丟球,那就盡力學著把球丟好。但事情不是這樣,我們追求的是完美。
那裡總站著幾個大塊頭,他們是明星。而我,瘦得皮包骨,脖子上掛著小袋大蒜,穿著不合身的短褲,兩條細腿。我排在隊裡等著被挑,每天都痛不欲生。大塊頭挺著胸說「我選你」「我選你」,你看著隊伍愈來愈短,而你還站在那裡。最後只剩兩個人——另一個小個子和你。然後他們說:「好吧,我要巴士卡力」,或者「我要那個老義大利佬」。你走出隊伍,痛不欲生,因為你不是他們追求的那個運動員、那個完美的形象。
我們學校現在有個體操選手,去年差點進奧運。他有一隻畸形足。除此之外他完美得無可挑剔:讓人羨慕的身材、漂亮的頭腦、一頭好髮、明亮警醒的眼睛。但在他自己的知覺裡,他不是個好看的男孩——他是個「跛子」。不知哪個環節有人搞砸了,他走在街上聽到的只有那隻腳「咚、咚」的聲音,儘管幾乎沒人看得出來。可是只要他自己看得見,那就是他之所是。這種完美的執念,真的讓我倒盡胃口。
當一個「不完美」的孩子誕生#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中心有一項研究,他們在計時、在數分鐘:當一個「正常」孩子出生,要多久才把孩子抱到母親面前?他們發現,面對不完美的孩子,這段時間明顯拉長——沒有護士想把孩子抱進去。完美的孩子,護士蹦蹦跳跳進來:「瓊斯太太,看看妳生了個什麼寶貝!」;殘障的孩子一出生,一股陰霾就籠罩整間醫院。這在母親還沒看到孩子之前,就先告訴了她:妳被拒絕了,有什麼不對勁。於是恐懼來了——「這孩子怎麼了?」;罪疚也來了——「是我做了什麼嗎?」我們都是人。
也正因為如此,UCLA 才會立刻在孩子一出生時,就把一位輔導員派到床邊——不是下禮拜,不是明年,而是下一刻——去告訴父母不要害怕,告訴他們教育是有可能的,給他們希望,重新點亮那根正在搖曳的燭火。
當一個不完美的孩子被生下,或家庭一發現孩子不完美,種種東西全被推到眼前:理想形象的失落;對未來的恐懼——他找得到工作嗎?學得會嗎?讀得了書嗎?罪疚——「是我做了什麼?是飲食嗎?是我沒照顧好自己嗎?」還有一個大問題,困惑——「我到底該怎麼辦?」
我花了六年輔導特殊兒童的父母,一次又一次聽到的,是這些困惑的人看過多少多少專家:看了這個、又看了那個,結果對自己孩子的狀況還是一無所知。這很嚇人。沒有人比父母跟孩子有更多接觸,他們本該最了解狀況。可是專家之間好像有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別讓他們知道,我知道強尼的情況,但別告訴媽媽。」但媽媽終究要照顧強尼,她既然要做,不如做對。我的輔導理念是:少說,多示範。設一面單向鏡,讓媽媽坐著看老師怎麼跟孩子互動,然後老師出來說:「看,我剛才是這樣做的、這樣增強的,也許你在家可以延續下去。」這是一種團隊取徑——不再有神秘,大家一起為強尼努力。
我認識好多母親,被人告訴「別管他,他會好的,妳太過操心了,瓊斯太太」。天哪,沒有人比瓊斯太太更清楚:「他一直跌倒、動作不協調、跟別的孩子不一樣,不對勁,誰來幫幫我!」於是父母四處奔波、走投無路。賽珍珠(Pearl Buck)寫過一本關於她女兒的書,每個教育者都該讀。這位受過良好教育、極為敏感的女性,帶著孩子看遍全世界上百個人,直到終於有人對她坦白:「聽著,珍珠,妳的孩子是重度智能障礙,但讓我們盡一切努力幫她,別再幻想她會變天才。別替她設限,別說她學不會——那是胡扯;把力氣全用在能做的事上,別再滿世界跑了。」她說「好」,從那一刻起,事情就開始了。但總得有人肯對父母說實話。
除了「正常」家庭都有的心結和難題之外,有殘障孩子的家庭還得承受更多。曾有位母親對我說:「我有個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自從他出生,我沒離開過家超過五分鐘。去哪都得帶著他,找不到保母肯看他——他們怕他。」這算什麼生活?父母也是人,他們需要出門。我把這故事講給學生聽,氣得捶黑板、大吼,結果一個學生說:「我們何不辦個保母服務?」於是他們替有殘障孩子的父母免費看顧。學生不怕這些孩子,就進去陪他們,讓父母偶爾去吃頓像樣的晚餐,重新記起「當個人、單獨相處」是什麼滋味。這太重要了——因為總有一天孩子都走了,媽媽會坐在爸爸對面,兩人對望,而我怕她得說:「你到底是誰?」——因為她太忙了,他也太忙了。
幫助別人的前提:人不是「物件」#
難怪父母都在求救。任何想幫助別人的人——不管你是誰——都得記住幾件根本的事。
首先,永遠要記得:人不是一件東西,別再把人當物件來對待。我們脆弱、易受傷、溫柔、容易受驚。正因為我們如此脆弱,要在一個人身上戳個洞、讓他受苦,太容易了;但用戳出洞的同一根手指把洞蓋住,也幾乎一樣容易——全看你站在那個人的哪一邊。
人建立起種種防衛機制來保護自己。有位母親坐在我對面,誠懇地說:「我終於懂了,終於有了洞見:為什麼我會有一個特殊的孩子、為什麼我被綁在家裡、為什麼我和丈夫不能一起做事——那是因為,神從全世界揀選了我,因為祂知道我能照顧好這個孩子。」多麼了不起的防衛機制!如果你回她一句「瓊斯太太,清醒點吧」,你就是個很差勁的人。
有時我們只是在微妙地維持平衡——阿爾比(Albee)稱之為「微妙的平衡」——沒有誰偉大到可以去撼動那個平衡、去拆掉別人的防衛機制。
我記得有位輔導員對一位家長說:「妳必須接受妳這個特殊的孩子,妳必須。」那位母親回:「我他媽的為什麼『必須』?」——這是我聽過最好的答案。人不是一件東西,他是一個奇蹟,必須被溫柔對待。
人能夠改變#
其次,人是能夠改變的;如果你不相信這一點,你入錯行了。你每天都該用嶄新而個人的眼光看世界:你家門外那棵樹從不曾一樣——看看它!自開天闢地以來沒有兩次日落完全相同——看看它!萬物都在改變的過程中,包括你。
有一次我和幾個學生在海灘上,一個學生撿起一隻乾掉的海星,小心翼翼地放回水裡,說:「牠只是乾掉了,一旦重新得到水分,就會活過來。」他想了一會兒,轉向我說:「里奧,也許這就是『成為』的全部——我們走到某個點,有點乾掉了,只需要多一點水分就能重新啟動。」我從沙地上爬起來,只說得出:「哇!」也許這就是一切的關鍵。
- 對生命的投資,就是對改變的投資。我沒空煩惱死亡,因為我忙著活呢!
- 別以為你會歸於平靜——生命不是那樣。當你不斷改變,你就得不斷調適、不斷面對新的障礙。這正是活著的樂趣。
- 一旦你踏進「成為」的過程,就再也停不下來了。你完了!你回不去了!但那是何等奇妙的旅程——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朵花、每一張臉都是新的。
在日本,連流水都是一場儀式。茶道進行時,主人舀起一瓢水倒進茶壺,眾人靜聽,那落水聲幾乎令人激動到難以承受。想想每天有多少人開著蓮蓬頭、水龍頭,卻從沒真正聽過水聲。你上一次聽水是什麼時候?今晚回家,打開水龍頭,聽聽看——它很美!
赫伯特・奧托(Herbert Otto)說:「改變與成長,發生在一個人冒險把自己交出去、敢於拿自己的生命來做實驗的時候。」拿自己的生命做實驗,既振奮、充滿喜悅與驚奇,同時也令人發毛——因為你面對的是未知,你正在動搖自己的安逸。你大可靠回椅背說:「我一切都好,有份好工作、有輛車」,但當你決定或許要改變,這一切就不再是你的價值了。
我強烈感覺到:愛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是「毫不在乎」。
如果有人恨我,他至少對我有感覺,否則不可能恨我;那麼總有某種辦法能溝通。但如果他根本看不見我,我就完了。
如果你不喜歡你所在的場景,如果你孤單、不快樂,那就換個場景:換一幅背景、換一批演員、寫一齣新戲——如果那齣戲不好,就滾下台去,再寫一齣。戲有千百萬齣,和人一樣多。
每個人都需要一位引路人#
人需要一位引路人。老師——這也包括父母——就是引路人。我喜歡被叫做「教育者」,討厭被叫「教授」;教授只顧「宣講」,而如今宣講的人已經太多了。「教育」源自拉丁文 educare,意思是引領、引導,這才是教育該有的樣子。有一張擺滿奇妙事物的桌子,教育就是把人引到桌前的過程——你可以裝飾桌子、擺上世上所有的食物,卻無法逼任何人吃。
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說:「從沒有人真正把任何東西教給過任何人。」——這是真的,你只能教會你自己。自以為握有一切答案的老師,是天底下最掃興的人。多美好啊,當小強尼問出一個精彩的問題,老師說:「哇!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們一起去把它找出來。」
我還有一套想法。精神病院愈來愈滿,我曾在洛杉磯做自殺防治,電話日夜響個不停——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錯。我想原因之一,是那句「我會愛你,如果……」。
如果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那麼一個人,說:「無論如何我都愛你。你笨我愛你,你跌得狗吃屎我愛你,你做錯事、犯錯、活得像個人,我都愛你」——那麼我們永遠不會住進精神病院。
婚姻本該如此,家庭本該如此。我愛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為家所下的定義:「家,是當你不得不去時,他們不得不收留你的地方。」
人需要有人在乎他——同樣地,只要一個人,但那人是真心在乎。我談的不是什麼大場面,而是小事,是一些表達在乎的小方式。我說過我們有多容易被滿足——一根手指就堵住了決堤的堤防。
人也需要成就感。我們都需要因為把某件事做好而被肯定,而且得有人指出來:得有人偶爾走過來,拍拍我們的肩說:「這很棒,我真喜歡。」
要學習、要改變、要成為,人還需要自由。你得自由才能學習。你得有人對「你這棵樹」有興趣——不是那種千篇一律的棒棒糖樹,而你也得對別人那棵樹有興趣:「強尼,讓我看看你的樹,讓我看看你是誰,這樣我才知道從哪裡開始。」我們需要自由地去創造。
延伸:那個被趕出學校的爬樹男孩
最近我有次難忘的經驗。我對一群資優兒童演講,一如往常地慷慨激昂,他們坐在那兒目不轉睛,彼此間的共振強烈得不可思議。上午場後校方請我吃午飯,回來時孩子們迎上來:「B 博士,出大事了!記得坐你正前方那個男孩嗎?」我說:「當然,我永遠忘不了他,他好投入。」「他被停學兩週了。」我問為什麼。
原來我在演講中說過,真正認識一樣東西的方式,是去經歷它:「如果你真想認識一棵樹,你得爬進樹裡、感覺它、坐在枝椏間、聽風穿過葉子——然後你才能說『我認識這棵樹』。」那男孩說:「我會記住的,這才對味。」於是午休時,他看見一棵樹就爬了上去。訓導主任經過,把他從樹上拖下來,趕出了學校。
我去找那位訓導主任理論。不知為什麼,訓導主任總是體育老師出身。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一身肌肉,火冒三丈:「就是你跑來我們校園叫孩子去爬樹?你是個禍害!」我說:「你誤會了,我想這中間有點——」他吼道:「你是個禍害!叫孩子爬樹,他們已經夠叛逆了!」我怎麼也講不通,只好去男孩家。那個如今有兩週空檔可以爬樹的孩子說:「我想我學到的是:什麼時候該爬樹、什麼時候不該。因為這個社會會豎起牌子告訴你何時可以、何時不行。我大概是判斷失誤了吧?」他聽懂了,他得學會應付辦公室裡那個人——但他還在爬樹!應付社會的需要,有它的方法;做你自己的事,也有它的方法。
人需要被愛與滋養#
我很誠實地說:人需要被滋養。我們需要被愛、被感覺到、被觸摸,需要某種愛的具體展現。特殊教育界的人都知道史基爾斯(Skeels)的研究——他發現,被丟在孤兒院裡無人聞問的孩子,會愈來愈冷漠、退縮,最後只會呆坐;他們入院時智商正常,一年半後卻掉進重度智能障礙的範圍。於是他做了一個實驗,結果震撼人心。
延伸:史基爾斯的孤兒院追蹤研究
史基爾斯(Skeels)注意到,孤兒院裡被單獨留置的孩子智商急遽下降,他很納悶:「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排除萬難,挑出十二個孩子,送到城另一頭一家收容智能障礙青少女的院所,把每個孩子交給一個女孩照顧;其餘的孩子則留在原孤兒院當對照組。
這些女孩智力並不出色,但她們是真心在乎。她們把這些被遺棄的孩子疼到骨子裡,每天傍晚孩子被送上巴士要帶走時,她們還會哭。唯一改變的變項,就是「情感」——這些孩子被人抱著、陪著玩、被獨立地看見。
多年後,史基爾斯發表了追蹤報告〈Head Start on Head Start〉:
- 留在孤兒院的對照組,如今不是在機構裡陷入精神病狀態,就是在州立醫院裡重度智能障礙。
- 由那些智能障礙女孩照顧的一組,除一人外全都高中畢業、全都結了婚、只有一樁離婚、無人靠救濟、每個人都能自食其力。
唯一的獨立變項是:有人看見了我,有人觸摸了我,有人在乎我!
千條道路,各有其心#
再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通往「發現自己、成為自己」的路有千百萬條,你們每一個人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那條——別讓任何人把他的路強加在你身上。人類學家卡斯塔尼達(Castaneda)寫過一本精彩的書《巫士唐望的教誨》,記錄他研究的雅基印第安人(Yaqui)。書中有個名叫唐望(Don Juan)的人說:
每一條路都只是千百萬條路中的一條。因此你必須時時記得:路,只是一條路。若你覺得不該再走下去,你無論如何都不必勉強留在上面……但你決定留下或離開,都必須不帶恐懼、不帶野心。我警告你:仔細而審慎地看每一條路,你認為需要試多少次就試多少次。然後只問你自己一個問題:這條路有心嗎? 所有的路都一樣,它們哪裡也通不到……唯一的問題是:這條路有心嗎?若有,這條路就是好的;若沒有,它就毫無用處。
停止空談,開始行動#
如果你要開始幫助別人,你得做到以下幾件事。
- 停止把自己和你的價值觀強加於人,你得真實,而且得學會傾聽。語言只是眾多符號中的一種;一開口,我們常犯下可怕的錯。有時只是看著一個人、與他共振,反而美好得多。傾聽極其重要,我們卻厭惡並害怕沉默。其實最美的事往往在沉默中發生:如果你是輔導員,想讓人開口,你只要靜下來;過一分鐘,他們什麼都會說……
- 要真實,別當個假貨。 以你本來的樣子出場。世上最難的事,就是去當一個不是你的人;愈是貼近真實的你、就以那個樣子活著,你會發現這是最輕鬆的活法。世上最容易當的就是「你」,最難當的是「別人要你成為的樣子」。別讓他們把你逼到那個位置。
- 別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 你不是神,你不知道別人腦袋裡在想什麼——你可以引導,但不能命令。而且要努力溝通、努力理解。專業人員常隔著桌子對一位嚇壞的母親說:「我們替您的孩子做了完整的診斷,判定他因輕微腦功能失調而導致發展性讀寫障礙,您明白嗎?」這位母親能說什麼?她只能笑笑「嗯」。難怪特殊兒童的父母沒有更多人崩潰。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溝通。
- 記住,你們是一個團隊。 你和人打交道能有多成功,取決於你們一起走得多好;因為兩個人的資源與力量遠勝一個人。你得把實情老實告訴父母:強尼現在在哪裡,我們想帶他到哪裡,然後一步一步規畫。先確定他此刻的位置——知道他「輕微腦功能失調」幫不上忙,那是你(父母或老師)無能為力、也無可挽回的;接著決定「下一個立即的步驟」——不是一萬年後,而是眼前這一步:是坐好?是專注?是移動鉛筆?是讀出一個字?然後一起規畫怎麼抵達,再一起檢視:「我們到了嗎?到了。接下來要做什麼?」——如此循環下去。這就是教育輔導的全部,不是鑽進別人的心理去挖什麼性方面的心結,而是一步、一步、又一步的過程。
最後,我想分享一段話,出自克里夫蘭完形學院(Gestalt Institute)一位了不起的人津克(Zinker)。他把這段話放在一篇論文的結尾——那篇論文叫〈論公共知識與個人的啟示〉(On Public Knowledge and Personal Revelation)。
讓我們別再空談,開始去做——
沒有任何改變是在不努力、不弄髒雙手的情況下發生的。沒有公式,沒有可以背誦的「成為之書」。我只知道這件事:我存在,我在,我在這裡,我正在成為,我創造我的生命,沒有人能代替我創造。
延伸:津克論文結語全文
如果一個街上的普通人開始追尋他的自我,他會得到什麼樣的指引想法來改變自己的存在?他也許會發現:他的腦子還沒死,他的身體還沒枯乾,而且無論此刻他身在何處,他仍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他能改變這命運——
- 藉著認真看待自己「要改變」的那一個決定;
- 藉著對抗自己那些對改變與恐懼的、瑣碎的抗拒;
- 藉著更了解自己的心智;
- 藉著試驗那些真正滿足他需要的行為;
- 藉著實際做出具體的行動,而非只在腦中空想——
藉著練習用他從未真正動用過的感官去看、去聽、去觸、去感受;藉著親手創造某樣東西而不苛求完美;藉著想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以自我挫敗的方式行動;藉著傾聽自己對妻子、孩子、朋友所說的話;藉著傾聽自己;藉著傾聽並注視那些對他說話的人的眼睛;藉著學會尊重自己創造性相遇的過程,並相信這些相遇很快會把他帶往某處。
然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沒有任何改變是在不努力、不弄髒雙手的情況下發生的。沒有公式,沒有可以背誦的「成為之書」。我只知道這件事:我存在,我在,我在這裡,我正在成為,我創造我的生命,沒有人能代替我創造。我必須面對自己的缺點、錯誤、過犯。沒有人能像我一樣承受我的「非存在」,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必須決定離開我的床、重新去活。而如果我失敗了,我沒有那份「怪你、怪生命、或怪神」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