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書——文學與審查

為什麼當權者怕書？#

各個時代、各地的權力，總是對書籍緊張不安——把它們視為天生顛覆性的東西，可能危害國家。

柏拉圖（Plato）在他的「理想國」裡，是用把詩人通通趕出去的方式來保證安全的。

歷史上，作家因得罪當權者而付出代價的例子比比皆是：

班揚（John Bunyan）在貝德福監獄裡寫成了《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見第 12 章）。
塞萬提斯（Cervantes）在獄中構思《唐吉訶德》（Don Quixote）。
狄福（Daniel Defoe，見第 13 章）因諷刺詩遭枷刑示眾——傳說同情他的圍觀者擲花，而非爛蛋。
魯西迪（Salman Rushdie，見第 36 章）為一部諷刺小說，在安全屋中藏匿了十年。
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蘇聯古拉格服刑八年期間，在腦中寫下偉大作品。
米爾頓（John Milton，見第 10 章）在 1660 年王政復辟後逃亡，作品被下令焚毀。

米爾頓在他的言論自由經典《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1644）中說：
「殺一個好人，幾乎等於殺一本好書——殺人，不過殺了一個受造物（神的形象）；但毀掉一本好書，等於殺了理性本身。」
後人簡化為一句：「焚書之處，必焚人。」（Where books are burned, men are burned.）

不同社會以不同方式對付「危險的書」。以下從法、俄、美、德、英五國各看一輪。

法國：自由的代價#

法國的審查模式由 1789 年大革命定型。

舊政權時期（Ancien Régime）：每本書都需要「特權狀」（privilege），即國家許可。
沒有許可的「斗篷下」（under-the-cloak）作品，例如伏爾泰（Voltaire）1759 年的《憨第德》（Candide），成為革命派的武器。
啟蒙作家在境外把這類書「像意識形態手榴彈一樣丟進法國」。

《憨第德》講一個單純少年被教導要相信一切——正是當局喜歡的那種公民。伏爾泰不以為然。

革命勝利後，《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1789）將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立為法律。拿破崙時期略有收緊，但仍比英國寬鬆。

1857 年：兩場改寫世界文學史的審判#

兩部今日的法國文學經典被以「冒犯公共禮俗」起訴：

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被控「為通姦背書」。無罪。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詩集《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書名本身已是挑釁。被罰小額罰金、禁掉六首詩；其餘倖存。

法文裡有個詞：「épater le bourgeois」——「驚嚇中產階級」。這正是波特萊爾刻意要做的事。

這兩場審判為法國文學打開了空間。左拉（Émile Zola）等人得以把文學帶到新領域（諷刺的是，左拉的譯本在英語世界被嚴酷壓制，譯者甚至被判刑）。

巴黎成為「英美作家的避風港」#

兩次大戰之間，許多英美作家在巴黎出版本國禁書：

勞倫斯（D.H. Lawrenc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
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 年於巴黎首版，1933 年在美國通過審判（理由竟是「催吐」而非「催情」），1936 年在英國解禁；愛爾蘭從未正式禁書，但根本買不到。

二戰：以寓言對抗佔領#

二戰期間的法國作家以寓言抵抗德國佔領：

卡繆（Albert Camus）的《異鄉人》（L’Étranger, 1942）——書名本身意指「外人」、「外國人」。
沙特（Jean-Paul Sartre）的《無路可出》（Huis Clos, 1945）——三人死後永遠被囚於彼此之中：「地獄即他人」。

沙特這齣戲是在另一種牢獄——德國佔領下——寫成的。

俄國：審查反而磨利文學#

革命姍姍來遲的俄國，在沙皇審查下卻誕生了世界文學的傑作。

文學史上反覆出現的悖論：審查反而把作家磨得更銳利。為了騙過笨拙的審查官，作家更講究含蓄、間接、與技巧。

沙俄時期：審查官的諷刺對象#

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劇作《欽差大臣》（The Inspector-General, 1836），就是在嘲諷審查官本人。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三兄弟密謀殺害討厭的父親——而沙皇對人民而言被稱為「小父親」。
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 1904）——美麗無用的果園正被砍伐，讓位給更醜陋的新世界。「事情當然要變，但——一定要變得更糟嗎？」契訶夫是「悲憫」（pathos）的大師。

蘇聯時期：一種審查換另一種#

1917 年革命之後，沙皇審查很快被史達林審查取代——更為苛酷。即使如此，異議作家依然有方法：

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
小說家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索忍尼辛——分別於 1958、1970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索忍尼辛的《癌病房》（Cancer Ward, 1968）——以癌症比喻史達林主義是俄國的腫瘤。

這類作品多以「samizdat」（地下打字稿）流通——彷彿羅馬時代早期基督徒把禁書藏在斗篷下。

一個有趣的問題：沒有審查的俄國，還能孕育同等偉大的文學嗎？ 這是當前正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文學實驗」。

美國：拼布式的容忍#

美國由清教徒立國，崇敬言論自由與識字。1787 年憲法第一修正案正式保障言論自由。

但這份自由從未絕對而普世。美國作為一個由各州拼接的聯邦，編織出一塊寬容與壓制混雜的拼布。

一本書可能在「波士頓被禁」（banned in Boston，已成俚語）卻在紐約熱賣。
公共圖書館與地方教育課綱中，這種「社區標準」的拼布性，至今仍是美國文學環境的特色。

德國：從威瑪到納粹#

德國作家歷史上享有相對寬鬆的環境，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 1919–33）尤其開放。

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其中〈Mack the Knife〉至今傳唱——創立了影響全球的政治革命劇。

但 1933 年納粹掌權，壓制達於極致：

焚書是納粹劇場的一部分——與紐倫堡集會同等重要。目的：透過拒絕一切非黨核可的精神食糧，控制人民的「心」。
它太成功了——整整十二年，沒有任何具歷史價值的文學產生。

希特勒的政權留下了一份毒性遺產。戰後，像葛拉斯（Günter Grass）這樣的小說家面對的是「文學瓦礫堆」。

英國：劇場審查與「自我審查」#

18 世紀以前，英國的審查屬於政治，作家觸怒當局可被無審判關進倫敦塔。

莎士比亞為何不寫當代英國？ 因為他不只是天才，而是小心的天才。

劇場審查在英國尤其長久——觀眾是「群聚」，容易變成「暴民」。

宮務大臣（Lord Chamberlain）負責所有戲劇許可，直到 1960 年代。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為《華倫夫人的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 1895）與宮務大臣纏鬥多年。
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群鬼》（Ghosts）觸及「性病」這個極危險的主題，遭禁。
1950 年代，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見第 33 章）首演也仍須宮務大臣首肯。

1857 年：英國式審查立法#

英國直到 1857 年（與《包法利夫人》受審同年）才以法律形式立下審查——典型的英式糊塗仗。

《淫穢出版品法》（Obscene Publications Acts）的核心條款：能「敗壞並腐蝕心智易受影響者」之作品即為淫穢。
狄更斯諷刺地說：能「讓年輕人臉紅的東西」。
亨利·詹姆斯稱之為「年輕讀者的暴政」。

代價極高：

哈代（Thomas Hardy）：1895 年《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被韋克菲爾德主教焚毀，他從此封筆小說三十年，餘生只寫無傷大雅的詩。
勞倫斯（D.H. Lawrence）：1915 年《虹》（The Rainbow）首版整批被司法銷毀；戰後離開英國，再未回去。
佛斯特（E.M. Forster）：寫於 1913 年、坦率描寫同性慾望的《莫瑞斯》（Maurice），自我封藏直到 1971 年身後才出版。
歐威爾（George Orwell）：1944 年《動物農莊》（Animal Farm）找不到願意得罪戰時盟友蘇聯的出版社。歐威爾說整個出版界「沒種」（gutless）。他們會稱之為「謹慎」。

1960 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大審#

1959 年新版《淫穢出版品法》引入「公共利益」抗辯——只要對「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有益，作品即可出版。

1960 年，企鵝出版社（Penguin）以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試法。
勞倫斯寫這本書是要「為文學消毒」——為何不能用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詞彙描述生命中最重要的行為，而要繞道拉丁語委婉？
檢方還是用「為通姦背書」這套老路。
結果：辯方援引文學界的「專家證人」，勝訴。

文學的回擊力#

對文學審查的戰爭仍在進行——倫敦《審查指數》（Index on Censorship）期刊每一期都見證著。

文學史證明，文學能在壓制下、鎖鏈中、流亡裡做出偉大事業——它甚至能像鳳凰，從焚毀自己的火焰中再起。
這是人類精神最榮耀的辯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