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即名人」的世紀末#
十九世紀末的英、法兩國，一種新型的作家形象登場——「作家如紈褲子弟」（the author as dandy）。
作家不再只是作家，而是「名人」（celebrities）。他們的衣著與舉止被仔細模仿、他們的妙語被反覆引述。讀者既欣賞他們的作品，也欣賞他們本人。
王爾德（Oscar Wilde）在《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裡寫道：
「世上唯一比『被人議論』更糟的事，就是『沒人議論你』。」
歷史上第一位以生活方式與形象本身就出名的作家，是拜倫——「瘋狂、敗德、認識他很危險」（mad, bad and dangerous to know，第 15 章）。在世紀末（fin de siècle）這份「拜倫主義」獲得新生：維多利亞時代將盡，來自法國的新文藝影響正在腐蝕中產階級的舊有確定性。
王爾德：英國「紈褲文學」的化身#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 1854–1900）的生涯堪稱壯麗。沒有作家比他更懂得自我宣傳。但他也最終越過了那個時代「體面」的界線。
在當時公眾心中，「紈褲、頹廢、墮落」（dandyism, decadence, degeneracy）很容易連在一起。王爾德越過了這條線——但在那之前，他光輝燦爛地燃燒過。
客觀地看，王爾德的文學成就#
- 唯一無爭議的傑作：劇作《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
- 哥德風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1）：當時聳動，今天則因其顯露的「男同志潛文本」而被反覆研究。劇情是浮士德式的契約：主人公多里安永遠保持青春美貌（Dorian = 法文 d’or，「金子做的」），閣樓裡那幅他的畫像則替代他承受年華的衰朽。
- 同題材有更傑出的作家處理過，但沒人比王爾德處理得更挑釁。
都柏林到牛津：教養的養成#
- 出生於都柏林一個高知識家庭：父親是傑出外科醫生，母親是文學家。
- 屬於英愛裔「優越階級」（Ascendancy）——新教殖民者階級。
- 都柏林三一學院讀古典學，後赴牛津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
- 在牛津受沃爾特·裴德（Walter Pater）「美的崇拜」（aestheticism / 唯美主義）影響。裴德對學生的教導：「永遠燃燒著這堅硬如寶石般的火焰。」
- 王爾德把「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推向極致。
王爾德的著名格言：「生活模仿藝術，遠多於藝術模仿生活。」這句話聽起來輕巧，其實接近後來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哲學——我們透過藝術的形式，去塑造並理解世界本身的無形混沌。
他玩世不恭，卻從不愚蠢——他的妙語裡始終藏著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說的「高度嚴肅性」（high seriousness）。
名人作家的高度#
王爾德把自己投入媒體、八卦版、攝影世界。他的形象與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在當時同樣有名（女王不是他的粉絲——丁尼生才合女王口味）。
- 鈕扣孔上「不自然」的綠康乃馨。
- 「陰柔」的天鵝絨外套。
- 飄逸長髮、化妝。
王爾德把這一切以「新希臘主義」（neo-Hellenism）合理化——他與裴德所崇拜的雅典時代與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他既是納西瑟斯（Narcissus）的化身、也是「金色青年」的庇護人。
巔峰與《不可兒戲》#
職業生涯的巔峰是 1890 年代倫敦舞台寫作期，戲劇成為王爾德妙語的完美載具。最後一齣戲《不可兒戲》是對維多利亞道德觀的完美諷刺，幾乎每場都是悖論的閃光：
我希望你不是過著雙重生活，假裝邪惡其實一直善良。那才是偽善。
「Earnest」（誠摯）一語雙關，與男主角名字 Ernest 同音。這齣戲一出，「Ernest」這個名字一度退流行。
突如其來的墜落#
正當這齣戲在倫敦劇院場場爆滿時，王爾德如同墜落的路西法。
王爾德與年輕的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有親密關係。道格拉斯的父親公開侮辱王爾德。王爾德反過來提誹謗訴訟——敗訴。隨後檢方旋即以當時對「公共道德」的違反為由起訴他，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法律對男同性戀的迫害。
王爾德被判兩年苦役，成為「囚犯 C.3.3」。
出獄後寫下〈雷丁監獄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1898）——詩中已毫無紈褲身影，結尾以對背棄他的愛人的苦澀作結：
And all men kill the thing they love,
By all let this be heard,
Some do it with a bitter look,
Some with a flattering word,
The coward does it with a kiss,
The brave man with a sword!獄中他寫了人生的辯白《獄中書簡》（De Profundis，「自深處」）。1905 年出版過簡略版，完整版直到 1960 年代才問世——當局曾長期視其完整內容為「醜聞」。
流亡與終結#
出獄後王爾德隻身流亡法國（妻兒從未真正出現在他的公眾生活中）。1900 年過世——維多利亞時代正在收尾。
他臨終前的話：「活著是世上最稀罕的事。多數人只是存在而已。」（To live is the r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Most people exist, that is all.）
王爾德在文學史上留下的形象：一個把自己的生命當成藝術品的作家，並留下與這份姿態同樣值得我們關注的文學。
2012 年的請願要求政府追溯赦免他——薩瑟蘭撰寫此書時，仍未獲得政府回應。
法國的「頹廢」宣言：波特萊爾#
法國的紈褲主義被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67）在《現代生活的畫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中提升為宣言。
順帶一提：波特萊爾是**第一位定義「現代主義」（modernism）**的作家（見第 28 章）。
紈褲主義不是「對衣服與物質精緻的迷戀」：
對完美的紈褲而言，這些不過是他心智上貴族般的優越的象徵。
他洞察到「優越」心智內裡的深沉哀傷：
「紈褲主義是落日——像衰落中的星辰，壯麗、無溫度、充滿憂鬱。」
為什麼憂鬱？因為紈褲主義綻放於萬物將盡之時。我們活在「屍體時代」（corpse time），但即使在腐朽中也能尋見美——詩可以由此而生。
「醉吧！」#
波特萊爾的勸告：
**醉吧！**為了不淪為時間的奴隸，醉吧；不停地醉吧！用酒、用詩、用美德——隨你的意。
這條路的代價極高：早逝（過度放縱）、官方迫害、貧困。對波特萊爾與其他法國頹廢派而言，過度即是唯一的方式——即使這通向自我毀滅。
「flâneur」與「ennui」#
波特萊爾為詩人指出兩種姿態：
- ennui：英文的 boredom 不夠精準——比較像「對一切的倦怠」。
- flâneur：很難譯——大致是「漫步者」、「充滿熱情的旁觀者」。
「人群是他的元素，正如空氣對於鳥、水對於魚。他的熱情與職業，是與人群合而為一。」
美國的同行：惠特曼#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92）是這個時代最契合波特萊爾「現代詩人」描述的美國作家。
- 一首詩名為〈我在曼哈頓街頭漫步、思索〉（Manhattan Streets I Saunter’d, Pondering）——把都市換掉就完全可以是波特萊爾的。
- 漫步中他思索「時間、空間、現實」——這些抽象詞的意義，藏在城市街道嗡鳴的旋渦中。
惠特曼與波特萊爾互不相識，也未讀過彼此作品。但他們顯然是同一個文學運動的合作者——這個運動把文學從十九世紀推向二十世紀，最終成為全面的現代主義（第 28 章）。
惠特曼把自己的詩稱為「自我之歌」（songs of myself）——這與王爾德「我的生命是我最完美的藝術品」的信念完全契合。
普魯斯特：把這個觀念推到極致#
把這個觀念推到藝術上極致的，是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巨型自傳體小說《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13–27；1922 起英譯為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普魯斯特的核心觀點：人生是向前活、向後理解——到了某個階段，身後的東西比身前的更有趣。
這部七卷耗時十五年的長篇巨作，竟然是被一塊瑪德蓮蛋糕（madeleine）的味道觸發的：
一個冬日，母親見我冷了，遞給我一杯茶（我平時不喝茶）。我先是拒絕，然後不知為何改了主意。她拿來一塊那種小巧扁平、彷彿從扇貝殼模子裡壓出來的「petites madeleines」蛋糕。我心情低落地把沾著蛋糕屑的茶送到唇邊——溫熱液體一觸味蕾，我便顫抖了一下，停下來，全神貫注於正在發生的這件神奇之事。
那一刻他的整個人生湧回他的記憶，剩下的事就只是把它寫下來。
流亡中的相聚#
普魯斯特與王爾德彼此認識。王爾德流亡時，普魯斯特特地對這位失寵的同行表達善意。
《追憶似水年華》正是王爾德可能會寫出的那種小說——若他能逃過監獄、得以多年繼續做「奧斯卡」而非「囚犯 C.3.3」。在《獄中書簡》（De Profundis）中，他已勾勒出這條方向的雛形。
結語#
「頹廢」運動來了又去，但它留下的不只是腐朽，還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