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肯式英雄」到「卓別林式小丑」#

1863 年蓋茲堡演說中,林肯把政府描繪為「民有、民治、民享」——把政治升格為英雄式的道德事業。

但約一百年後,喜劇大師**卓別林(Charlie Chaplin)**說:「我永遠只是個小丑——這比任何政客都站在更高的位置。」短短幾代,美國的政治人物從英雄變成了小丑?

這段話或許正暗指 1920–30 年代芝加哥市長「大比爾(Big Bill)湯普森」的鬧劇——黑幫贊助他的選戰、醜聞接連不斷;他甚至辦了一場去南海尋找「會爬樹的魚」的假探險,只為了佔據頭條新聞。

一位擠牛奶的諾貝爾獎得主#

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2013)——一位農夫之子,靠擠牛奶賺錢念中田納西師範學院,後來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徹底打碎了「政治家為公益而奉獻」的神話。

他的學術生涯起點與當時主流相反:

  • 戰後經濟學主流是凱因斯派——主張政府要大幅介入經濟。
  • 經濟學家也認可政府應透過稅與福利重分配財富、提供醫療與教育。
  • 但很少有人質疑:政府本身是否有能力、是否願意正確執行這些政策?

布坎南早年其實同情社會主義(他祖父曾是田納西州州長,家中堆滿挑戰菁英的政治小冊子)。直到他到芝加哥大學念博士,六週內就被市場理論轉變了立場。但從祖父留下來的小冊子裡,他保留了對「菁英階層(elites)」的厭惡——只是他眼中的菁英不是工業大亨,而是來自名門、就讀哈佛、最後跑進政府為大家做決定的那群人。

維克塞爾的啟發#

某個夏天,他在圖書館翻到瑞典經濟學家**克努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塵封的德文著作。他靈光乍現,立刻動手翻譯成英文。

維克塞爾推翻的命題是:「政府全然無私,只關心整體社會的最佳利益。」這在當時的經濟學界幾乎是默認假設。

布坎南把這個火花發展成一個全新領域——「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政治也是計算:分裂的人格被縫合#

布坎南指出主流經濟學的不一致:

  • 公務員去買鞋、賣車時,被視為「理性經濟人」——精打細算自身利益。
  • 但一進入部會大門,就被假設變成另一個人——「政治人」——只想國家利益、毫無私心、絕不打盹、絕不請三小時午餐。

這顯然不一致。布坎南主張:政治家與公務員與所有人一樣追求自利——他形容他的領域是「沒有浪漫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政治家既不浪漫也不英雄;他們在意的是保住自己的位置,比經濟學家想像中還要骯髒、自私、不可靠。

尋租:政治買特權#

根據布坎南,政治家最在意的是繼續執政。為此,他們創造「租(rents)」——競爭市場下無法獲得的超額收益——並把它分配給支持者。

例如:

  • 政府對進口車課關稅 → 國產車廠免於外國競爭 → 賺取高額利潤。
  • 國產車廠投桃報李,給政府支持與資金。

這誘發了「尋租(rent-seeking)」:

  • 企業花錢請政府官員吃高級午餐遊說。
  • 成立行業組織(如「美國雨傘製造商協會」)替自己爭取特權。
  • 在主流民主理論中,這類組織是「健康民主」的一環;在公共選擇理論中,它們是浪費資源的尋租者。

為什麼消費者不組織起來反對保護政策?因為消費者眾多分散,每個人單獨組織抗爭都不划算(搭便車心理);而生產者數量少、規模大、利益集中,能集體向政府施壓。布坎南認為,問題不在企業——而在政府本身擁有過多干預權力

攻擊凱因斯派:赤字成癮#

布坎南也把炮口轉向凱因斯派:

  • 凱因斯派說:政府在衰退時擴大支出、製造預算赤字,等經濟回升再減支以消滅赤字。
  • 減支不討選民歡心——政治家為連任會避免削減支出。
  • 結果:支出與赤字一路向上累積。
  • 布坎南認為 1960 年代的美國正是如此。

官僚體系如池草般蔓延#

行政體系本身也有自我擴張的傾向:

  • 公務員無法像企業那樣以利潤為目標。
  • 取而代之,他們追求權力與地位——掌管的部門越大越好。
  • 由於對自己預算最了解,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需要更多禮車、司機、會議室才能把工作做好」。
  • 預算膨脹幾乎沒有自然邊界。

修正的方法:憲政層級的「遊戲規則」#

布坎南承認:日常政治難以讓政客變得無私。但政治還有一個層次——憲法層級

  • 不會因某一屆政府上台就改的「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
  • 例如:人民可表達意見而不會被關。
  • 布坎南主張在憲法中加入規則,例如強制要求政府預算平衡(balanced budget)——避免政客為了選票無限擴張支出。

對手的反擊#

公共選擇理論並非沒有缺陷:

  • 政府的擴張未必都是官僚自肥:過去兩世紀政府支出大幅成長,主要來自社會支出(公共衛生、教育),這對打造先進經濟必不可少。
  • 「人只是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過於單薄:人同時是消費者、選民、父母、領導者;在不同角色中可能採取不同原則。

你會為了「幫助窮人」或「改善環境」而投票給某黨——這已超出個人狹義利益。若一張選票根本不會改變選舉結果,純粹的利己者根本不會去投票。既然選民可以為理念行動,憑什麼斷言政治人物不能?

布坎南留給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提醒是:「政府是無私的」這個浪漫假設本身需要被質疑。但這個提醒並不等於「政府永遠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