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二的世界

古巴革命的小船#

1956 年 11 月，82 名男子擠上一艘原本只能載 20 人的舊船，從墨西哥出航。船內滿載食物、步槍、反坦克炮。船漏水、船員嚴重暈船、有人落海，但 7 天後抵達古巴。

船上有兩位日後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革命家的年輕人：

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先前曾試圖推翻古巴政府失敗。
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阿根廷裔，學生時代騎摩托車遊歷拉美，被一路所見的貧苦激怒。

他們認為古巴政府只關心在古巴賺錢的美國公司、與哈瓦那賭場狂歡的富人，而對窮村莊光腳、沒書讀的孩子毫不在意。船一到岸便陷入沼澤、許多人遭古巴軍隊射殺；他們躲入山中，發起對政府的長期戰爭。

國家如何「剝削」國家？#

格瓦拉與卡斯楚相信：拉美的貧窮源於富國（特別是美國）的貪婪——富國「剝削（exploit）」了窮國。

馬克思當年說資本家剝削工人——但這個概念能擴大到「整個國家剝削整個國家」嗎？德裔經濟學家**安德烈·岡德·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用一套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

法蘭克在自由市場聖殿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徹底背棄老師們的教誨：

他說自己真正的教育來自搭便車旅行美國數千哩、後來在拉美各國間奔走。
他成為新一代激進左派領袖的智囊。

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

主流經濟學告訴我們：與富國貿易讓窮國變富。法蘭克說剛好相反——貿易反而傷害窮國。

理由：

香蕉、咖啡等出口品的利潤多半流向外國企業——例如古巴四分之三的農地由外國公司擁有。
當地僅少數人受惠（地主、外資雇員），他們把錢花在進口名車與奢侈品。
出口收入沒有轉化為新學校或本國工業。

法蘭克把這些跨國公司視為現代版的征服者——例如美國的「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二十世紀初在拉美建立商業帝國，自建鐵路、城鎮、警察。1928 年哥倫比亞工人罷工被軍警掃射。報紙稱它為「章魚（the Octopus）」——觸手深入政府，吸乾整個大陸的財富。

法蘭克的結論：

世界資本主義一分為二：富國組成「核心（core）」，窮國組成「邊陲（periphery）」。
核心的富裕依賴邊陲的貧窮。
因此他的理論被稱為「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
法蘭克著作標題就是：《低度開發的開發（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普雷比施：貿易條件惡化#

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比施（Raúl Prebisch，1901–1986）——曾任阿根廷央行總裁、後成為聯合國要員——提出更溫和但仍挑戰主流的論述：

李嘉圖告訴我們，各國按比較利益專業化生產、互相貿易，所有國家都會變好。但普雷比施指出例外：

窮國出口初級產品（糖、咖啡、香蕉）。
富國出口製造品（電視、汽車）。
當人變富，會多花在汽車與珠寶上（10 倍收入 → 10 倍車與珠寶）；但咖啡呢？頂多多喝一杯，不會喝 10 倍。

貿易條件惡化的惡性循環#

富國經濟成長 → 對糖咖啡需求小幅上升。
窮國經濟成長 → 對汽車需求大幅上升。
結果：汽車價格漲得比糖快，窮國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逐漸惡化——一公噸糖能換到的車越來越少。
為了買同樣的車，得多種糖，更深陷糖出口陷阱。
窮國成長率將永遠落後富國。

普雷比施的解方：多元化（diversify）——不要只專注糖咖啡，也要建工業、做汽車與電視。為此可暫時關閉邊境、用國產品替代進口（這就是上一章「大推動」的政策思想）。

革命路線 vs. 改良路線#

兩條路線的對比：

普雷比施：相信若採取對的策略，資本主義可以幫助窮國。
法蘭克：與卡斯楚、格瓦拉一致，認為資本主義無法被修正——只能透過革命由人民奪權，建立社會主義。

1959 年初卡斯楚與格瓦拉以 800 人擊敗古巴政府的 30,000 人軍隊，攻入哈瓦那、組成新政府、接管所有外資企業。

後續：依附理論的退潮#

1970 年代，芝加哥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崛起，依附理論逐漸式微：

拉美各地的軍事政變推翻社會主義政府；法蘭克當時住在智利，政變爆發後逃離，回到德國（距他逃離納粹已過了 40 年）。
智利的轉向由芝加哥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主導——他們被稱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
古巴的卡斯楚則孤獨堅持社會主義革命；格瓦拉 1967 年在玻利維亞被捕殺，他長髮、貝雷帽的形象至今仍是 T 恤、海報上的革命象徵。

馬克思主義者也批評法蘭克：馬克思說社會必須先充分發展資本主義，才能躍遷到社會主義；拉美並未達到那個階段。

平衡的評價#

依附理論者揭露的不公平確實存在：

富國在貿易規則上常常不對等（自己出口自由，但限制窮國出口）。
美國介入拉美等地獨立國家的政商，例如支持智利政變，與蘇聯爭奪影響力。
美國也曾入侵格瑞納達、多明尼加、長年捲入越戰。

但「不公平存在」與「這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本質」是兩件事：

「亞洲四小龍」（南韓、新加坡、香港、台灣）二十世紀後半從窮國躍升為先進工業國，正是透過多元化（接近普雷比施的處方），與富國貿易反而是它們發展的槓桿。今日中國也在重演這個過程——這些事實對「資本主義必然剝削窮國」的命題構成有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