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翻牌題：95% 的基金經理人會答錯#

桌上四張牌，每張一面是字母、一面是數字。正面顯示：E、4、K、7。

規則：「如果一張牌的一面是 E，另一面就是 4。」

要驗證這個規則為真，你應該翻哪幾張？

正確答案：E 與 7。
翻 E：若背面不是 4，立刻證明規則為假。
翻 7：若背面是 E，也立刻證明規則為假。
翻 4：規則只說 E 必須對應 4，沒說 4 必須對應 E——翻它無助於驗證。

但 95% 的基金經理人會選 E 和 4。

這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ory bias）：我們本能地去找「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而不是去找「能推翻論點」的證據。
這個偏誤對 CRT 高分者也免疫——你「邏輯能力強」並不會自動讓你免疫。

研究者給你序列「2, 4, 6」，請你推理出規則。你可以提出更多三數序列，研究者會告訴你「符合 / 不符合」。

多數人會問：

實際上規則是 「任何遞增的數字」。要破解這題，最好的方式是提反例——例如 1-2-100、或遞減的數列——才能逼出「不符合」的回應，從而排除錯誤的假設。

多數人完全不會想到去試反例——因為人類的本能是找肯定，不找否定。

科學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的核心主張：驗證假說的唯一方式，是去找推翻它的證據——這個過程稱為「否證（falsification）」。

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習慣：每當遇到看似與演化論衝突的事實，他就立刻寫下來，並嘗試理解這個反例該如何納入理論。

投資人很少這麼做。我們找肯定證據的頻率，是找否定證據的兩倍。

為什麼？因為聽到自己的想法被重複出來，會讓我們覺得溫暖且聰明。

正確做法：

多和「最不同意你」的人坐下來談。
不是為了被說服——一場對話讓你改變立場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而是為了聽到對方論點的細節。如果你找不出他論點的邏輯漏洞，你就沒有資格如此堅信自己的看法。

1854 年，羅傑．蒂奇本（Sir Roger Tichborne）在海上失蹤。母親拒絕相信兒子已死，持續到處尋人。

12 年後，她收到一封澳洲律師的信，宣稱找到她兒子。她欣喜若狂寄了旅費，把這個「兒子」接回英國，並支付每年 1,000 英鎊的津貼。

但其他家族成員不相信：

蒂奇本夫人完全無視這些證據，至死不改其念。她去世後，家族才終於證明那是冒名頂替者——騙徒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

你以為自己不會這樣？「我們會把所有證據都解讀成支持自己」是普遍的人性，不是稀有的瘋狂。

死刑研究：受試者各半支持／反對死刑，給他們閱讀「支持」與「反對」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

更驚人的是 Abu Ghraib 案件實驗：受試者得到的證據量被刻意調整，但只看以下三件事，就能在 84% 的時間裡預測「他覺得證據是否足以傳喚倫斯斐」：

把證據量加進去之後，預測準確率只從 84% 提升到 85%——證據幾乎完全沒影響判斷。

信心和偏誤式吸收會跳奇怪的探戈：越自信的人越扭曲新證據以符合既有立場，扭曲後又更自信。

如何對抗確認偏誤？答案明顯但難做——主動去找能推翻自己分析的證據。

Robert Williamson 回憶 Tiger 創辦人 Julian Robertson 的習慣：

Julian Robertson 一向堅持要主動尋找反方觀點，並對自己誠實地問：我的分析是不是真的勝過反方？

但 Bruce Berkowitz（Fairholme Capital Management）把這件事做到極致——他稱之為「Kill the Company（殺掉這家公司）」：

我們看公司、算現金，然後嘗試殺掉這家公司 ⋯⋯ 我們花大量時間想：什麼會讓這家公司倒？景氣衰退？停滯性通膨？利率飆高？髒彈爆炸？我們用各種方法嘗試殺掉自己最看好的點子。如果殺不掉，那也許真的是好東西。

Berkowitz 列出公司「自殺」的常見方式：

Kill the Company 與第 5 章的「反推 DCF」精神相同——把問題反過來問。
不要問「這家公司有什麼好？」而是問「這家公司會怎麼倒？」如果你殺不掉它，那真的是個機會。
額外好處：悲觀者比較會被「正向意外」驚喜，而不是被「負向意外」打臉——這對長期報酬絕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