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第一個條件，是設下界限#

杜蘭夫婦借蒲柏（Alexander Pope）一句話開場：「只有傻瓜才為政府形式爭辯」——歷史對每一種政府形式都有所稱道，對「政府本身」也是。

他們從一個看似矛盾的命題切入：

• 人愛自由
• 但社會中的個人自由需要某些行為的規範
• 因此自由的第一個條件，恰恰是它的限制——把自由絕對化，它將死於混亂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秩序——有組織的中央力量，是『私人手中無法計算且具破壞性的力量』唯一可行的替代品。」

權力天然向中心收斂——分散、稀釋、攤開時往往無效（如波蘭的「自由否決」（liberum veto））。歷史上，黎希留（Richelieu）與俾斯麥（Bismarck）將權力集中於王權之舉，曾備受讚譽：

• 美國的聯邦政府也走過同一條集中化路徑——當經濟早已跨越州界，談「州權」便顯得無濟於事
• **今日的「國際治理」**正在隨工業、商業、金融的跨國化而萌生

歷史中各種政府形式的速寫#

君主制——最自然，也最久長#

• 君主制把家庭中父親或戰隊中酋長的權威套用到群體之上
• 若以歷史的普遍性與持久性為標準，君主制獨佔鰲頭——民主反倒像是匆匆的插曲

羅馬帝國最閃亮的時代，正是「收養式君主制」（adoptive monarchy）：

• 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安托尼努斯·庇護、馬可·奧理略
• 皇帝把權力傳給「他能找到的最有能者」，並收為養子、訓練、漸進交權
• 吉朋稱：「若要選擇人類最幸福繁榮的時期，無疑就是從涅爾瓦即位到馬可·奧理略過世的這段歲月。」

但它瓦解的關鍵是繼承制：

• 馬可·奧理略沒指定養子，由親生子康茂德（Commodus）繼位，混亂隨即降臨
• 世襲君主制傾向滋生愚昧、裙帶、輕率與奢華
• 路易十四常被視為近代君主典範，法國人卻在他死時歡騰

寡頭制——少數的統治#

杜蘭夫婦觀察：多數政府其實都是寡頭制——由少數憑出身、宗教或財富選出的人統治：

• 出身 → 貴族制（aristocracy）
• 宗教組織 → 神權政治（theocracy）
• 財富 → 民主制

「即使盧梭也看到，多數人統治是不自然的——多數很難被組織起來進行統一明確的行動，少數可以。」

若多數能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那麼少數統治就如同財富集中一樣不可避免——多數能做的，只是「週期性地把一個少數派趕下台、再扶上另一個」。

貴族制：文明的穩定器#

貴族制將少數人從「令人疲憊與粗鄙化的經濟競爭」中抽離，從小以榜樣、環境與低階公職培養治國之才。

• 它不只是政治家的搖籃，也是文化、禮儀、品味、標準的容器
• 對社會的速食潮流、藝術瘋狂、神經質的道德變動構成穩定屏障
•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道德、禮儀、風格與藝術發生的事，足以說明這層穩定的價值」

但貴族也鮮少親自創造藝術——他們把藝術家視為手作工人，更愛「生活的藝術」，而非「藝術的人生」；不願承擔天才所需的長時間勞作。久之，現代貴族滑向粗心的紈絝享樂主義：

「『朕即國家』與『我死之後，洪水滔天』之間，只隔三代。」

當貴族壟斷特權、剝削人民、抗拒進步、為王朝戰爭耗盡國力時，便引爆革命。

革命的代價#

歷史是否替革命背書？

• 有些情況需要暴力推翻僵化制度（如 1917 年俄國）
• 但多數情況下，革命所達成的效果，經濟發展的漸進壓力本來也會帶來——
  • 美國本可在不革命的情況下成為英語世界的主導者
  • 法國革命以地主貴族讓位給商業階級，英國 19 世紀以同樣結果但無流血、無秩序中斷的方式達成

「個人的清醒在於記憶的延續，群體的清醒在於傳統的延續——一旦鏈條斷裂，神經質的反應便會降臨」（如 1792 年九月巴黎屠殺）

財富其實是「生產與交換的秩序與程序」、是對人與制度的信任（信用體系），不是堆積起來的（多半易腐的）商品；因此暴力革命破壞財富多於重新分配。土地或許重分，但人天生的不平等很快又重建私有差異，把同樣本能的新少數推上權力。

「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心智的啟蒙與性格的改進；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唯一真正的革命家，是哲學家與聖徒。」

雅典與羅馬：階級鬥爭如何瓦解民主#

雅典：從伯里克利到馬其頓#

嚴格意義上的民主，幾乎只存在於現代——主要從法國大革命起。古雅典是教科書式的反例：

• 總人口 31 萬 5000 中，奴隸 11 萬 5000，有投票權的公民只 4 萬 3000
• 婦女、幾乎所有勞工、商販、長期居留外邦人都被排除
• 公民又分寡頭派（地主貴族與上層中產）與民主派
• 伯里克利時代寡頭派得勢，雅典文學藝術登峰造極
• 伯羅奔尼撒戰敗後寡頭蒙羞，民眾掌權——蘇格拉底、柏拉圖深感不齒

從梭倫到羅馬征服希臘，這場鬥爭以「書、戲、演說、選票、陶片放逐、暗殺與內戰」進行。

修昔底德描寫的科西拉慘案令人想起 1792 年的巴黎：兒子殺父親、求情者被從祭壇拖出殺死。

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刻畫雅典民主的崩塌：節制被斥為懦弱；放肆被稱為教養、無政府是自由、揮霍是宏偉、無恥是勇敢；父親自降為兒子之同儕、教師討好學生、老人模仿年輕人；公民連最輕微的權威都不耐煩、最後連法律（成文與不成文）都不在意——「極端自由的勝利，催生了極端形式的暴政與奴役。」

雅典之後再次興起的是商業財富，「對更多更多的胃口」（pleonexia）使「兩個城邦」（窮人之城與富人之城）相互交戰：

• 窮人想以立法、稅收、革命剝奪富人
• 富人組織自衛
• 部分寡頭組織成員甚至發誓「我將是人民的敵人，並在議會中盡其所能加害他們」
• 階級鬥爭使希臘內外撕裂；當馬其頓的菲利浦於前 338 年南下時，許多富人寧迎其來而不要革命

羅馬#

第三、第二世紀的羅馬寡頭組織了外交與紀律軍隊，征服與剝削地中海世界。財富集中、奴工湧入、本地農民流入城市靠救濟糧度日。前 53 年一場選舉中，一群選民收受 **1000 萬塞斯特斯（sesterces）**支持。當金錢失靈時，謀殺登場——投錯票的公民被打到瀕死、家被縱火。

「古代從未見過如此富有、強大、腐敗的政府。」

最終貴族請龐培、平民押注凱撒，戰爭代替賄選；凱撒勝出建民眾獨裁；貴族殺凱撒，最終接受其甥屋大維的獨裁。民主終結，君主制復返——柏拉圖的政治輪盤轉了一整圈。

美國民主的條件#

杜蘭夫婦由此推論：古代民主因奴隸制、賄賂與戰爭腐蝕，並非民主的公平試煉。美國民主擁有更廣泛的基礎：

• 英國遺產：從《大憲章》以來抵禦國家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律
• 新教開啟的宗教與心智自由
• 美國革命既是殖民地對遙遠政府的反抗，也是本土中產對外來貴族的起義
• 大量自由土地、最少的立法
• 自耕農擁有經濟基礎，性格與人格扎根於土地
• 這些人推上傑佛遜——「像伏爾泰一樣懷疑、像盧梭一樣革命」
• 「治理最少的政府」釋放了個人主義能量
• 農村孤立強化了個人自由，國家孤立（兩洋屏障）保障了安全

「美國民主比歷史上任何形式都更基礎、更普遍。」

為何當代美國民主面臨壓力#

但這些形成性條件正在消失：

• 城市興起，個人孤立消失
• 工人依賴非自有的工具與資本，個人獨立消失
• 戰爭日益吞噬生活，個人無從理解其因或逃其影響
• 自由土地不再，「家庭擁有權」最多只剩一小塊地
• 自雇商販落入大批發商之手——可呼應馬克思「萬物在鎖鏈中」之嘆
• 中產的經濟自由愈發例外，使政治自由淪為慰藉

「這一切並非如年輕氣盛時所想，是富人之惡所致——而是經濟發展的非個人化命運與人性本身的結果。經濟愈複雜，對能力的溢價愈高，財富、責任、政治權力的集中也愈強。」

民主的難題與防衛#

民主是「最困難的政府形式」——它需要最廣泛的智識，但「我們把自己變成主權者時忘了把自己變得有智識」：

• 教育擴大，但簡單者的高生育力使整體智力提升被拖慢
• 「你不能因為無知很多就把它推上王座」
• 不過無知不會久居王座，因為它容易被塑造輿論的力量操弄
• 「你不能永遠愚弄所有人」（林肯），但你可以愚弄足夠多的人去統治一個大國

民主與當代藝術墮落？#

杜蘭夫婦指出，民主只在一個有限意義上要為當代藝術的紊亂負責——它沒能發展出貴族時代曾為藝術設下的標準與品味，使想像與個人主義被約束在「可理解的溝通、生活的照亮、各部分在連貫整體中的和諧」之內。當代藝術看似失之怪誕，也因為舊形式可能性已耗盡，仍在探索新模式。

民主的功與危機#

「考慮過所有扣分後，民主造成的傷害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少，造成的善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多。」

它的具體功績：

• 為人類存在帶來活力與同袍情感
• 為思想、科學、企業提供成長的關鍵自由
• 打破特權與階級的壁壘，每代從各階層提拔能者
• 雅典與羅馬在其刺激下成為歷史上最具創造性的城市
• 美國兩個世紀內為前所未有比例的人口提供豐裕

「人不能平等，但他們進入教育與機會的通道可以更近於平等。

人權不是擁有職位與權力之權，而是進入每一條可滋養並考驗一個人勝任能力之通道的權利。

權利不是上帝或自然的禮物，而是『個體擁有對群體有益』的特權。」

當代英美、丹挪瑞、瑞士加拿大的民主，比以往更穩固。但若：

• 戰爭持續吞噬主權
• 統治世界的衝動需要龐大軍備
• 種族或階級戰爭把政治辯論變成盲目仇恨
• 經濟自由不能像創造財富一樣公平地分配財富

那麼，通往獨裁的路將為任何能說服性地承諾「全民安全」的人敞開——在某種華麗修辭下，軍政府仍可能吞沒民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