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腦的處理能力一萬年來幾乎沒變,但現代世界的人口、知識與複雜度卻持續飆升。為了處理資訊負擔,我們仰賴捷思法(heuristics)——也就是讓我們檢視較少資訊、簡化權重、考慮較少方案的「拇指法則」。捷思往往帶來足夠好的決定;但只要捷思被誤用在不適合的情境,就會產生偏誤(bias)。

本章針對第 1 章介紹的三種一般性捷思——可得性代表性確認——共介紹 12 種常見偏誤(情感捷思留待第 6 章)。

第四種一般性捷思——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將在第 6 章討論。

一、源自可得性捷思的偏誤(Biases from 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

偏誤 1:易回憶性(Ease of Recall)#

我們會把「容易從記憶中提取」的事件誤當作「常發生」的事件,而記憶提取的便利度會被鮮明度新近度放大。

2008 年全球死亡原因排序測驗:戰爭與內戰、營養不良、肺癌、慢性肺阻塞、呼吸道感染。

多數人的直覺正好相反。實際上呼吸道感染(350 萬人)遠多於戰爭(18.2 萬人)與飢餓(41.8 萬人)的死亡人數。原因?戰爭、乾旱、饑荒這類戲劇性事件搶佔媒體版面;老年人因肺炎、肺氣腫安靜離世,難以引起注意。

可得性偏誤的真實案例:

  • 9/11 後機場安檢脫鞋:2001 年「鞋子炸彈客」Richard Reid 試圖在飛機上引爆藏在鞋裡的炸藥,全球機場由此規定脫鞋過 X 光,儘管炸藥可藏於身體任何部位。
  • MBA 採購員案例:因為某供應商「名字最熟悉」而選之,後來才發現所謂熟悉是因該公司剛因勒索客戶上了新聞。
  • 績效評估的近因效應:管理者對員工最近一個月的表現給予不成比例的權重,即使前九個月才更具代表性。
  • Schwarz 等(1991)的反直覺實驗:被要求列出 6 個自己「果斷」的例子的人,比被要求列出 12 個的人更覺得自己果斷——因為提取後者太困難,反而推論「我不太果斷」。
  • 災後保險:剛經歷過地震的人最積極投保地震險,雖然地質學告訴我們大地震發生後短期內的風險其實降低了(Lindell & Perry, 2000)。

偏誤 2:可提取性(Retrievability)#

我們對事件頻率的判斷會受到記憶結構(retrieval structures)的影響。

多數人猜「以 a 開頭的英文字」比「a 在第三個字母位置的英文字」更多;事實正好相反——前者佔 6%,後者超過 9%。我們之所以猜錯,是因為腦中是依首字母索引單字,而不是依第三個字母(Tversky & Kahneman, 1973)。

對組織決策的啟示:

  • 零售群聚效應:加油站、精品店、銀行傾向開在同一交叉口或同一商圈,因為消費者「按地點記住類別」,店家必須出現在消費者的搜尋路徑上。
  • 靠人脈招募的副作用:透過社交網絡找新員工雖然能省時,卻會招進與既有團隊背景、文化、教育相似的人。一個由白人、高學歷男性主導的組織,未必有意歧視,卻會持續複製自身樣貌(Pager & Shepherd, 2008)。

二、源自代表性捷思的偏誤(Biases from the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偏誤 3:忽略基率(Insensitivity to Base Rates)#

Lisa 的唐氏症測試案例:33 歲孕婦罹患唐氏症基率 1/1000。檢測在病例中真陽性率 86%、偽陽性率 5%。Lisa 結果為陽性——她寶寶實際罹患的機率是多少?

  • 直覺答案:86%
  • 正確答案:1.7%

計算:1000 名孕婦中只有 1 例真有唐氏症(檢出機率 86%),其餘 999 例會產出約 50 個偽陽性。真陽性 / 全陽性 ≈ 0.86 / (0.86 + 49.95) ≈ 1.7%。

代表性捷思讓我們被「個案資訊」吸引而忽略基率。其實驗證明:

  • Kahneman 與 Tversky(1972)的工程師/律師描述實驗:當受試者被告知母群為「30% 律師、70% 工程師」或「70% 律師、30% 工程師」時,多數人忽略基率,僅依「描述像不像工程師」判斷。
  • 但若沒有個案描述,受試者會正確使用基率。我們知道基率重要,卻在有個案資料時把它丟一邊。

實務後果:

  • 創業者花太多時間幻想成功,太少時間檢視「新事業失敗的基率」(Moore, Oesch, & Zietsma, 2007)。
  • 研究所招生委員偏好高分申請者,卻忽略不同學校的給分鬆緊度。
  • 我們把「壞結果」歸咎於決策者,即使結果主要是運氣使然(Gino, Moore, & Bazerman, 2009)。

偏誤 4:忽略樣本大小(Insensitivity to Sample Size)#

大小醫院男嬰生育題:大醫院日均 45 名新生兒、小醫院 15 名。一年內哪家醫院記錄到「男嬰超過 60%」的天數較多?

  • 直覺答案:差不多(多數人選此)
  • 正確答案:小醫院——樣本越小,偏離 50% 的機率越大。

擲 3 次硬幣有一半機率得到 60% 以上正面,擲 3000 次卻只有百萬分之一機率。樣本大小是統計學的根基,卻很少進入直覺。

廣告話術「五位牙醫中有四位推薦」——若樣本只有五位,根本不能推論到所有牙醫。沒揭露樣本數的統計,本質上是無意義的。

偏誤 5:對機率的誤解(Misconceptions of Chance)#

連生三個女兒題:第四胎是女孩的機率?

  • 直覺答案:低於 50%(「總該輪到男生了吧」)
  • 正確答案:仍是約 50%——精子不知道前三胎是什麼性別。

人們期待隨機序列「看起來」隨機。Kahneman 與 Tversky(1972)發現受試者把 H–T–H–T–T–H 評為比 H–H–H–T–T–T「更可能」,儘管它們的機率完全相同。

延伸現象:

  • 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以為連輸後「該輪到我贏」。Tversky 與 Kahneman(1974):「機率被誤以為是自我修正過程,事實上偏離不會被『修正』,只會被『稀釋』。」
  • 手感熱(hot hand):球迷、球員、評論員都相信連投幾球進的球員更可能投進下一球。Gilovich、Vallone 與 Tversky(1985)對費城 76 人與波士頓塞爾提克的射擊資料進行詳盡分析,完全找不到這個效應。我們的大腦擅長辨識模式,以至於在純隨機資料中也看到模式。

對手感的迷信不僅錯誤,且代價高昂。把球傳給「正熱」的隊友、對手集中防守「熱手」,可能反而忽略了另一位同樣或更有把握的隊友。

研究心理學家也躲不過——Tversky 與 Kahneman(1971)發現研究者掉入「小數法則」陷阱,以為小樣本就能代表母體,導致過度概化發現。

偏誤 6:均值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an)#

當結果含有運氣成分時,極端表現傾向於回歸均值——但人們對此沒有直覺。Kahneman 與 Tversky(1973)指出,我們天真地以為去年的表現可完美預測今年。

實際的棒球打擊率:賽季間相關係數約 0.4,遠低於人們的預設。

飛行訓練的錯誤結論:教官觀察到,飛行員著陸特別好之後常表現變差、特別糟之後常進步,因此推論「責備有用、稱讚有害」。這完全是均值回歸的假象——口頭回饋可能根本沒有效果,但教官們從此偏好責罵勝於稱讚。

當管理者忽視均值回歸:對表現特別好的員工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下個週期表現「變差」時開始找理由解釋失敗,做出錯誤的人事與規劃決定。

偏誤 7:合取謬誤(The Conjunction Fallacy)#

Linda 題:Linda 31 歲、單身、聰明、外向,主修哲學,學生時代關注歧視與社會正義議題。哪一項描述更可能?

  • F:Linda 是銀行櫃員。
  • H:Linda 是銀行櫃員,且活躍於女權運動。

多數人覺得 H 比 F 更可能。但所有「女權運動的銀行櫃員」都是「銀行櫃員」的子集——子集不可能比母集更可能。

合取謬誤源自我們以「描述代表性」取代「機率」。Linda 的描述更像「女權運動者」而非「銀行櫃員」,於是我們覺得「女權銀行櫃員」比「銀行櫃員」更貼合。

合取謬誤也會被「合取的可得性」放大。Tversky 與 Kahneman(1983)發現人們認為「1989 年加州地震引發的水災淹死千人」比「1989 年北美某地水災淹死千人」更可能——儘管前者是後者的子集。

三、源自確認捷思的偏誤(Biases from the Confirmation Heuristic)#

偏誤 8:確認陷阱(The Confirmation Trap)#

Wason(1960)2-4-6 規則題:給你序列 2-4-6,請推論規則,可以提出新序列來測試。

多數人提出 4-6-8、10-12-14、100-102-104 這類「等差遞增 2」的序列,並一路得到「對」的回答後,自信地猜「等差為 2」。

真實規則更廣泛:「任何遞增三個數」。要找出真規則,必須主動測試會被證偽的序列(如 1-2-100),而非堆積支持證據。

我們對符合既有信念的資訊問「我可以相信嗎?」並輕易接受;對不符合的資訊則問「我必須相信嗎?」並尋找拒絕的理由(Gilovich, 1991)。

例子:

  • 政治保守派傾向只聽 Rush Limbaugh,不看 Rachel Maddow;自由派則相反。
  • Lord、Ross 與 Lepper(1979)讓死刑支持者與反對者讀同一批死刑研究。雙方都批評不利己方的研究設計糟,雙方都更堅信自己原本的立場。
  • 買新車後,多半只看「肯定我選擇」的評比,忽略質疑它的資訊。

同事 Dick Thaler 設想兩家顧問公司:「Yes Person」永遠說客戶想法很棒;「Devil’s Advocate」永遠列出十大不該做的理由。Thaler 自己也承認兩家都不會成功——沒人會請魔鬼代言人。但對決策品質而言,Devil’s Advocate 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偏誤 9:錨定(Anchoring)#

電話號碼錨定題:取你電話號碼最後三碼,前面加 1 變成四位數年份。再估泰姬瑪哈陵(Taj Mahal)完工年份。實際完工:1648 年。

受試者的估計被自己電話號碼影響——尾數高的傾向估較晚的年份。

錨定效應的研究地標:

  • Tversky 與 Kahneman(1974)的聯合國非洲國家比例題:受試者觀察到「轉盤隨機停在 10」的人估非洲國家比例 25%,「停在 65」的人估 45%。錨值即使被告知是隨機的,仍強烈影響判斷。即便有金錢誘因要求準確,效應依然存在。
  • Mussweiler 與 Strack(2000)的德國新車均價實驗:被高錨定的人對「賓士」「BMW」反應更快;被低錨定的人對「Golf」「VW」反應更快——錨點啟動了與其相符的記憶網絡。
  • Joyce 與 Biddle(1981)對審計師的實驗:被問「重大舞弊是否多於 10/1000」的審計師估 16.52;被問「是否多於 200/1000」的估 43.11。
  • Englich 與 Mussweiler(2001):法官的判決年數會被「擲骰子」決定的隨機錨值影響。

錨定的成因:

  • 外部錨點觸發選擇性搜尋——我們找出與錨點相容的資訊。
  • 自己設定的錨點則來自不充分的調整(Epley & Gilovich, 2001)。

偏誤 10:合取與析取事件偏誤(Conjunctive and Disjunctive Events Bias)#

三選一機率題

  • A:從 50% 紅 50% 白的袋子抽到紅球(50%)。
  • B:從 90% 紅 10% 白的袋子連抽 7 次都是紅球(48%)。
  • C:從 10% 紅 90% 白的袋子抽 7 次至少抽到一顆紅球(52%)。

直覺排序:B > A > C;正確排序:C > A > B——剛好相反。

人們高估合取事件(多步都成功)的機率、低估析取事件(只要一個成功就算)的機率。

實務後果:

  • 規劃謬誤的根源:複雜專案需要多個步驟全部順利完成,每一步即使機率高,全部成功的機率仍可能低。
  • 複雜系統的失效:核反應爐或人體任何一個關鍵元件壞了就出事,即使每個元件失效機率小,整體失效機率仍可能很高。

合取/析取偏誤有時讓人過度悲觀。例如打電話給五家航空公司問機位,候補機率分別為 30%、25%、15%、20%、25%——直覺以為很沒希望。但若機率獨立,至少搭上一班的機率是 73%。

偏誤 11:後見之明與知識的詛咒(Hindsight & the Curse of Knowledge)#

事後我們常說「我早就知道」「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必花這麼多錢做這份研究」——這是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Fischhoff, 1975)。

Fischhoff 的歷史事件實驗:受試者讀完關於 1814 年英國—廓爾喀戰爭的資料後,得知不同結局的群組,都傾向認為自己「即使沒被告知結局,也會猜到那個結局」。

後見之明的代價:我們以結果(而非過程與邏輯)評價決策者。一個高品質但運氣不好的決定理應受獎勵,但後見之明讓我們把所有失敗都歸咎於決策者,從而懲罰好決策、獎勵運氣好的壞決策。

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Camerer, Loewenstein, & Weber, 1989):擁有知識的人很難想像沒有該知識的人是什麼狀態。

  • 老師難以調整講解到學生的理解水準。
  • 產品設計師高估一般人能多快上手高科技產品;高達一半的「故障退貨」其實是消費者不會用(den Ouden, 2006)。
  • 行銷專家對消費者偏好的預測,反而比一般消費者差(Hoch, 1988)。
  • 你以為對方收得到你「明顯」的諷刺;對方因為沒有你那塊資訊,把它當真心話看待(Keysar, 1994)。

Todd 等(2011)發現,刻意聚焦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而非相似),能讓人更善於採取他人視角。職場多元也有同樣效果。電子郵件因為缺乏語調與肢體訊號,會放大知識的詛咒(Kruger, Epley, Parker, & Ng, 2005)。

整合與評論(Integration and Commentary)#

本章共介紹 12 種偏誤(含過度自信為第 12 項,於第 2 章詳述)。捷思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它與人類記憶與認知的內建機制相符——例如可得性偏誤對應著我們對情緒、新近與鮮明資訊的記憶優勢。

捷思並非全然有害:當決策品質損失小於節省下來的時間時,使用捷思是明智的。但盲目接受捷思有兩個問題:

  • 許多情境下,決策品質的損失遠大於時間節省。
  • 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用捷思——因此無法選擇性地避開它們。

賭注大、決策品質重要時,值得啟動更費力的系統二思考來避開偏誤。改善判斷的關鍵,是學會辨識何時會依賴捷思、哪些捷思在哪種情境下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