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為何基督徒要參與社會？#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面臨令人眼花繚亂的挑戰：科技進步證明了人類的聰明，但全球貧窮依然挑戰我們的公義感；全球化帶來商機，貧富差距卻日益擴大；環境問題威脅未來；核戰威脅雖減，全球恐怖主義卻興起；家庭瓦解、身份困惑、生命倫理的爭議，在在需要回應。

斯托得指出，令人驚訝的是，基督徒竟然需要被問「為何要參與社會」。在耶穌的公開事工中，祂既教導和傳道（太 4:23; 9:35），也行善和醫治（徒 10:38）。因此，傳福音與社會關懷在教會歷史中一直密不可分。

面對世界，基督徒只有兩種根本態度：

• 逃避 (Escape)：背轉世界、洗手不幹、對世界的痛苦呼聲充耳不聞
• 參與 (Engagement)：面向世界、弄髒雙手、感受神那無法遏制的愛

太多福音派基督徒選擇了「不負責任的逃避主義」，以末日將臨為藉口，迴避社會責任，用虛假的神學安慰自己的良心。

福音派社會關懷的歷史遺產#

福音派在社會公義方面有著輝煌的歷史傳統，尤其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和美國。

約翰衛斯理與福音復興運動#

• 福音復興運動（Evangelical Revival）不僅帶來靈魂得救，更引發廣泛的慈善事業，深刻改變了社會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既是巡迴佈道家，也是社會公義的先知
• 歷史學家認為衛斯理的影響使英國免於法國式的血腥革命

克拉朋聯盟#

•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及其「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被譽為「聖徒」
• 他們推動了廢除奴隸貿易（1807）、殖民地奴隸登記（1820）及奴隸解放（1833）
• 他們的關懷範圍極廣：監獄改革、國民教育、殖民地義務、工廠立法、反對決鬥和酗酒等

沙夫茨伯里伯爵#

• 安東尼阿什利庫柏（Anthony Ashley Cooper，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關注精神病患、童工、礦工和貧民窟兒童
• 其傳記作者評價：「沒有人比他做了更多來減少人類的苦難」

美國的福音派社會參與#

• 查爾斯芬尼（Charles G. Finney）同樣關注「改革」與「復興」，認為教會的偉大使命是改革世界
• 十九世紀的宣教士不僅傳道，更帶去醫療、教育和農業技術，反對不公義和壓迫

「大逆轉」(The Great Reversal)#

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福音派對社會關懷的承諾發生了重大轉變，歷史學家稱之為**「大逆轉」**。原因有五：

1. 對抗自由派神學：福音派忙於捍衛基要信仰，無暇顧及社會關懷
2. 拒絕「社會福音」：自由派將神國等同於社會改造，福音派因反對而矯枉過正，完全退出社會政治行動
3. 戰爭的衝擊：一戰後的幻滅和悲觀，使人認為社會改革徒勞無功
4. 前千禧年主義的影響：認為世界只會越來越壞，直到耶穌再來，因此改革社會毫無意義
5. 中產階級化：基督教在中產階級中傳播，信徒傾向維護現狀，遠離社會政治的「混亂」

斯托得指出，我們不應苛責前輩，因為在當時的壓力下，我們可能也會做出同樣選擇。但「大逆轉」的確使福音派失去了社會關懷的活力。

福音派社會關懷的恢復#

1960 年代起，福音派開始恢復社會良知：

• 1947 年：Carl F. H. Henry 出版《現代基要主義的不安良知》，率先呼籲
• 1966 年：惠頓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將傳福音與社會行動並列
• 1967 年：英國基爾大學全國福音派聖公會大會，公開悔改退縮的傾向
• 1974 年：洛桑會議（Lausanne Congress）成為轉捩點，2,700 位與會者簽署洛桑信約，宣告「傳福音與社會政治參與都是我們基督徒責任的一部分」
• 1982 年：大乘城會議（CRESR）進一步釐清傳福音與社會責任的關係：社會行動是傳福音的結果、橋梁和夥伴

教會與政治#

政治的定義#

• 廣義：政治是城邦（polis）生活的藝術，關乎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
• 狹義：政治是關於政府、立法和權力的科學

耶穌在狹義上並未參與政治，但在廣義上，祂的整個事工都具有「政治」意涵——祂的國度挑戰了現存的政治秩序。

社會服務與社會行動的區別#

真正的基督徒社會關懷必須同時包含社會服務與社會行動，兩者不可分割。單純救濟而不處理根本原因，可能反而縱容了不公義的狀況。

原則與政策的區分#

• 教會的職責在於闡明原則，而非制定具體政策
• 大主教坦普爾（William Temple）強調：「教會關心的是原則而非政策」
• 教會不應將信仰與特定政治綱領等同，因為沒有任何政治方案能宣稱代表上帝的旨意

三種政治選擇#

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

• 將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不信任人民，壓制自由
• 預設了對人性過度悲觀的看法
• 即使出於善意，因不信任公民參與決策，也是在貶低人的尊嚴

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 對人性過度樂觀，認為法律、政府和權威都是多餘的
• 忽略人類墮落的事實和巨大的犯罪潛能
• 基督徒的公民社會觀不能建立在烏托邦式的夢想之上

民主制度 (Democracy)#

• 以說服而非強制為核心的政治表達
• 最能反映聖經對人性平衡的理解——人既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有尊嚴），又是墮落的（需要制衡）
•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言：「人追求公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人傾向不公義的劣性使民主成為必要」

基督徒不應「洗禮」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無論左、右或中間路線。每種政治意識形態充其量只是上帝旨意的近似值。基督徒應在民主制度中謙卑地彼此聆聽，尋求共識。

基督徒的政治責任#

斯托得區分了三個層次的政治參與：

• 個人基督徒：每位基督徒都應積極參與公民生活——投票、關注議題、參與公共討論
• 基督徒群體：有共同關懷的基督徒應組成研究和行動小組，深入探討議題
• 教會整體：教會必須教導聖經律法與福音，在公義和信仰要求時採取公開立場，但不應輕率地進入缺乏專業知識的政策領域

斯托得以彌撒（mass）的結束語作結：「Ite, missa est」——出去吧！進入上帝所造的世界，基督曾來到其中，如今差遣我們進入其中。世界是我們生活、愛、見證、服事、受苦並為基督而死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