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人工智慧計畫說起#

人工智慧研究者派翠克·海耶斯（Patrick Hayes）曾著手一個計畫：把「液體的天真（或常民）物理學」（naïve/folk physics）公理化。構想是替機器人備妥一組命題，作為它與人類互動時所需的核心信念——因為人類每天都靠常民物理學過活。這比他預想的困難得多，他就此寫下一篇有趣的論文〈天真物理學宣言〉（“The Naïve Physics Manifesto”, Hayes, 1978）。

在液體的天真物理學裡，凡是讓常人覺得違反直覺的東西都被排除在外：

• 虹吸管（siphon）是「不可能的」，滴管（pipette）也是；
• 但你可以用蓬鬆的毛巾把水吸乾，也可以用抽水唧筒（suction pump）從井裡把水抽上來。

一台裝載了這種「知識」的機器人，第一次看到虹吸管運作時，會跟我們多數人初見時一樣吃驚。

海耶斯的計畫是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謂的「精緻版天真物理學」（sophisticated naïve physics）：他毫不自欺，清楚知道自己要公理化的這套理論是假的，儘管在日常生活中很有用。

公理式人類學：把常民所信當作公理#

這是一種可稱為「公理式人類學」（axiomatic anthropology）的工作：把常人所說、且彼此同意的內容當成公理或定理，設法讓整組資料自洽，遇到矛盾就設法消解。海耶斯也懶得去找真正的受訪者——他認定自己對液體常民物理學的掌握不輸任何普通人，於是就拿自己當唯一的資訊提供者。這就是「公理式自我人類學」（axiomatic auto-anthropology）。

分析形上學：天真的天真自我人類學#

把海耶斯的計畫拿來和分析形上學（analytic metaphysics）的哲學計畫對照，丹尼特常覺得後者是一種「天真的天真自我人類學」（naïve naïve auto-anthropology）。差別在哪？

• 分析形上學的參與者深信自己的綱領真的觸及了某種為真的東西；
• 而不只是某個特定人類子群（信奉分析形上學的英語系哲學家）所相信為真的東西。

除此之外，兩套程序幾乎一模一樣：蒐集彼此共享的直覺，靠相互「打幫浦」（intuition-pumping）來測試與挑動這些直覺，再把得到的資料集揉捏成一套自洽的「理論」，其根據是那些理想上算得上公理的「公認」原則。

丹尼特說，他問過不少分析形上學家：能否把自己的事業和「本部落的天真天真自我人類學」區分開來？至今沒有得到任何有說服力的答覆。

出路：精緻版天真人類學#

替代方案是「精緻版天真人類學」（sophisticated naïve anthropology，兼含自我的與他者的）——這種人類學對其推導出的定理是否值得信任保留判斷。這是一項可行且往往極有價值的工作。丹尼特主張分析形上學家應轉向這項事業，因為它只需對既有方法做極小的調整，卻要對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做一項重大修正：

• 他們必須收起自負，承認自己的研究最好被看作是對顯象地形的一次「前置偵察」；
• 像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那樣，同時懸置相信與不相信：姑且假裝當地人是對的，看看會推出什麼。

在丹尼特對哲學的構想裡，哲學任務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顯象與科學象（scientific image）之間來回斡旋交通。因此，哲學家在動手建構或批判理論之前，先分析自己面對的常民假設是什麼，是明智之舉。

精緻版天真人類學的一大標誌，是它對違反直覺的發現保持開放。

當你還在做天真人類學時，「（對當地人而言）違反直覺」是不利於你重建工作的證據；一旦你換檔、開始追問這套天真「理論」中哪些部分為真，違反直覺就失去了作為反對理由的力道，有時甚至成為重大進展的徵兆——畢竟在整體科學裡，違反直覺的結果向來備受珍視。

自我人類學的弱點：被理論汙染的直覺#

自我人類學有一個弱點：自己的直覺很容易被自己的理論偏好所扭曲。

語言學家早就知道，他們鑽進自己的理論太深，已不再是可靠的語言直覺來源。你在英語裡真的能說出 “The boy the man the woman kissed punched ran away” 這種句子嗎？還是說我那套子句嵌套理論在唬弄我的「語感」？他們原始、未經雕琢的直覺已被過多理論玷汙，於是他們認清：必須走出去，向非語言學家詢問語言直覺。

哲學家近來也開始領會這一點，反映在對所謂「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新熱情上（見 Knobe and Nichols, 2008）。

這仍是草創階段，一些先行嘗試並不出色。但至少哲學家開始習慣一個觀念：不能再僅僅因為某些命題「對自己顯得無比明顯」，就宣稱它們顯然為真。

同樣地，海耶斯若肯花工夫去隨機訪談一群常人、而非只拿自己當範本，說不定會對常民物理學的核心信條大吃一驚。

一份該做的計畫：顯象的形上學#

於是這裡有一項計畫——一種特定的精緻版天真人類學——哲學家應認真考慮著手：在投入知識、正義、美、真、善、時間、因果等等理論之前，先對世界的常識象或顯象地形做一次勘測，以確保自己的分析與論證，瞄準的是對世界其餘部分（無論常民關切或科學關切）真正相關的靶子。

這樣一項系統性探究，會產出類似一份「未經改造的概念地形」目錄——你也可以稱之為顯象的形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the manifest image）。這正是哲學家在科學象最新創見之間來回斡旋時，不得不出發的起點；與其只是「用肉眼估量」這片常民地形，不如手握一張仔細繪製的地圖。

丹尼特說，這可謂是那場改革的「另一半」。當年科學哲學家決心必須從內部真正掌握大量當代科學，科學哲學才從一個「扶手椅上的幻想領域」轉變為與實際科學的認真夥伴關係。

一旦以這幅圖像來思考哲學任務，就會看清：填滿哲學期刊的許多非正式來回摸索、東補西填、製造反例、拆解直覺——充其量——不過是試圖對這片地形組織起一份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