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蜂式行為」#
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 1982）造了「蜂式行為（sphexishness）」這個詞，用來描述一種我們很熟悉的心智狀態：僵硬、機械、缺乏理解的行為，卻常被誤認為高明的聰明。這個詞源自一種黃蜂（Sphex，掘土蜂）的奇特行為，侯世達與丹尼特（Daniel Dennett）都曾各自被伍德里奇（Dean Wooldridge, 1963）在《大腦的機制》（The Machinery of the Brain）中的一段描述打動。
延伸案例：伍德里奇筆下的掘土蜂
到了產卵的時候，掘土蜂會挖一個地洞，並找一隻蟋蟀，用螫刺使牠麻痺但不致死。牠把蟋蟀拖進洞裡，在旁邊產卵，封住洞口後飛走，永不回頭。卵孵化後，幼蟲便以這隻被「冷凍保鮮」、尚未腐爛的癱瘓蟋蟀為食。
在人的眼中，這套精心安排、看似目的明確的例行程序，充滿了邏輯與思慮的味道——直到我們檢視更多細節：
- 掘土蜂的慣例是把癱瘓的蟋蟀帶到洞口，先擱在門檻上，自己進洞查看一切是否妥當，再出來把蟋蟀拖進去。
- 若趁牠進洞檢查時把蟋蟀移開幾吋，牠出來後會把蟋蟀搬回門檻，但不拖進洞，而是重新進洞再檢查一遍。
- 只要再移開，牠就再搬回門檻、再進洞查看，如此反覆。掘土蜂從不會想到直接把蟋蟀一口氣拖進去。
有一次，這個程序被重複了整整四十次，結果始終如一。
這看似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展現了那種不完美、缺乏理解的能力（competence）——就像我們揭穿一個二流電腦程式的膚淺、偽理解時所看到的。
這裡的關鍵對比是「能力」與「理解」的分離：掘土蜂顯然「會做」一整套複雜行為，卻完全不「懂」自己在做什麼。牠的能力是機械式、無法變通的。
反轉：其實有些蜂並不「蜂式」#
丹尼特後來得知，伍德里奇像許多科普作家一樣，給了我們一個過度簡化的圖像。心理學家奇特卡（Lars Chittka）指出，伍德里奇的來源其實是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79）的著作，而法布爾若被讀完，會發現他正急於強調一個相反的重點：只有某些掘土蜂是「蜂式」的。
奇特卡提供的法布爾德文譯本中有這樣一句話：
試了兩三次之後……牠用大顎鉗住獵物的觸角，把牠拖進洞裡。那麼，現在到底誰才是笨蛋？
這是一個三層反轉：第一眼你以為掘土蜂很聰明，第二眼你以為牠很笨，第三眼卻發現——有些掘土蜂根本沒那麼「蜂式」。因此「蜂式」這個形容詞其實有點名不副實，但既然已經通行，掘土蜂只好承受這個委屈。
丹尼特打趣說，掘土蜂被非專業讀者關注，某種程度上反而是幸運的——這種知名度大概對牠的適存度（fitness）有不小的提升。（若要投票保護棲地，你會選掘土蜂的棲地，還是某種默默無聞甲蟲的棲地？）
為什麼「蜂式行為」很重要#
蜂式行為之所以是個重要概念，不是因為許多結構簡單的整體動物（昆蟲、蠕蟲、魚）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現它，而是因為它給了我們一個詞彙，去指稱那些有限、機械、目光短淺的能力——正是這些能力，構成了我們用來建造更花俏、更靈活、能理解的心智的積木。
- 任何心智模型裡的基本積木，最好都是「蜂式」的；或者如丹尼特先前所說，這些積木應該是「有點像心智（sorta minds）」——我們心智的蒼白影子。
- 蜂式行為也有助於區分在道德上有能力的心智與在道德上無能力的心智。
只要一個人是「蜂式」的——無論是因為腦瘤、腦傷、神經調節物質嚴重失衡、精神疾病，或純粹是無知或不成熟——那麼在相關意義上，這個人「無法做出別的選擇（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這正是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的分界線。
操控者的迷思：秘密介入才嚇人#
那個不斷干擾掘土蜂、以揭穿其蜂式行為的生物學家，正是我們理應害怕的**操控者（manipulative agent）**的典型。許多哲學家關於自由意志的思想實驗，都依賴召喚出這樣一個「傀儡師」，或是一個偷偷把某人接上線、操控他聽命行事的邪惡神經外科醫生。
這些嚇人故事的寓意大概是：即使沒有真正的傀儡師，光是我們的行為被環境的各種特徵所引起（經由我們的知覺系統與大腦處理），就等於好像真有一個傀儡師。（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小書《自由意志》（Free Will, 2012）的封面就是一組傀儡操控線。）
但這個被誘導出的結論是一個明顯的不當推論（non sequitur）。當環境的「控制」是經由我們運作良好的知覺系統與未受蒙蔽的大腦時，那根本沒什麼好怕的。
事實上，沒有什麼比「被周遭的事物與事件引起、進而對它們形成真確信念、再用這些信念來調節自己的行為以趨利」更值得欲求了。
- 光子從潮間灘塗的氣孔反射進丹尼特的眼睛，很可能促使他抓起耙子和籃子去挖蛤蜊。如果這算是被環境控制，那他舉雙手贊成。
- 就像大多數人一樣，當朋友端出豐盛佳餚、明知丹尼特無法抗拒而大快朵頤時，他並不覺得被威脅或被操控。
關鍵線索：介入為何總是「秘密」的#
你會注意到，自由意志文獻裡的傀儡師與神經外科醫生案例，介入永遠、永遠是秘密進行的。為什麼？
因為只有當我們「不知情地」被另一個秘密行為者引導去行動或選擇時，「我們的意志不自由」這種直覺才會湧現。
其中的道理不難尋，可回溯到催生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洞見：
- 當一個行為者知道另一個行為者企圖操控自己時，牠隨即會尋求反制手段，至少也會調整行為以更好地應對這個發現。
- 兩個行為者之間的競爭互動涉及多層回饋，於是那個「想操控的人」的控制力便逐步遞減。
- 而如果介入不但不是秘密的，反而是「傀儡」自己請求的，那局面就完全反轉了。
轉動旋鈕：法蘭克福案例的新變體#
我們只要稍微改動標準案例、轉動直覺幫浦的旋鈕，就能證明這一點。
哲學家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 1969）發明了一個直覺幫浦：某人被秘密植入的神經刺激裝置監控，這裝置由一名神經外科醫生控制，確保此人按照醫生希望的方式做決定。
- 你面臨一個兩難，若你選了 A 而非 B，而這正是醫生要你選的，那他什麼都不做。
- 若儀表顯示你即將選 B，他就按下按鈕，阻止你選 B，於是你終究還是選了 A。
- 你毫無察覺。那麼，你在這兩種情況下，選擇是自由的嗎？
多年來哲學家為「法蘭克福案例（Frankfurt cases）」寫了數百頁、衍生出無數變體，但據丹尼特所知，有一種「轉動旋鈕」的方式從未被探討過——而它帶來了巨大的差別：
為了馴服你對甜點的揮霍無度之愛，你與這位好醫生簽約植入這個裝置，並付他一筆可觀的費用，讓他監控你的每一餐，提供一張安全網，阻止你點熱巧克力聖代和乳酪蛋糕。
你們倆都希望他永遠不必動用那個按鈕。很快你幾乎忘了他（或他的助手）就在你手邊待命；你被治癒了，而裝置記錄下連續數百次的 A 選擇（「不用了，一杯黑咖啡就好」）。
如果這些不算是你在負責任且自由地做選擇，那為什麼不算？找人幫忙撐住你有些脆弱的意志力，難道不是明智之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