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的眼睛告訴青蛙的大腦什麼？#

認知科學早期的經典之一，是萊特文（J. Y. Lettvin）與同事在 1959 年發表的著名論文〈青蛙的眼睛告訴青蛙的大腦什麼〉。研究顯示：青蛙的視覺系統對視網膜上「移動的小暗點」特別敏感——在幾乎所有自然環境中，這種小陰影正是附近飛行的蒼蠅投下的。這個「蒼蠅偵測器」機制，恰恰接線到青蛙舌頭的一觸即發扳機上，乾淨俐落地解釋了青蛙如何在殘酷世界裡覓食、進而繁衍後代。

那麼，青蛙的眼睛究竟告訴青蛙的大腦什麼？

• 「外頭有一隻蒼蠅」？
• 「外頭有一隻蒼蠅，或一個假蒼蠅（某種蒙混的替身）」？
• 還是「外頭有一個 K 類的東西」（凡是能可靠觸發這個視覺小裝置的東西）？

這正是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前一節「兩分幣機」（two-bitser）中處理過的同一類問題。

福多的攻擊：意義太過不確定#

達爾文式的意義理論家（如米利肯（Ruth Millikan）、以色列（David Israel）和丹尼特自己）都討論過這個案例。而演化論的頭號批評者福多（Jerry Fodor）抓住它大做文章，想藉此指出：任何以演化解釋意義的說法都有致命毛病——這些意義太不確定了。

福多認為，演化式解釋無法在「此處此刻有蒼蠅」和「此處此刻有蒼蠅或小暗色飛行物」之類的青蛙眼報告之間做出區分，而它本該區分。

丹尼特的回應是：這個指控是錯的。我們可以借助青蛙的選擇環境（environment of selection）——在我們能確定其歷史的範圍內——來區分各種候選解讀。

用的正是判定「兩分幣機」狀態意義時所用的同一套考量。而只要選擇環境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唯一挑出某一特定類別的觸發場合，那麼「青蛙眼報告究竟意味著什麼」也就根本沒有確定的事實答案。

把青蛙送去巴拿馬#

要把這一點講得生動，就把青蛙送進一個全新的選擇環境。

假設科學家從某個瀕臨滅絕、以抓蒼蠅為生的青蛙物種中收集了一小群，將牠們置於保護之下——一座特殊的青蛙動物園，裡頭沒有蒼蠅，只有飼育員定時在青蛙面前彈射小食物顆粒。令飼育員高興的是，系統運作良好：青蛙靠著彈舌捕捉這些顆粒活得很好，過了一陣子，園中滿是從未見過蒼蠅、只認得顆粒的後代青蛙。

牠們的眼睛現在告訴牠們的大腦什麼？

如果你堅持說「意義沒有改變」，你就陷入了困境。青蛙的案例，只是自然選擇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之事的一個人為清晰版本——這就是擴展適應（exaptation）：把既有結構重新用於新功能。

正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謹慎地提醒我們的：把既有的機制挪用於新目的，正是大自然母親成功的祕訣之一。

還可再把話講死一步：假設不是所有圈養青蛙都表現得一樣好。視覺系統中偵測顆粒能力的差異，使某些青蛙吃得不如別的青蛙飽，因而留下較少後代。不用多久，就會出現無可否認的「為偵測顆粒而生的選擇」。

但別去問「究竟到什麼時候，累積得夠多、才『算數』」。別指望有一記鈴聲響起、宣告青蛙眼所說的話「此刻剛被改寫」。

這裡沒有「第一頭哺乳動物」（Prime Mammal），也沒有「第一次顆粒偵測」（Prime Pellet Detection）——變化是連續漸進的，沒有可標記的分界點。

不確定性是演化的前提，不是缺陷#

丹尼特在此翻轉了福多的整個論證：

若不是各隻青蛙眼睛的觸發條件中存在著「無意義」或「不確定」的變異，就根本不會有可供選擇作用的原料——也就是盲目變異（blind variation）。

福多（及其他人）視為達爾文式意義演化「瑕疵」的那種不確定性，實際上正是任何此類演化得以發生的先決條件。

至於「青蛙的眼睛必定有某個確定的真正意義」——某個或許不可知、以「蛙語」表達、精確道出青蛙眼向青蛙腦所說之事的命題——這種想法，不過是把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套用到意義（或功能）上罷了。

意義，一如它所直接依賴的功能，並非在誕生之際就已確定。它不是靠跳變（saltation，在設計空間中的巨大躍遷）或特殊創造而來，而是靠境況（通常是漸進的）轉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