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探究的撬棍#

理性探究最有力的槓桿、逼迫一切保持一致的大撬棍,就是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字面意思是「把(論證)化約為荒謬」。你拿起爭議中的斷言或猜想,看能不能從裡面撬出矛盾(或只是荒唐的推論)。只要撬得出來,那個命題就得作廢,或送回工廠重新打造。

我們其實時時刻刻都在這麼做,只是懶得把底層邏輯攤開來:

  • 「那要是熊,熊哪來的鹿角!」
  • 「除非他能像超人一樣飛,不然趕不上晚餐。」

歸謬法的核心動作只有一個:假設對方為真,推到底,看會不會冒出矛盾或荒謬的結果。若會,原命題就站不住腳。

當歸謬淪為「胡謅推理」#

碰到棘手的理論爭議時,這根撬棍會被使勁揮舞。麻煩在於:公允的批評用漫畫式扭曲來「駁倒」對方之間,界線很難畫。你的對手真有那麼笨,會相信你三兩下就化約成荒謬的那個命題嗎?

丹尼特(Daniel Dennett)曾批改到一份學生報告,裡頭有個歪打正著的拼錯字:把「parity」(同位性)寫成「parody」(拙劣模仿),湊出一個絕妙的詞——「胡謅推理(by parody of reasoning)」。他認為這正好可以拿來命名那些用歪的歸謬論證,這種東西在科學與哲學論戰的混戰裡多得是。

歸謬法最常見的濫用,是先把對手的立場扭曲成一個沒人會真心主張的荒謬版本,再去「駁倒」它。駁倒的是自己捏出來的稻草人,不是對手。

延伸案例:Chomsky 研討會上的一盆冷水

多年前丹尼特參加 MIT 一場認知科學研討會,由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與哲學家福多(Jerry Fodor)主持。台下觀眾三不五時就被逗樂——主持人正妙語如珠地「駁倒」某些他們看不上眼的認知科學家。

那天的箭靶是耶魯人工智慧實驗室主任羅傑・尚克(Roger Schank)。照喬姆斯基的說法,尚克簡直是個蠢到冒火的白痴。丹尼特對尚克其人其學都相當熟悉,雖然自己也有不同意之處,卻覺得喬姆斯基口中的版本根本認不出來,於是舉手表示,或許喬姆斯基沒領會尚克立場中的一些細膩之處。「喔不,」喬姆斯基笑著堅持,「他就是這麼主張的!」隨即回去繼續他的拆台工程,滿場再度大樂。

幾分鐘後丹尼特再度打斷:「我得承認,你批評的那些看法確實荒唐至極。」喬姆斯基欣然咧嘴。「可是我想不通的是——你何必浪費你自己、也浪費我們的時間,去批評這種垃圾?」這盆冷水潑得相當有效。

丹尼特自己的歸謬:公平嗎?#

那丹尼特自己對別人立場的歸謬呢?有比較公道嗎?以下幾例,讀者自行評斷。這些例子都圍繞同一個哲學戰場:心靈是不是就是大腦

「心靈在麩胺酸裡」——與 Eccles 的辯論#

在威尼斯一場研討會上,丹尼特與法國神經科學家尚熱(Jean-Pierre Changeux)代表唯物論者(主張心靈就是大腦),對上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與神經科學家艾克爾斯爵士(Sir John Eccles)代表的二元論者(主張心靈不是大腦這類物質,而是另一種與大腦互動的實體)。

艾克爾斯多年前因發現突觸(synapse)——神經元間的微小間隙,麩胺酸等神經傳導物質每天在此穿越數以兆計次——而獲諾貝爾獎。在他這位虔誠天主教徒眼中:

  • 大腦像一座宏偉的管風琴,數兆突觸組成鍵盤。
  • 非物質的心靈(即不朽靈魂)透過在量子層次輕推麩胺酸分子來「彈奏」突觸。
  • 「別管什麼神經網路那套理論討論,全是不相干的垃圾——心靈就在麩胺酸裡!

輪到丹尼特發言,他說想先確認自己有沒有聽懂:如果心靈在麩胺酸裡,那我把一碗麩胺酸倒進水槽,這算不算謀殺?艾克爾斯有些措手不及地回答:「呃,這很難說,不是嗎?」

「培養皿裡的紅色意識」——與 Crick 的交鋒#

你大概以為天主教二元論者艾克爾斯,與無神論唯物論者克里克(Francis Crick),除了都拿過諾貝爾獎之外沒什麼共通點。但有一陣子,他們對意識的看法共享同一個可疑的過度簡化

許多非科學家不懂過度簡化在科學裡有多美妙。一個「幾乎對」的工作模型,能一刀切開駭人的複雜,把繁瑣細節留到日後再說。科學史上「過度」簡化用得最漂亮的一役,大概就是克里克與華生(James Watson)搶攻 DNA 結構——當鮑林(Linus Pauling)等人還埋頭於所有細節時,他們大膽出手。不過大膽一擊並非總能奏效。

在克里克於拉霍亞著名的「下午茶」實驗室聚會上,丹尼特得到示範這一點的機會。克里克當場大膽宣稱:既然已證明大腦皮質 V4 區的神經元會「在意」(對色彩有差別反應)顏色,那麼——比方說——對紅色的意識經驗,就是該區紅色敏感神經元的活動

丹尼特追問:那你是說,若我們取出一些紅色敏感神經元、養在培養皿裡活著、再用微電極刺激它們,培養皿裡就會有「對紅色的意識」?

面對別人拋來的歸謬,有一種回應方式是硬把結論吞下去、乾脆承認。丹尼特把這招稱為「智取(outsmarting)」——典故來自澳洲哲學家斯馬特(J. J. C. Smart),他以敢說「照我的倫理學理論,有時把無辜者陷害吊死是對的」而聞名。克里克決定智取丹尼特:「沒錯!那會是一個孤立的紅色意識實例!」是的紅色意識?他沒說。

克里克後來修正了這方面的想法,但他與神經科學家科赫(Christof Koch)在追尋「意識的神經相關物(NCC,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時,始終未真正放棄這個念頭。

「該幫斷手打麻醉嗎?」——與 Hameroff 的對話#

也許再一個例子,更能點出「培養皿裡有一丁點意識」這想法的問題所在。物理暨數學家彭羅斯(Roger Penrose)與麻醉科醫師哈默洛夫(Stuart Hameroff)合作提出一套意識理論,靠的不是麩胺酸,而是神經元**微管(microtubules)**中的量子效應。(微管是管狀蛋白質鏈,是所有細胞——不只神經元——細胞質內的梁柱與通道。)

在第二屆國際意識科學會議上,哈默洛夫講完後,丹尼特從台下發問:

  • 「你是麻醉科醫師,做過那種接回斷手斷臂的戲劇性手術嗎?」哈默洛夫沒做過,但知道這類手術。
  • 「那照你的理論——若你是這種手術的麻醉醫師,你會不會覺得在道德上有義務替那隻躺在冰床上的斷手打麻醉?畢竟斷手神經裡的微管照樣在運作,跟身上其餘神經系統的微管一樣,那隻手不就會痛得要命嗎?」

哈默洛夫臉上的表情,顯示他從沒想過這一點。

「意識(無論是紅色的、痛的、還是任何東西)是某種網路性質——牽涉無數神經元協調活動」的想法,一開始或許不太討喜。但這些歸謬嘗試,正好能幫人看出:為什麼這個立場值得認真看待。

會場逸事:波普爾跌進大運河

丹尼特對那場威尼斯會議另一個難忘的記憶,是波普爾栽進大運河。他在聖喬治島船屋下汽艇時腳一滑,雙腳先落水、直沒到膝蓋,才被兩名俐落的船夫撈上碼頭。

主辦方尷尬萬分,正想衝回旅館替這位九旬老爵士拿條乾褲子——偏偏他身上這條是他唯一帶來的一條,而且不到半小時後他就要為會議打頭陣開講!義大利人的機智接手了:不出五分鐘,丹尼特便目睹一幅難忘畫面——波普爾爵士威嚴端坐在一間大理石地面、圓頂(帕拉底歐設計)房間正中央的小椅上,四周至少半打穿迷你裙的年輕女子跪著,拿吹風機猛吹他的褲管。延長線呈放射狀伸向牆邊,整幅畫面宛如一朵五彩繽紛的人形雛菊,波普爾爵士鎮定卻不苟言笑地坐在花心。十五分鐘後褲子乾了,他便開始捶著講台、為他的二元論願景加碼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