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的終結，與新的風險#

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論打破了心理計量學者對「智能」（intelligence）長達一世紀的壟斷。我們或許仍會用「聰明」與「愚笨」這類詞彙，智商（IQ）測驗也會為某些目的存續，但「只有單一普通智能」的信念已不再獨大：腦科學家與遺傳學家記錄著人類能力驚人的分化，程式設計者打造出以不同方式展現智能的系統，教育者也重新承認學生各有獨特的強項與弱點。

然而，戰勝了心理計量學這頭「錫拉」（Scylla）之後，我們卻可能落入另一頭「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什麼都算數」的漩渦：情緒、道德、創造力全被吸納進所謂的「新智能」。真正的挑戰，是勾勒一個既能反映新發現、又經得起檢驗的智能概念。

作為全書的總結，本章的核心提問並非「智能是什麼」的技術問題，而是：智能概念的邊界該畫在哪裡？誰有權定義它？加德納（Howard Gardner）主張，這是道德與社會問題，而非純科學問題。

智能這條橡皮筋：擴張的限度#

可以把智能想像成一條橡皮筋。多年來無人有力地挑戰它的定義，這條筋彷彿失去了彈性。有些新定義擴張了它、更新了它的韌性，同時仍納入至今依然有效的既有研究；但另一些定義卻把它撐到斷裂點，使早期奠基性的智能研究再也無法沿用。

我主張智能應涵蓋更多元的內容——空間、音樂、對自己與他人心理的處理——並且要從「解決既有問題」延伸到「打造產品」（藝術作品、科學實驗、課堂教案、組織計畫）的能力。但擴張必須有界線：

只要智能仍限於處理「世界中的內容」，我們就能避開棘手的知識論問題。

因此，智能的概念不應擴張到涵蓋人格、動機、意志、注意力、品格、創造力等其他同樣可貴、卻性質有別的人類特質。

為何不該併入創造力與道德#

若把智能等同於創造力，我們便無法區分「專家」（在某領域高度熟練者）與「創造者」（以新奇方式拓展領域者）。專家高效處理既有資訊、接受現狀；創造者則以躁動不安的氣質與人格見長——混為一談會抹去這項差別。

若把智能延伸到善惡態度與行為，我們就得直接面對文化中的價值判斷。少數價值或許普世通用（如各宗教版本的黃金律，或社會學家埃齊奧尼 Amitai Etzioni 提出的「尊重你所屬社會的風俗」），但多數價值——甚至看似無爭議的反對偷竊、殺戮、說謊——其實都因文化或次文化而異。

情緒智能：我寧取「情緒敏感度」#

「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在幾個層面上都站不住腳。與語言或空間不同，情緒並非可供處理的「內容」；相反，是認知演化出來，讓我們得以理解那些擁有並體驗情緒的人（包括自己與他人）。情緒伴隨著認知，卻不是另一種待處理的素材。把某些智能稱為「情緒的」，等於暗示其他智能「不帶情緒」，這與經驗和實證資料相牴觸。

更大的問題，是把情緒智能與某種「被推薦的行為模式」混為一談——高曼（Daniel Goleman）在他那本優秀的《情緒智能》中，有時便陷入此一誘惑：他把善用情緒理解去讓他人感覺更好、化解衝突、促成合作的人，標舉為「情緒智能高」。我當然珍視這樣的人，但不能因此假定：情緒上敏銳，就意味著這些技巧會被用於社會所期許的目的。

因此我偏好「情緒敏感度」（emotional sensitivity）一詞：指對自己與他人情緒敏銳者。臨床工作者、業務員擅長察覺他人；詩人、神秘主義者敏於自身心緒。

但我堅持一條嚴格的界線——情緒敏感 ≠ 善良或有德。一個能讀懂他人情緒的人，同樣可能拿這份能力去操縱、欺騙或煽動仇恨。

結論是：智能應涵蓋人類所能敏銳處理的全部內容，卻要排除創造力、道德、情緒是否得體這些可貴但性質有別的特質。這樣的界定既合乎科學與知識論，也為兩個尚待解決的難題鋪路——如何評量智能，以及如何把智能連結到其他德性。

智能的評量#

社會總想把最合適的人放到重要位置，而理想的位置往往僧多粥少，因此某種形式的評量幾乎無可避免。一旦把智能定義限縮在「人類處理資訊與製作產品的能力」，我們就能沿用並補強既有的評量技術，同時避開關於價值與道德的、可能根本無解的問題。

即便如此，該走哪條評量路線仍是關鍵。我在此立場鮮明：追尋「純粹智能」——無論是普通智能、音樂智能還是人際智能——是一場徒勞。這類煉金術式的認知本質並不存在，它們是我們偏好創造術語（並賦予它實在性）的產物。而所謂「純粹測度」（如宣稱能直接測量智能的腦波）與我們真正看重的技能（數學解題、良好寫作）之間的相關性，太過微弱，派不上用場。

要緊的是智能的「使用」——單獨或協同地去完成社會所重視的任務。因此我們該評量的，是人在這些有價值任務上的表現：

• 不去測聽純音時的誘發皮質反應，而是教人唱歌、演奏、作曲或改編旋律，再看他掌握得如何。
• 不去測對詞語或照片的膚電反應，而是觀察人在真實情境中的表現——例如如何處理兩名青少年的衝突，或如何說服主管改變一項不當政策。

模擬技術更打開了新可能：虛擬實境能呈現真實問題、量測表現，甚至依先前反應「智慧地」選擇後續步驟——讓學生在電腦上學會、移調並配器一段陌生旋律，或請人對陪審團成員不斷變動的動機做出即時判讀。這類真實而彈性的評量，遠比 IQ 測驗或 SAT 這類「代理指標」更貼近我們真正看重的能力。何不直接請人去做那些事——當面或線上？

若動用心理計量學者的傳統武器庫，我們幾乎能為任何德性（或惡行）造出一份測驗，情緒智能也不例外——自高曼那本里程碑之作以來，情緒智能測驗已多達數十種。

但這類工具多半只滿足了「信度」（同一人兩次施測分數相近），而非「效度」（測到它宣稱要測的特質）。原因有二：一是難以就「情緒智能是什麼」達成共識（想想海姆斯與傑克森、柴契爾與米德會給出多麼不同的詮釋）；二是這類分數往往反映的是「應試技巧」（語言與邏輯推理），而非根本的情緒敏銳度。

把智能連結到其他德性#

拓寬智能定義的同時，我始終主張擴張必須受節制——不能把「智能」一詞劫持成包山包海、對誰都成立的心理計量版聖杯。可是問題依舊：在一個心理計量仍舉足輕重的後亞里斯多德、後孔子時代，我們該如何思考「有德之人」？

一條有希望的路，是承認智能、創造力、道德是彼此分立的三種德性，各需自己的評量方式；就創造力與道德而言，我們更該倚賴中立專家的整體判斷，而非某套測驗組。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去尋找「兼具多重特質」的人。名校招生便是如此：既看學業成績，也衡量公民意識與動機——他們不混淆這些德性，卻看重同時具備兩三項的候選人。

我們大概永遠無法重建一座智識與倫理交融的伊甸園。因此，當我們用「情緒智能」「創造性智能」「道德智能」這類詞去聚合各種德性時，該明白自己表達的是一種願望，而非在描述可能的現實。

儘管如此，確實存在同時體現兩種以上核心德性的有力典範：科學家波耳（Niels Bohr）、作家卡森（Rachel Carson）、運動員亞許（Arthur Ashe）、政治家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音樂家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卡薩爾斯（Pablo Casals）與費茲潔拉（Ella Fitzgerald），以及當代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年輕人主要從身邊有力成人的榜樣中學習。持續注視這些值得敬佩的典範，或能讓更多人把如今在科學與知識論上被視為分立的能力，最終連結起來。

但光是接觸典範還不夠：能力必須被訓練，對道德與正派的威脅必須被指認並直面。我們需要在道德兩難情境中反覆練習、獲得回饋，最終也要準備好成為後輩的榜樣。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勸告：「只管連結。」有些智能領域的擴張者過早宣稱了並不存在的連結；但真正重要、關乎我們身心存續的連結，仍在我們力所能及之處。智能的精確邊界如何劃定，可留給學者；然而「誰擁有智能」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只會比 IQ 測驗盛行的當下更為關鍵。

尚待解答的難題：研究議程#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物理學的時代，下半葉是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的時代；下一個世紀無疑將聚焦於腦與心智的研究，探索智能的本質也將是其中要角。未來的研究大致落在三大領域。

深藍與桃莉本身只是技術產物，無所謂善惡；如何使用，端賴我們個別與集體的判斷。機器人若接手了無意義的苦役，被解放的社會可能轉向兩個相反方向：既可能讓人投身藝術與創造，也可能沉溺於麻痺心智的娛樂（如羅馬衰亡期競技場中的「麵包與競技」）。基因工程的抉擇更加尖銳：從篩檢亨丁頓舞蹈症的致命基因，到是否要消除引發讀寫障礙的基因，乃至是否容忍以基因工程「訂製」數學、棋藝、音樂或操縱他人能力出眾的個體。

在人工智能或基因工程這類關鍵領域，沒有任何單一權威有權定奪；但這不代表相反命題成立——不代表這些決定不屬於任何人、或該任由市場力量決定。人類社會能夠、也必須主動參與這些攸關全球福祉的決定。

責任首先落在實際從事該領域者身上，因為他們最了解、最能在弊端顯露前察覺誤用；但由於「親近」很少等同於「無私」，我把同等的責任放在鄰近領域的工作者身上——他們夠熟悉以做出明智判斷，又能保持中立而宏觀的立場。

我把希望寄託於四類人：能為大眾釐清選項的、受過更好訓練的記者；研究過議題並能加以說明的政治領袖；願意充分了解議題、與專家共擔決策的普通公民；以及願意放下自身野心、促進更廣大公益的各領域「託管者」。

為了下一個千年，我提名一項新德性：物種的謙卑（species humility）。

更大的個體化：面向未來的挑戰#

生命奇妙之處，在於人與人各不相同；儘管世界日趨同質化，這些差異卻毫無縮減的跡象，反而不斷擴大。我們曾演化成小群體生活，「生活範本」寥寥可數；如今身處全球村，快速變遷、與成千上萬人接觸，經歷、媒體、互動愈多，彼此的差異就愈可能浮現。多樣性，正是這個千年的主題。

如果上一個千年帶來了更大的民主，這一個千年應帶來更大的「個體化」——不是自私或自利，而是對每一個獨特個體的認識與尊重。我們已能透過遺傳學、心理學等科學大量認識個體。

當然，我們無法迴避道德問題：個人資訊可能被用來操縱我們，智慧型程式可能只餵給我們它以為我們想要、或它要我們想要的東西，也無人保證我們會明智地運用關於自己的資訊。但在「學習、善用心智、彼此告知」這件事上，不必設限——知識並非零和的競爭，我們能無止境地增進自己與他人的認識。

科學與技術固然重要，但也別忘了藝術與人文的必要：科學處理通則、普遍律與廣泛預測，藝術與人文則處理「個體性」。每一次接觸一個新的個體——無論當面或神交——我們的視野都會拓寬。古典時代的人文主義者說：「凡屬人的，於我皆不陌生。」

於此，我們重新連回多元智能。單就物種身分而言，我們根本上彼此相似；一旦計入各自獨特的基因藍圖、家庭與文化環境，我們便長成截然不同的人——沒有兩個自我、兩種意識、兩顆心智完全一樣。因此，每個人都處在能為世界做出獨特貢獻的位置上。而正是在承認彼此個體性的同時，我們或許會發現最深的共同紐帶：我們都是自然演化與文化演化的共同產物——也因此必須以互補而協同的方式攜手，讓自然與文化為後世子孫存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