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論的核心,是把「智能」這個原本單一的概念,沿著自然本有的界線拆解、複數化。但要讓這項工作成立,就不能把智能(intelligence)與其他美德混為一談——第 5 章談過不可混淆智能與道德,本章則要處理另外兩種同樣受重視的心智特質:創造力(creativity)與領導力(leadership)。

創造者與領導者當然是聰明的,但問題在於:他們聰明在哪些方面?答案的關鍵,是先把三者清楚區辨開來。

神童只是早熟的專家#

跨文化最常見的觀察之一,是有些孩子在特定領域遠超同儕:更早學會說話、唱歌、辨路、下棋。表現突出者稱為「天才」或「資優」,而在幼年就達到成人水準者,我們稱之為「神童」。

神童是智能彼此分離的有力「證明」,但必須注意一點:神童是「早熟的專家」——他們出色地完成的,正是一般成人也做得到的事。小提琴神童精湛演奏、數學神童掌握既有證明、西洋棋神童贏得比賽,靠的是智能提早成熟。但其他孩子終會追上,神童便不再突出。真正值得喝采的,是能「創造」出獨特作品的成人。

從「專家」到「創造者」的這道界線,正是本章要進一步劃分的疆域。

創造力:領域的酸性測試#

加德納(Howard Gardner)對創造力的定義,與其智能定義既平行又有別:

  • 相同處:兩者都涉及解決問題、創造產品。
  • 創造力多出的一項:提出新問題——這是「僅僅聰明」的人不被期待去做的。
  • 必須在特定領域中:沒有人是「一般性地」有創造力。連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也只在繪畫、發明等特定領域出眾,在其他領域則否。多數創造者只在一到兩個領域突出。
  • 新奇還不夠:做出「不一樣」的東西太容易了;界定創造行為的,是這份新奇最終被接受。

創造力的酸性測試很簡單:一件號稱有創造力的作品出現後,該領域是否因它而改變了?

加德納關注的是影響整個領域的「大寫 C 創造力」(Big C Creativity),而非帶來小樂趣的小規模創新。要理解完整意義的創造力,就得看那些明確改變了領域的人:華格納(Richard Wagner)、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居禮夫人(Marie Curie)、柏格曼(Ingmar Bergman)之流。

創造力不在個人腦中,而在三方互動#

社會科學少有的共識之一,來自心理學家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一個轉向:不要問「誰或什麼有創造力」,而要問「創造力在哪裡」。在他的表述中,創造力來自三個元素的互動:

  • 個人:帶著才能、抱負與個人怪癖的(潛在)創造者。
  • 領域(domain):文化中既存的一套成就體系與符號系統。
  • 場域(field):判斷作品優劣的一群人或機構。

任一時代,眾多作品中由場域挑出少數突出者,其中極少數真正改變了領域的結構或內容——這些作品與其作者,才是重大意義上的「有創造力」。

這裡藏著智能與創造力的關鍵差異。

智能終究是個人心智/大腦中一或多台「電腦」的順暢運作;但創造力不同——它本質上、且無可避免地是一種社群判斷。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創造力,唯一可靠的方式是觀察其作品最終的命運。

場域在短期內既不公平也不可靠,卻是我們判斷作品僅有的機制。狄金生(Emily Dickinson)與梵谷(Vincent van Gogh)生前不被賞識,如今場域終究為他們平反。而若有人厭惡既有場域——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不喜歡同行心理學家——他還能另創新領域與新場域:佛洛伊德正是這樣創立了精神分析。

創造性人格:不在智力,而在性格#

多數創造力研究者同意:掌握一個領域約需十年,再打造出足以改變領域的作品又需約十年,其間是數千小時的領域專屬苦工。但精通不等於創造。高創造力者的突出處,往往不在智力,而在人格配置——抱負、自信、對工作的熱情、厚臉皮,以及坦白說,那股「想留下印記」的渴望。

聰明者常滿足於解答別人的謎題;潛在創造者則相反,他們遠離眾人正在思索的問題,深潛入某個領域、自行發現異常。佛洛伊德初聞歇斯底里的性成因、達爾文初感物種演化、畢卡索(Pablo Picasso)發覺無法用尋常肖像法畫好友人——這些異常不會自行消失,於是他們決意投入畢生精力去弄清真相。

加德納謹慎地不主張這些人格特質是天生的。他推測,是眾多因素的巧合使某些人傾向成為創造者。

促成(與扼殺)創造者的環境條件

傾向促成創造者的因素:

  • 早年接觸敢於冒險、不輕言失敗的人(生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會有幫助)。
  • 年幼時有至少一項可出類拔萃的機會。
  • 足夠的紀律,使某領域能在少年時被大致掌握。
  • 一個不斷「加碼」拉伸自己、勝利始終在望卻不易得的環境。
  • 同樣願意實驗、不被失敗嚇退的同儕。
  • 排行較後或不尋常的家庭結構,鼓勵或至少容忍叛逆。
  • 某種生理、心理或社會上的障礙或異常,使人在群體中處於邊緣。

相反的一組扼殺條件——從無接觸敢冒險者、無精通領域的機會、身為長子、與社群完全「一致的平庸」,到身處拒斥智性伸展的環境——則幾乎不可能孕育創造者。

加德納也坦承此清單只是推測:他至今仍找不到一套創造力理論,能解釋牛頓(Isaac Newton)如何從十七世紀英格蘭的默默無聞中崛起。

智能如何與創造力互動#

加德納起初以為創造力直接對應智能:作家用語言智能、數學家用邏輯數學智能。作為初步近似,這並不全錯,但實情更複雜也更有趣。創造者確實在某些智能上突出,但多數情況下,他們展現的是至少兩種智能的合成,其中至少一種對該領域而言相當「不尋常」:

  •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如多數物理學家般擁有卓越邏輯數學智能,但他的空間能力即使在物理學家中也屬非凡。
  • 佛洛伊德:自視為科學家、邏輯數學能力尚可,但真正的天才在語言與人際/內省智能——這既帶來他在大眾間的巨大成功,也埋下他與正統科學家長年的緊張。
  • 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音樂智能出色,同時在其他藝術智能上突出,因而能作芭蕾、為文本譜曲,並成為當代犀利的藝術評論者。

創造者也各有智力弱項:佛洛伊德缺乏音樂智能,畢卡索是差勁的學生、幾乎沒掌握基本讀寫。但他們不被弱項擊敗——他們認清自己的優勢與利基,全力投入具競爭優勢之處,絕不浪費時間哀嘆別人擅長什麼。

不同創造者被不同活動吸引,可依此區分類型:

  • 面向「人」的世界:或如吳爾芙(Virginia Woolf)、佛洛伊德般向內探索自身心靈的「內省者」;或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毛澤東般試圖改變他人行為的「影響者」。
  • 面向「物、符號、觀念」的世界:或如莫札特、莎士比亞般成為領域中無可超越的「大師」;或如達爾文、畢卡索般改變領域根本構成的「創造者」。

亦可依工作型態區分:解決同行共同難題者(華生 James Watson 與克里克 Francis Crick 發現 DNA)、創造全新解釋框架者(愛因斯坦、佛洛伊德)、在某類型中留下永久作品者(畢卡索、史特拉汶斯基)、在儀式化演出中出眾者(舞者葛蘭姆 Martha Graham、演員奧立佛 Laurence Olivier),以及在高風險、無腳本演出中創造者(甘地 Mahatma Gandhi 赤手空拳面對武裝軍隊)。

加德納推測智力優勢與創造模式相關:擅長人際智能者更可能成為影響者或表演者;強於邏輯數學智能者更可能成為大師與理論建構者。人格也介入其中——同樣具語言智能,害羞者傾向成為詩人,外向者則可能成為喜劇演員或政治領袖。

領導力的認知面向#

一般認為,領導者與智能、創造力出眾者彷彿來自不同星球:領導者處理的是權力、說服與政策。傳統心理學分析也只聚焦於領導者的支配動機、與父親的關係、自卑補償等人格因素。加德納不否認這些觀點,但認為領導力的認知面向一直被低估,而這正是他要補足的。

他區分出兩種領導:以武力強加的「強制型」領導(本世紀從希特勒到米洛塞維奇皆是),一旦強制解除、效力便消退;以及他所關注的「自願型」領導——不靠強制而促成改變的人。

領導者達成效果的兩大手段:說故事,以及在自己生命中體現這個故事

說故事:領導者的目標是改變他人行為,因此需要重新框定事件與可能性。故事——不同於口號或願景——是有主角、目標、阻礙與策略的戲劇性載體,能把聽眾捲入歷史洪流,與領導者同心。

體現故事:光會說還不夠,領導者必須「言行合一」(walk the talk)。

案例:柴契爾夫人如何「說」也「活出」她的故事

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79–1990 任英國首相)競選保守黨黨魁時的故事簡單卻有力,就是那句口號:「英國迷失了方向。」她挑戰戰後由社會化國家、國有工業與強勢工會構成的主流正統,召喚一個驕傲、獨立、能靠自身能量與價值行動的舊英國,並許諾帶英國重返政治與商業的領導地位。

她不只把故事說得好,更「體現」了它:雜貨商之女、住在父親店鋪樓上,靠機智、抱負與苦幹取得化學與法律學位,一路締造多項「第一」(含首位女首相)。她在福克蘭戰爭中冒險、在布萊頓遭恐怖炸彈攻擊後倖存——她「言行合一」。

相對地,海德公園裡站在木箱上演說的數百名演說者卻無人理會。原因在於:四、五歲孩子的心中早已備滿英雄與惡棍的故事;故事若太熟悉,聽眾自動同化而不覺特別;若太脫離日常經驗,則被忽略遺忘——多數革命者都嘗到這個教訓。領導的藝術,在於創造並精煉一個恰好能抓住聽眾的故事。

有效的領導者會留意早期聽眾的反應、不斷精煉故事(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雷根 Ronald Reagan、柯林頓 Bill Clinton 皆在學徒期學會此道)。但純為迎合聽眾而編故事很危險,會被視為不真誠甚至偽善——大眾對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內在偏好,最終決定領導者的長期成效。

領導者需要哪些智能#

  • 語言智能:能講出有效的故事,往往也擅長寫作。
  • 人際智能:理解他人的抱負與恐懼,從而影響對方。
  • 內省智能:敏銳覺察自身的優勢、弱點與目標,並願定期反思自己的路向。
  • 存在智能:最有效的領導者能觸及存在性問題,幫助聽眾理解自身處境、釐清目標、投身有意義的追尋。

領導者各有風格與強項,也各有缺口:福特(Henry Ford)是聰明的發明家與願景家,卻缺乏對他人與自身的洞察,最終代價高昂;其繼任者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是邏輯數學奇才,卻不善回應員工的存在性問題。IBM 的葛斯納(Louis Gerstner)起初宣稱「IBM 最不需要的就是願景」,一年後卻承認:改變文化「不是靠寫備忘錄」,得贏得人心與信念——於是他帶著「市場、執行、團隊合作」的新故事巡迴全國,對員工說出一則新的「身分故事」:「我現在是我們的一員了。」

領導者與創造者:直接與間接的差別#

加德納最初以為領導者與創造者出自不同人群,很快發現自己錯了——兩者驚人地相似:都想影響他人的思想與行為、都從事說服的事業、都各有一則故事要講(創造者為所選領域的故事添筆,領導者為其群體創造故事),也都必須「體現」自己的故事。

兩者真正的差異,在於影響的直接程度

傳統的商界與政治領導者「直接」領導——對聽眾說話(偶爾寫作)以促成改變。

創造者則「間接」領導——透過藝術品、科學成果或理論這些符號產品。若作品有效,它會改變人們在藝術、科學或學術中的行為方式。就影響而言,愛因斯坦、畢卡索、艾略特(T. S. Eliot)是怎樣的人、待家人好壞,都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做出了什麼樣的作品、又如何做出。

兩者還有共通的早期標記:年輕時常挑戰權威。將軍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並非好鬥之人,卻在初次會面時分別頂撞了潘興將軍與羅斯福總統。加德納原以為這種公開對峙是領導者專屬,後來發現自己找錯地方——未來的創造者也一直在挑戰師長,只是很少當面批評,而是透過離經叛道的作品:愛因斯坦不與老師爭辯,而是寫出讓他們的工作變得無關緊要的論文;史特拉汶斯基徹底重構了老師林姆斯基-高沙可夫(Nikolay Rimsky-Korsakov)的貢獻;畢卡索的立體派作品則讓身為畫家的父親完全無法理解。

兩者有一項關鍵差異:領導者直接面對通常龐雜且資訊不足的聽眾,故事必須簡單、甚至簡化;創造者面對的則是熟悉領域、常閱讀專業文獻的內行人,因而可以預設一個受過訓練、具備相當專業的心智。

創造力、領導力、道德與智慧#

智能本身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但社會對「誰以親社會或反社會方式運用智能」有一定共識,也有爭議。詩人龐德(Ezra Pound)語言智能極高,卻在二戰中為法西斯廣播;紀錄片大師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確實影響了電影,但幾乎無人認為她對納粹的頌揚是道德的。同理,甘迺迪、詹森、尼克森、雷根、柯林頓都是有效的領導者,其道德與否史家將爭論數十年。

純粹的智力,與這股力量的「用途」,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從智能到創造力到領導力,權力的範圍逐步擴大:從擁有自身專業的人,到改變一個領域的人,再到其決定影響千萬人生命的人。技能與道德之間的鴻溝不能被忽視。

我們直覺地知道智能、創造力與領導力三者有別,也知道道德與不道德的創造者、領導者之間有別。將它們連上道德,就是在其作品上施加價值判斷——這意味著必須存在何謂道德的標準;也必須承認,一個人或作品在智能或創造力上的得分,可能遠高於其道德得分,反之亦然。

道德與智慧之間的界線更難劃。智慧的界定特徵,是做判斷或建議行動方案時所納入考量的廣度。廣度受益於長而多樣的經驗,故智慧常被視為年齡的標誌——但這並非老化的必然產物:許多老人判斷並不寬廣,某些年輕人卻早慧過人。

智慧的一個關鍵,是它的謙遜與謙卑。

智能、創造力、領導力都不為沉默、安靜與退讓留位置,而道德有時也帶著尖銳或無端的自信。智者知道何時該閉口不言,何時該退位讓賢;智慧的成人明白人性的脆弱,以及帶來持久改變之艱難。

由此重探核心概念:能恰當地綜合運用多種智能的人,更可能是智慧的,因為更多官能與因素進入了考量——我們因此更看重兼通藝術與外交的軍事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晚年的巨大威望,正是他能跨越重重藩籬溝通的明證:智慧的領導者歷經世事、汲取教訓,能在眾多故事中組出最切合當下、最能打動最多人的那一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