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論之前，加德納（Howard Gardner）先回顧了智能（intelligence）這個概念的科學史：它如何從測驗中誕生、如何被少數心理計量學者壟斷，又如何在二十世紀末受到來自各方的挑戰。理解這段傳統典範的成就與侷限，才能明白為何需要一套新的智能觀。

兩本書的故事#

加德納以 1990 年代兩本引發轟動、立場卻南轅北轍的暢銷書，鋪陳當代對智能的爭論。

《鐘形曲線》#

1994 年秋天，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與莫瑞（Charles Murray）合著的《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出版。這本厚達八百頁、附兩百頁統計附錄的書，在出版前對書評者保密，結果反而登上新聞週刊頭條，成為餐桌話題。其核心主張其實並不新奇：

• 智能最好被理解為單一屬性，在人群中沿鐘形曲線分佈（IQ 超過 130 者少、低於 70 者少，多數落在 85 至 115 之間）。
• 智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遺傳的。
• 更進一步——當前許多社會弊病（依賴福利、犯罪、輟學、破碎家庭等）源自低智能者的行為與能力。

作者雖未明白對「白人 IQ 高於黑人」的數據表態，卻讓讀者強烈感受到這種差異難以改變、可能源於基因。加德納稱這種論證手法為「修辭邊緣策略」（rhetorical brinkmanship）：不直說難堪的結論，而是引導讀者自行得出。書中反覆暗示「社會病態源於低智能，而智能無法透過社會介入顯著改變」，讀者幾乎無可避免地被導向「必須設法減少『不聰明』者」的結論。

加德納認為《鐘形曲線》既無新觀點、學術也可疑，卻能造成轟動，除了出版操作與「科學客觀性套用於種族議題」的吸引力外，他更犬儒地推測：社會大約每二十五年就需要一次對智能「遺傳論」的重述。1969 年心理學家詹森（Arthur Jensen）在《哈佛教育評論》發表的爭議文章（嚴詞批評「啟蒙計畫」等早期兒童介入方案的成效）即是前例。

《EQ》#

僅僅一年後，《紐約時報》記者兼心理學家高曼（Daniel Goleman）的《EQ》（Emotional Intelligence）以更大聲勢問世。這本大眾市場的小書充滿軼事、少有統計數據，其副標題「為何它比 IQ 更重要」（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就直接表達了對整個心理計量傳統的不以為然。

高曼主張，世界長期忽視了一組極其重要的能力——處理人與情緒的能力：認識自己的情緒生活、調節自身感受、理解他人情緒、與人協作、以及對他人的同理。他認為若能像培養認知智能一樣勤奮地培育情緒智能，世界會更宜居。此書可能是史上最暢銷的社會科學書，1998 年前全球售出逾三百萬冊。

加德納借這兩本書點出關鍵趨勢：教育者、商界、家長都意識到智能概念的重要，而人們對它的概念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這正是本書要處理的時代背景。

心理計量學簡史#

智能的科學化始於演化論的餘波。1860 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確立物種起源學說後，學者開始思索智力差異；達爾文的表親、博學者高爾頓（Francis Galton）率先建立人體測量實驗室，試圖蒐集人類智力差異的實證。

不過，公認打造第一份智力測驗的是法國心理學家比奈（Alfred Binet）。1900 年代初，大量家庭湧入巴黎，部分兒童課業困難，法國教育部委託比奈與同事西蒙（Theodore Simon）預測哪些兒童有學業失敗風險。比奈以純經驗的方式施測數百道題目，篩選出具「鑑別力」的題項——答對者預測學業成功、答錯者預測困難。他很快發現「學科性」題目比感官題目更具預測力，自此智力測驗便偏重語文記憶、語文推理、數字推理、邏輯順序與日常問題解決。比奈就這樣在未全然自覺的情況下，發明了第一套智力測驗。

• 1912 年：德國心理學家史登（Wilhelm Stern）提出「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即 IQ）——心理年齡與實足年齡之比再乘以 100。
• 1920–30 年代：IQ 測驗傳入美國並被「美國化」。以史丹佛的特曼（Lewis Terman）與哈佛的葉克斯（Robert Yerkes）為首的心理計量學者，將比奈的一對一測驗改造成可大規模施測、可機器計分的紙筆版本，並建立統一指導語與常模，使分數得以比較。到 1920 年代中期，智力測驗已成為美國與西歐教育的固定配備。

早期測驗並非無人批評。美國記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與特曼的系列辯論中，批評題目膚淺、可能存在文化偏誤，並指出用單一、簡短的方法評斷個人智力潛能的風險。但心理計量學者靠著測驗與常模表，成功捍衛了工具的地位。

加德納指出一個弔詭：在比奈等人的開創之後，智能的「概念化」數十年來幾無長進。智力測驗被視為一種篩選人才填入學術或職業位置的技術。哈佛心理學家波林（E. G. Boring）那句名言「智能就是測驗所測的東西」（Intelligence is what the tests test），正反映了這種只要測驗有預測力、就無須深究其意義的心態。

關於智能的三個核心問題#

數十年來，學者圍繞三個問題爭論不休。

一、智能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

• 純化論者（如英國心理學家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及其後繼者赫恩斯坦與莫瑞）主張存在單一、凌駕一切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即 g 因素）。
• 多元論者（如芝加哥大學的瑟斯頓（L. L. Thurstone）提出七種「心智向量」、南加大的吉爾福特（J. P. Guilford）辨識出多達一百五十種「智力因素」）則認為智能由許多可分離的成分組成。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人的錯誤測量》（The Mismeasure of Man）中指出，這些相互衝突的結論，其實只反映了對「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這項統計程序的不同假設，而非「心智真實的樣貌」。在此爭論中，心理計量學界的多數派傾向一般智力觀點。

二、智能主要是遺傳的嗎？#

加德納指出這大體是個歐洲中心的問題。在受孔子影響的東亞社會，普遍認為個人稟賦差異不大、成就主要靠努力——達爾文本人也認同此見，他曾寫信給高爾頓：「除了傻瓜之外，人的智能差異不大，差別只在熱忱與勤奮。」但西方（自高爾頓、特曼到晚近的赫恩斯坦與莫瑞）更支持智能與生俱來、難以改變的觀點。

分開撫養的同卵雙胞胎研究，為心理計量智能的「可遺傳性」提供了意外強的支持：預測某人 IQ 時，得知其生父母身分（即使從無接觸）平均比得知養父母身分更相關；同卵雙胞胎的 IQ 也比異卵雙胞胎更相似；且血緣相關者的 IQ 在青春期後反而更趨相似（此趨勢也可能是整體健康狀況的副產物）。

三、智力測驗是否有偏誤？#

早期測驗的文化假設十分露骨——除了富人，誰能憑親身經驗回答馬球或名酒的問題？自 1960 年代這些問題再度浮現後，心理計量學者已努力剔除明顯偏誤的題項。但更難處理的是「測驗情境」中的偏誤：陌生環境、施測者的衣著與口音都會影響反應。史丹佛心理學家史提爾（Claude Steele）更證明，當受測者屬於被普遍認為「較不聰明」的族群、且知道自己的智力正被測量時，偏誤會更加尖銳（即刻板印象威脅）。

加德納也指出一個矛盾：正因 IQ 分數被廣泛使用、引發大量關於教育決定正當性的法律爭訟，公立學校反而變得畏於施測，如今多僅限於疑似學習障礙或資優甄選等情況。然而智能測驗背後的思維其實已「贏得戰爭」——許多廣泛使用的學科測驗，不過是與標準心理計量工具高度相關的、變相的智力測驗。「今日在已開發世界長大的人，幾乎無人未受比奈一世紀前那個看似簡單的發明所觸及。」

對智能建制的挑戰#

近年來，智能概念遭遇自李普曼以來最強勁的挑戰。挑戰多來自非心理學家的視角：

• 人類學家：長年浸淫於異文化，指出西方智能觀的狹隘。有些文化根本沒有「智能」這個概念，有些則以服從、善於傾聽或道德品格來定義它。他們也質疑測驗的核心假設——把一組（多取自學校世界的）不相關題項的表現加總，竟能得出單一的智力量數。跨文化研究者格林菲爾德（Patricia Greenfield）評西方測驗工具時說：「你帶不走它。」
• 神經科學家：半世紀前尚有人相信大腦是全用途機器、任一部位可執行任何功能；如今這種「等潛能」立場已站不住腳。所有證據都指向大腦是高度分化的器官，特定能力連結特定神經網路——這使得「大腦蘊含無數種智力能力」的想法更合理。
• 電腦科學家：1950–60 年代人工智慧初創時，程式設計者視問題解決為通用能力，追求能下棋、理解語言、辨識臉孔的單一程式。但電腦科學史不斷累積反證：把特定知識建入各程式（即「專家系統」）遠比通用啟發策略有效，而打造「普遍聰明」的機器則顯得虛幻。

加德納自述曾參與一場智能主題的座談，難得地成為唯一的心理學家，同席有實驗物理學家、數理物理學家與電腦科學家。他由此清楚意識到：「心理學家不再擁有『智能』這個詞——如果我們曾經擁有過的話。」何謂智能是深刻的哲學問題，需要生物、物理與數學知識的支撐；一旦走出教育測驗機構的校園，測驗分數之間的相關與否便無足輕重。

心理學界內部的躁動#

連心理學家自己也開始不安，其中最甚者是耶魯的斯騰伯格（Robert Sternberg）。受「心智即資訊處理裝置」新觀點影響，他起初想理解人在回答標準測驗題時，逐毫秒發生的實際心智步驟——不只看能否得出正確答案，更要看解題的實際歷程、遇到的困難，進而設法幫助人解題。

斯騰伯格進一步探究兩種先前被忽視的智能：將熟悉資訊「自動化」以騰出注意力處理新資訊的能力，以及在學校、職場、街頭乃至戀愛等不同情境中務實應對的能力。他指出這類「實用智能」對成功極為重要，卻鮮少被明確教導或系統測量。他甚至嘗試用心理學界慣用的紙筆方法測量這些新智能，並發現它們可與標準 IQ 式問題的表現區分開來——但要創造一套新測驗並不容易，因為保守的心理計量學者堅持任何新測驗都須與史丹佛－比奈或魏氏測驗高度相關。

其他心理學家也各自指出被忽略的智能面向：

• 奧爾森（David Olson）：強調掌握不同媒介與符號系統的重要，把智能重新定義為「使用某種媒介的技能」。
• 薩洛蒙（Gavriel Salomon）與皮亞（Roy Pea）：認為智能存在於人可取用的資源中（從鉛筆到圖書館、電腦網路），主張智能是「分布」於世界，而非集中「於腦中」。
• 格里諾（James Greeno）與人類學家萊芙（Jean Lave）：主張智能是「情境化」的——透過觀察他人學會在情境中得體行事；嚴格的情境論者甚至否認有一種可隨人移動的獨立智能。
• 柏金斯（David Perkins）：強調智能是可學習的——人能習得策略、專長，學會在不同場合斡旋。

加德納提醒，這些著作的細緻差異主要只有社會科學圈內人才感興趣，外行人不必追逐每一股新潮流，因為許多很快就會消退。但總的訊息很清楚：智能作為一個待定義、待測量的概念，已不再是狹隘心理計量觀點下某群學者的專屬領地；未來將有更多學科與利益團體共同參與它的界定與運用。

接著，加德納便要聚焦於他認為最具科學支持、對新千年最有用的智能觀——多元智能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