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癒者：行醫的多種樣貌

開處方很容易，與人達成理解卻很難。 ——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作為醫師，我深知對無助、受傷之人投入同理是多麼耗竭、多麼威脅。⋯⋯ 而作為病人，我卻比我以為應有的更孤單、更無助、更恐懼、更憤怒。 —— 朱迪斯・布萊斯（Judith Alexander Brice）

為何要書寫醫師？#

過去章節以病人為主，本章把鏡頭轉向治療者本身。前面章節已暗示：醫師作為一個人是怎樣，跟病人作為一個人是怎樣，同樣決定了照護的品質。

社會科學對行醫的研究多半是「外部敘述」 —— 訓練社會化、職業規範、不確定性、技術應用、語言。但醫師自身的「內在感受」很少被捕捉到。

「我們對病人比對醫師了解得多。」克萊曼希望透過八位醫師的素描補上這一塊。

八位醫師的素描#

1. 受傷的療癒者：保羅・薩繆斯（Paul Samuels）#

「受傷的療癒者」（wounded healer）原型 —— 因自身的受苦而培育出對他人的敏感。

52 歲、中西部都市的內科醫師、私人診所的合夥人之一
每日看 25-35 位病人，6:30 早查房，7:00 才結束門診；週六上午看診；週三下午教學與閱讀文獻
12 歲那年父親死於糖尿病併發症；自己也在那年起罹患氣喘
「就在父親垂死時，氣喘像一道閃電擊中我。可以說它是我的第一位臨床教師。」
同事們公認他「是那種老派醫師」 —— 願意花時間、會出診、留得很晚
病人形容：「他想要你變好，有時候你甚至感覺他需要你變好」、「他不會不耐煩、不冷漠 —— 那才是 90% 醫療的問題」

他自言：「成為療癒者解決了我青少年期與成人初期的核心張力。需要『被需要』使我的身分有了道德的重心。」

2. 照護的負擔：安迪・斯皮爾（Andrew “Andy” Spier）#

與保羅相反，安迪的故事是「職業倦怠」（burnout）的典型。

46 歲腸胃科醫師，原本在學界，六年前因財務考量轉私人執業
「我需要的是一個讓我回到學術的休假。」
「每週末我都覺得快撐不下去了。所有電話、所有抱怨。每個人都向我索取。」
「如果我能只做認知層面、把情緒、家庭、整堆混亂留給別人就好了。」
「再下去一兩年，我若不是燒盡就是會變成對病人與自己都危險。」

3. 夜深時的醫者沉思：海勒姆・本德（Hiram Bender）#

65 歲的家庭醫師，在新英格蘭執業近 40 年。以筆名寫散文與短篇小說的醫師、地方著名說書人。

他在一個漫長冬夜對克萊曼長談 —— 主題是「行醫古老的人性根源」：

「我不反科學，恰恰相反 —— 我們需要愈多愈好。但行醫從來不是只關於科學。」
「行醫像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寫的那樣 —— 在情感與行動的混亂世界中糾纏，包括我們自己作為治療者的恐懼、抱負與需要。」
「在少數幾個臨床接觸中，會展開整本長篇小說才能容納的全部情感與道德困境。每位病人都是一個故事。醫師像迷路的旅人進入森林，但比平日更快地找到方向。」
「醫學的核心必然是道德事業，否則沒有人能在這行真誠地工作這麼多年。」
「現代醫療把『目的的提問』 —— 死亡、失能、受苦 —— 替換為『技術的微調』，這幾乎正在殺死這個古老行業最珍貴的部分。」

子夜時分的真實時刻#

「半夜過後，那道職業面具掉下來了。⋯⋯ 你決定與行動的道德重量浮現為夢魘，把你叫醒。那才是醫師的真實時刻。」

「但對那些把人性藏在專業與制度屏障之後的人，這個時刻必定可怕。沒有人為我們做這方面的準備。」

4. 革命性的相遇：勒諾・萊特（Lenore Light）#

29 歲、上層中產黑人家庭出身的內科醫師，在內城貧民區診所執業：

「這是我第一次持續地接觸我們的『黑人下層階級』 —— 最貧窮、最悲慘、最混亂的人群」
「這個經驗使我激進化（radicalized）」
那位「肥胖、高血壓、六個孩子的母親 —— 沒有丈夫、家庭支持、工作」
「殺害她的是她的世界，而不是她的身體 —— 她的身體只是這個世界的產物」
「她需要的不是醫療，而是社會革命」
「Frantz Fanon 一定也是從這樣的世界出來的」

5. 犬儒：班傑明・溫特豪斯四世（Benjamin Winterhouse IV）#

紐約富有家族第四代醫師、東北郊區小兒青春期醫學專科。「犬儒」是他自己的標籤。

「醫療法律危機讓我們所有人都嚇得半死 —— 不只是醫療糾紛，連『未充分告知同意』、『治療無進步』都會被告」
「現在你只能低頭、不掀波瀾，並儘量不出錯 —— 萬一出錯也要先把屁股遮好」
「對病歷寫的每一筆都要一邊看著同儕審查、一邊看著陪審團」
「我教孩子：別當醫師。他們要的是技術員或商人，不是醫師。」
「醫療正在崩塌，跟整個社會一起。」

6. 商品化的療癒者：海倫・麥克諾頓（Helen McNaughton）#

39 歲精神科醫師，在西岸某 HMO（健康維護組織）執業，正考慮離職開業：

「『照護』本來該是醫師做的事，但它已成為 HMO 的『產品』 —— 可以被測量、做成本分析、行銷」
「病人歷經接待員、護士、社工、心理師、醫師助理層層阻擋，若還能見到我，那是系統失敗 —— 因為我們的任務是把病人擋在外面」
「我學精神醫學時，那是一場魔法 —— 像在工坊裡的藝術家逐步雕琢自己的作品。如今卻像在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
「我不想說服自殺風險的病人別住院，因為我們已超出住院額度。我不想『管理客戶』 —— 我想照顧病人。」

7. 敏感的初學者：比斯利・威爾（Beaseley Will）#

23 歲醫學生，剛訪談完第三位病人 —— 一位 55 歲、肺癌末期的勞工：

「他開始哭，我也想哭。我心想 —— 不能讓他看到我的情緒。我嚇到了。」
「面對末期病人該說什麼？我覺得無助、孤單、毫無準備。也許正是因此，醫師才不傾聽。每天怎麼承受得了？」
「住院醫師覺得我們太天真、太脆弱。他們講笑話、看起來已經麻木。我擔心 —— 我以後也會變成那樣，那我會失去某些重要的東西。」

8. 中醫師：顧方文（Gu Fangwen）#

49 歲，南方中國某大醫院中醫科主任，七代中醫世家。

「中國醫學經典裡，名醫從脈象就看出病情，不問病史。我認為這是無稽之談 —— 必須先理解病人的處境。」
「慢性病要慢慢治。病人必須與自己的身體與世界保持和諧。」
「即使在治療超過一萬名病人之後，我仍感受到治療這個女人的困難。她相信自己病了治不好 —— 這很危險。我必須更好地教育她。」
「醫學對我們來說不只是職業，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智慧。當治療對的時候，你能在自己的身體、情緒、與病人的關係中感覺到。」
「我們以前的中醫宣稱有『秘方』。對我而言，秘方就是『對病人的認識，以及他與你和他人的關係』。」

顧醫師的洞察與本德醫師相互呼應：兩人都把自己看作「人性的學生、道德智慧的教師」。

詮釋：行醫的連續光譜#

大多數醫師既非保羅・薩繆斯（最佳）也非安迪・斯皮爾（最差），而是落在這條光譜的某個位置：
一端：壓倒性地關注「治療疾病的科學」
另一端：核心興趣是「治癒病痛的藝術」
有效的照護需要兩種能力。但慢性病照護中，後者特別容易被忽略 —— 而這正是失敗的關鍵原因。

從理想主義到犬儒的軌跡#

23 歲的比斯利・威爾，會不會在 23 年後變成班傑明・溫特豪斯？克萊曼坦承「醫學教育系統中有些東西在助長這個價值轉變」。

但海倫・麥克諾頓的故事提供希望：在強大的制度壓力下，仍能維持批判精神並自尋更人性的環境。這不是「不可避免的軌跡」。

制度與訓練如何破壞人性#

海倫與班傑明的經驗都顯示：美國醫療的社會轉型已經創造出官僚與法律的束縛，把療癒者的角色轉化為「技術員、辦事員、甚至對手」。

但保羅、本德、海倫、顧醫師的存在證明：在這樣的環境下仍能堅持作為療癒者
因此問題不只在制度 —— 也在個人選擇
行醫者的「面具」（professional persona）有其必要 —— 它讓我們在最深的危機中仍能客觀地稱量資料、做決定。但好的專業面具是「戴著面具的人始終知道自己戴著」 —— 而不是把自己交給面具

為何慢性病照護特別困難？#

症狀在「放大」與「抑制」之間反覆擺盪
多次嘗試治療方案而未達預期
急性照護的高度責任感被慢性化磨損
反覆失敗考驗醫師的勝任感
不確定、不穩定、恐懼、喪失、憤怒 —— 都會累積
醫師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的「配對不適合」會放大問題
防衛機制讓醫師變得「自我侵蝕的負面性格」或退入「鐵牢式的職業距離」
「burnout」是新詞，現象古老 —— 醫師失去興趣、投入、最終失去掌握

顧方文與保羅・薩繆斯，雖然身處不同文明，卻都顯示：「有效、敏感的照護是可能的，並且並不少見。」我們的任務是「描畫成功療癒的解剖學」，使它能被理解、教授、學習、更普遍地實踐。

對下一章的引導#

第 15 章將把這幾位「成功療癒者」的工作方法系統化 —— 提出一套照護慢性病人的具體臨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