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big data)的革命,正把「棒球球探式的直覺判斷」翻轉成「用數據讓人變得更好」。本章從一個微軟的管理難題出發,繞經棒球的數據革命,最後回到辦公室,說明個人與組織如何靠人力分析(people analytics)勝出。
一個被直覺卡住的管理難題#
微軟(Microsoft)Surface 與 Xbox 硬體開發部門的副總裁布雷特.奧斯特倫(Brett Ostrum),手下有七百名工程師。2017 年產品評價亮眼,但公司內部的員工福祉調查揭露一個問題:他的部門在「工作與生活平衡」這一項,滿意度在百分制上比微軟平均低了 11 分。
奧斯特倫怕的是,若因此流失難以替補的頂尖工程師,將是災難。他做了主管遇到難題時的老套動作——開會。但他和幹部端出的理論,全憑軼事觀察與直覺,且都對不上數據:
- 理論一:國際差旅太累。 團隊常需飛中國等地看供應商、深夜與亞歐通話。但調查數據按小團隊拆分後顯示,差旅與深夜工作最重的團隊,跟抱怨最多的團隊之間,沒有有意義的相關性。
- 理論二:某些強勢主管要求過頭。 但按團隊看結果,激進主管與隨和主管旗下的不滿團隊比例大致相同。
奧斯特倫的直覺給不出答案。他想起幾個月前在高階主管靜修會看到的一場簡報,主題正是大數據如何重塑各行各業。也許微軟能用它蒐集與分析海量數據的能力,來破解「員工為何不快樂」之謎。
奧斯特倫的目標是:「幫團隊搞清楚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而不是我們的直覺反應。有時候,直覺會錯得非常、非常離譜。」
棒球:數據分析的先行產業#
要理解數據如何讓人更擅長工作,最好從最適合數據分析的運動——棒球——開始。棒球由一連串離散的互動組成(投球、揮棒、擊中或落空),樣本量龐大:到 2017 年球季結束累積逾 21 萬場比賽、近 1,500 萬次打席。相較之下,足球是連續流動的,過去統計只記錄少數射門瞬間,其餘近 89 分鐘的活動幾乎無從歸因。
文斯.傑納羅(Vince Gennaro) 是這條線索的起點。1970 年代末,他是商學院剛畢業的經濟顧問,白天替金百利(Kimberly-Clark)建立紙漿市場模型,熱情卻在棒球。他發現工作用的分析工具可以搬到棒球上——關鍵在於計算球員的邊際收益產出(marginal revenue product):例如洋基以破紀錄合約簽下投手「鯰魚」杭特(Catfish Hunter),杭特首年為洋基球場多帶進約 79,000 名觀眾,價值約 68 萬美元。但當時沒人買單,他的興趣只能留作興趣,轉去百事(PepsiCo)當高階主管,一路做到旗下事業部總裁。
在 1970 年代,跑一次多元迴歸得預約公司電腦、用如今幾乎沒人記得的程式語言下指令。今天同樣的分析在一台低階筆電上不到一秒就能完成——運算成本的崩塌,正是數據革命的引擎。
可選讀:比爾.詹姆斯與魔球(Moneyball)
在傑納羅偷用公司電腦跑數據的同時,堪薩斯州一名罐頭廠的夜班警衛比爾.詹姆斯(Bill James) 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統計能告訴我們棒球如何取勝?他的洞見是——許多球場智慧其實可用數學的理性與海量統計紀錄加以檢驗。他自 1977 年起發行《棒球摘要(Baseball Abstract)》,指出舊觀念低估了「靠保送上壘」這類能力,也過度使用盜壘與犧牲觸擊等戰術。這套研究後來被稱為「賽伯計量學(sabermetrics)」。
多年後,當奧克蘭運動家(Oakland Athletics)的總管比利.比恩(Billy Beane)在 2002 年以全聯盟最低薪資之一組出強隊,這個故事被寫成暢銷書與電影《魔球》。此後「Moneyball」泛指用數據找出被低估的資產。但少有人注意到:書墨未乾,比恩的做法已被新一代取代——連財大氣粗的波士頓紅襪也加入,證明「讓數據驅動決策」是任何球隊成功的正途,而非窮途末路時的權宜。
2015 年,Statcast 系統進駐每座大聯盟球場,用攝影機與雷達記錄場上每個動作。單場首戰就產生約 7 TB 數據——約為此前 19 萬場比賽累積量的 20 倍。但數據不等於洞見,端看球隊如何善用(例如拆解老將的各項能力隨年齡衰退的速度,來決定該給幾年合約)。
商業與棒球的關鍵差異#
傑納羅在百事帶過五千人的裝瓶事業後,深知辨識與獎勵好人才有多難。棒球與商業同樣仰賴執行的人,差別在於:棒球的成敗攤在陽光下,「成功」定義清楚,每人的貢獻相對容易量化;而商業,尤其對知識工作者,本質上模糊不清。
工廠工人或咖啡師的產出與錯誤率可量測,但誰能斷言哪位產品工程師對成敗貢獻最大?商業工作發生在數千場會議、郵件與私下對話裡,每一項對組織成敗的影響都是曖昧的。即便如此,傑納羅仍努力把分析心態帶進食品飲料事業:他花約 25–30% 的時間深入評估與培養人才,讓中階主管針對「結果導向程度」「面對逆境的反應」等多個維度互評,用具體指標取代直覺。
傑納羅最在意的一點:「我們太常只把這些資訊用在『評價(evaluative)』上,而非『發展(developmental)』上。」數據的價值,不只是決定誰加薪,更在於幫助人變得更好。
喬伊.沃托:把數據革命用在自己身上#
當管理層用數據贏球時,最頂尖的球員也開始用數據讓自己變強。喬伊.沃托(Joey Votto) 就是典範。他數學不好,卻靠解讀數據賺進超過 2.5 億美元的合約。
沃托徹底實踐了賽伯計量學最早的洞見之一:靠保送上壘,其價值幾乎不輸靠安打上壘。因為避免出局、持續上壘,才是贏球的關鍵。2017 年他的上壘率達 45.4%,居大聯盟之冠。他的具體做法:
- 把好球帶想像成 3×3 共九格,用平板監看自己在每一格的擊球率,哪一格下滑就加練,讓投手在好球帶裡找不到弱點。
- 追蹤擊球初速的滾動平均、對好球帶內外各方向球路的揮棒率等。
- 使用的核心指標是 wRC+(weighted runs created plus,加權製造得分),而非打擊率、打點這類舊派數字。
沃托心法的精髓不是某個技巧,而是一種心態:只看能導向長期成功的「輸入」,不看「輸出」。 「我關注不少統計,但我不能關注結果。」他專注於自己能控制的行為:不揮壞球、揮棒必觸球、讓好球帶四個象限都無弱點。他也懂得避開陷阱——不被小樣本的隨機波動騙到,除非數據與他「感覺不對勁」的直覺同時指向問題,才做調整。
數據難用之處在於容易過度解讀隨機波動。沃托的原則是:即使是持續兩週的趨勢,樣本往往仍太小、不足以據此反應;但「當你身在其中,感覺卻不是這樣」。
可選讀:沃托為何被球迷罵『自私』
2013 年,沃托上壘率排名大聯盟第 2,打點卻只並列第 64。在新派分析中,打點(RBI)幾乎是判斷球員好壞的無用指標——它高度取決於運氣與隊友(你打擊時前面有沒有人在壘上)。但辛辛那提的體育電台天天砲轟他:認為他揮棒太謹慎、寧可被保送,害球隊少得分。自 1974 年就播報紅人隊的主播布倫納曼(Marty Brennaman)說:「球隊付錢不是要他保送,是要他打回分數。」
一向低調的沃托終於在球季後受訪反擊,捍衛他數據驅動的策略:「不製造出局,比打回分數更好?」記者問。沃托回答:「毫。無。疑。問。」這正呼應了詹姆斯的早期發現——當主管鼓勵球員「用一個出局換一分」時,他們沒有充分考慮「延續該半局、可能得更多分」的價值。
從安隆的郵件到辦公室的人力分析#
商業界的數據革命,起於一批意外公開的資料。2001 年安隆(Enron)破產後,聯邦監管機構公開了約 150 名高階主管的郵件檔案,最終精簡為數十萬封。這成了研究者難得的寶藏:一群人在「以為沒人在看」時的真實行為紀錄。
前貝恩(Bain)顧問萊恩.富勒(Ryan Fuller) 創立新創 VoloMetrix,直覺認為白領從紙本轉向電子溝通,藏著尚未開發的管理機會——個人生產力工具(郵件、試算表、行事曆)突飛猛進,管理工具卻沒跟上。但他陷入雞生蛋難題:沒有公司願把郵件交給一家新公司,他又需要數據才能證明價值。安隆的公開郵件正好無隱私顧慮,成了他的概念驗證:VoloMetrix 能只用「誰跟誰通信」的元資料(metadata),不觸及內容也不侵犯隱私,就找出溝通模式。
幾英里外,微軟的唐恩.克林霍夫(Dawn Klinghoffer) 從另一角度切入同樣問題。她原是數學系出身的精算師,2003 年加入微軟一個團隊,要嚴謹地衡量與分析當時五萬五千名員工的工作。她很快遇到跟富勒一樣的瓶頸:「報表能告訴你組織裡發生了什麼,卻不能告訴你『為什麼』。」
克林霍夫用數據推翻了微軟的一項成規:大家以為主管非得外派海外才有長期發展,數據卻顯示外派者日後的成就並不比留守總部者高。她反而發現,許多外派者返國後幾個月內離職——因為公司沒替他們安排好回任職位,讓他們懸在半空,被對手挖角。
克林霍夫團隊還發現:內部轉調對公司與員工都好(轉到別的部門後投入度與價值都提升,這也印證了非線性職涯的價值);但員工卻覺得「離職跳槽比內部轉調還容易」。原因出在自家政策——內部應徵要任滿 18–24 個月、還得先問主管同意,跳槽外部卻毫無限制。微軟放寬規定後,轉調率隨之上升。
2015 年,微軟評估一家做職場生產力分析的公司——正是 VoloMetrix。富勒以為這是一場銷售會議,結果微軟直接收購了整家公司。富勒與克林霍夫成了同事,聯手用微軟十一萬八千名員工的郵件與行事曆「數位廢氣(digital exhaust)」,產出真正有用的商業洞見。
高階主管的賽伯計量學#
一種粗糙的做法是把幾百個變數丟進電腦亂找相關性,但那只會得到統計、得不到洞見(例如「早到的人寫較長的郵件」,若無理論支撐可能只是假相關)。好的資料科學家有方法:先有待答問題,再形成假設,然後拿數據去驗證。 克林霍夫與富勒的做法,就是把郵件與行事曆的元資料(溝通與會議模式,而非內容),對照微軟內部成功與失敗的樣態——這正像沃托只鎖定「能導向成功、且自己能控制」的行為。
數年下來,他們得出幾條在多年份、多部門都穩健成立的結論——這些是商業版的「沃托信念」:
- 認真工作,但別太過頭。 工時會「傳染」:員工傾向跟著主管走。主管每週工時略高於標準的四十小時,部屬更投入、也更願多做;但主管若頻繁在晚間與週末工作,效果就反轉——部屬工時或許仍長,投入度卻在調查中下滑。富勒說:「主管每在下班後多花一小時處理郵件或會議,平均會替每位直屬部屬多加 20 分鐘,並在組織裡層層擴散。」
- 多和員工一對一。 開全部門大會看似盡責,卻與管理績效幾乎無關;反而是頻繁、即使很短的一對一,能帶出更投入、更成功的員工。克林霍夫說,這類員工「覺得自己有更多職涯機會,也更願意接受回饋」。
- 持續在組織內建立人脈。 主管人脈越廣,連帶部屬在微軟的職涯也越長。富勒說:「個人人脈的規模、深度與廣度,跟績效、投入度等多項結果高度相關……人脈變小或萎縮,往往是壞事將至的訊號。」
2017 年,克林霍夫與富勒在微軟最高層靜修會上分享這套方法。台下坐著布雷特.奧斯特倫。
破案:不快樂員工的真正原因#
奧斯特倫帶著難題找上門,分析團隊便著手處理那七百人的郵件與行事曆聚合元資料。他們先用不同團隊的行事曆對照滿意度調查,證實了「國際差旅與深夜通話是主因」的假設站不住腳——接了這類工作的人似乎早已把它當成職務的一部分而接受。他們反覆迭代,把差旅、深夜通話、強勢主管等直覺一一拿冷冰冰的數字去檢驗,大多都不成立。
唯一在數據裡得到印證的直覺是:大家花在會議上的時間多得驚人。 關鍵差異不在會議總時數或開會時段,而在會議的「人數」——
不滿意的團隊平均每週開 27 小時的會,而真正的區別是:他們的會動輒 10 到 20 人圍著會議桌協調計畫,而非兩三人一起腦力激盪解決問題。大會塞爆行事曆,把「需要獨自專注、坐下來深入思考」的工作擠到了下班後。
碰巧,奧斯特倫自己的直屬團隊,正是那些同時回報「工作生活失衡」與「每週 27 小時大會」的團隊之一。所幸診斷同時指向了解方。既然管理層本身就是超載的主要來源,就得帶頭改變:
- 讓受影響的主管看數據,並自我稽核自己排了多少會、哪些真的必要。
- 鼓勵員工主動在行事曆上「標記」獨立專注時間——只要不留白,同事就不易在那段時間約你開會,等於保障了專注工作的時段。
- 用分析工具追蹤進度。2018 年年中隨 Office 推出的 MyAnalytics,像 Fitbit 監測健康那樣,每週提醒你的專注時間有多少、下班後收發了多少郵件,並在習慣不理想時給出提示(例如「你 40% 的會議都在收發郵件」)。
沃托的成功不來自一次性的數據潛水。人會不斷隨環境演變,所以必須持續回頭重問舊問題、再問新問題。想在這個環境勝出,關鍵是願意傾聽數據、鑽研數據,並且——或許最重要——培養出「理解數據在說什麼」這項非常人性的分析與詮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