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頓晚餐改變了一切#

那場讓泡泡圖（bubble graph）真正活起來的反應，不是來自卡羅琳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教授群，也不是學生——而是漢斯（Hans Rosling）的兒子歐拉（Ola）和媳婦安娜（Anna）。

1998 年 9 月某個晚餐，23 歲的歐拉與安娜從哥德堡來訪。甜點上桌前，漢斯展示他剛畫的彩色泡泡圖：

• 安娜立刻被吸引
• 漢斯說起學生「不接受世界並非二分」的態度，他們更感興趣
• 安娜要了一份回去掛在家裡牆上

漢斯當時無從預見：那一晚是與安娜、歐拉長達一生的合作起點——把他對數字的執著與他們的藝術才能結合。

「歐拉嘗試新東西」#

兩週後，1998 年 9 月 16 日，漢斯收到歐拉的電子郵件，主旨是：「Ola tries something new」。歐拉參加了哥德堡文化中心的雜誌工作坊，認識了動畫程式 Director 6.0：

「接下來兩個月，我打算用這個程式，讓你那張兒童死亡率 vs. GNP 的圖動起來。如果你願意的話，請告訴我。」

漢斯敷衍回了「聽起來不錯，去做吧」——當時他完全不懂歐拉在說什麼。

幾週後，歐拉打電話請父親借錢買新電腦。漢斯滿腦子是「藝術家就要習慣沒錢」這種陳腔濫調，連續拒絕了兩次。歐拉後來向銀行借錢被要求保證人——漢斯仍是說「不」。

「至今我仍對自己當時的反應感到痛心。那筆錢對家裡並不是負擔。我完全沒能聽出歐拉真正在說什麼。」

歐拉沒放棄，向朋友賒帳買了電腦，弄到了文化中心工作坊的鑰匙，整個 1998 年秋天都熬夜在那裡自學寫程式。

1999 年的聖誕節：「歷史世界健康圖」#

歐拉與安娜聖誕節到家裡作客時，第一次展示他們的成果——「Historical World Health Chart」：

• 泡泡從圖左下（疾病與貧窮）緩緩、平順地移向右上（富裕與長壽）
• 涵蓋 1820 年到 1997 年
• 點選任一國家可看見它每五年的軌跡
• 安娜設計了介面與互動

漢斯倒抽一口氣，眼睛瞪大：「Wow！我們必須申請更多錢繼續做下去！」

但研究經費難求。艾格妮塔（Agneta）借錢給安娜與歐拉一人一台電腦，讓他們在家工作。漢斯則開始在每場演講中使用這套動態泡泡圖。

WHO 統計部主任邀請他到日內瓦演講，事後說：「我從沒看過這樣的東西。」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 Sida 也決定贊助這個怪異計畫。安娜與歐拉乾脆放下學業、僱用程式設計師，做出更多視覺化作品——包括安娜發想的「Dollar Street」。

哥德堡書展上的扭螢幕#

外交部請漢斯到哥德堡書展的「國際廣場」演講。他原本不想去——他從未對學術圈外的大眾演講，也排斥商業氣氛太重的書展。最後拗不過邀請者答應前往。

主辦單位安排了 20 張椅子在舞台前。漢斯不滿——走道上的觀眾根本看不到螢幕。他乾脆把螢幕轉向走道：

• 椅子上的觀眾必須站起來才看得到
• 但走道上的人也能看見了
• 觀眾從 20 人變成將近 100 人

一位看似平凡、穿普通西服的男士排在問問題的隊伍最後——他是 Bo Ekman，瑞典產業界的大人物。「企業高層應該聽你演講，」他說，「你說的真是太棒了。」

Bo 邀漢斯去 Tällberg 基金會年會演講——那是政界、學界、企業界匯聚討論未來議題的場合。漢斯接受了。

「企業高層比公衛人士更懂世界」#

漢斯非常意外地發現：

**大企業的高階主管對世界變遷的掌握，比他那些充滿熱情、立場國際的學生與援助組織員工更清晰。**因為他們若不掌握事實，公司就會崩盤；而公衛專家對私人企業有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總覺得他們只賣菸酒、快車。

從工人階級背景出身的漢斯，在面對私部門演講後，慢慢有了過去缺乏的對「商業」的尊重。

從 TED 一鳴驚人#

各地邀請接踵而來——UNESCO、世界銀行、UNICEF、瑞典地方政府、里約熱內盧的城市規劃部……都在求他幫忙視覺化資料。

安娜直率地說：「我們資料解放的願景太大了，靠我們自己根本做不完。」全家共識：最好讓 Google 偷走我們的點子——因為 Google 不對使用者收費。

2006 年，漢斯首次受邀做 TED 演講。Anna 與 Ola 一年前就被邀過，但 TED 不付機票，他們婉拒：「抱歉，我們飛不起。」演講前漢斯打電話：「要不要表演吞劍（sword swallowing）？」歐拉勸阻：「不要。先做黑猩猩測驗，再給他們看視覺化。」

那場演講大獲成功，漢斯登上《舊金山紀事報》頭版。

隔年再次被邀，他問歐拉怎麼辦。

「沒新的東西，那你最好真的去吞一兩把劍。」

於是他真的吞劍。第一排的女演員 Meg Ryan 跳起來歡呼——漢斯一直把這視為他「人生最大的勝利」之一。

演講後，一位瀏海長長、低調樸素的男人在隊伍中靜靜等候——他是 Google 創辦人之一 Larry Page。Page 看出泡泡圖背後的程式碼不是漢斯自己寫的，問起來才知道是安娜與歐拉。

Gapminder 把動態泡泡的原始碼賣給了 Google。安娜與歐拉到 Silicon Valley 在 Google 工作三年，把「公開統計資料民主化」的願景實現為 Google Public Data。

賣碼的收入讓漢斯敢辭去學術職位。2007 年他切斷與科研的大部分連結，僅保留卡羅琳斯卡 10% 的職位，剩下 90% 全力投入 Gapminder。他的職稱是：edutainer（教育娛樂者）。

一頓晚餐：與 Graça Machel 和 Melinda Gates#

某天 Melinda Gates 來信邀請漢斯參加聯合國發展目標會議，特別著重兒童死亡率。前夜的曼哈頓晚餐，漢斯被安排坐在莫三比克前教育部長 Graça Machel（後嫁曼德拉 Nelson Mandela）旁，對面是 Melinda Gates。

兩位女性的對話安靜而深刻——女孩教育權、避孕藥物、農村疫苗、民主治理、社會發展是否該先於政治改革……

• Melinda 認為避孕應從「家庭生活」角度切入，而非人權框架
• Graça 從南非視角看，覺得避孕在莫三比克因極端貧窮新近的歷史更具爭議
• 漢斯則談如何測量兒童死亡率（透過代表性女性樣本的深度訪談）

漢斯隨身帶著女兒安娜在莫三比克的學生筆記本，封面印著教育部 logo。他把它拿出來時，引起整桌人圍觀傳閱。

「就是當時的教育部長確保了我女兒能上學。」漢斯說。

Graça 的眼睛瞪大了：「你見過我先生嗎？」漢斯說沒，但聽過他在楠普拉的演講。

那晚他在曼哈頓的街上幾乎是雀躍跳著走的。

「我原本對位高權重的人有偏見，以為他們膚淺自私。但我遇到的，是聰慧、體貼、善良的個人。個人接觸，即使在最高的層級也至關重要。」

達沃斯：印度官員的反擊#

2007 年 1 月達沃斯，漢斯與艾格妮塔抵達。一位歐盟成員國環境部長以「中性、實事求是」的口氣批評：

「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宗來自中國、印度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他們的成長率將造成極危險的氣候變遷。中國釋出的 CO₂ 已經超過美國，印度超過德國。」

中國代表脖子緊繃地看著前方。印度代表——一位戴著海軍藍頭巾、深灰西裝的資深公務員——靜靜環視全場每一位西方代表，特別在某家最大石油公司的 CEO 身上停留更久。

然後他站起，朝富國席揮手：

「我們今天會走到這個地步，是你們這些世界最富國的錯！ 你們用煤炭點燃自己的經濟，幾世紀以來不斷燒油。是你們，沒人別的，把我們所有人推到氣候危機邊緣。」

他突然將雙掌合十於胸前，朝西方代表們鞠躬：

「但我們原諒你們，因為當時你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接著他直起身指著對方：「從今天起，我們的計算會以人均排放（CO₂ per capita）為基礎。」

漢斯聽完極為震動。他多年來受不了西方把氣候責任系統性推給中印——按國家總量計算就像「中國肥胖比美國嚴重，因為中國人口的總體重更大」一樣荒謬。當印度官員公開說出他壓抑多年的話時，他覺得世界結構的轉換已經啟動。

對白色家電公司的演講#

某家知名白色家電公司請漢斯談人口與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冰箱、洗衣機、爐具的需求。漢斯從祖母在水泥洗衣槽用手洗衣的故事切入：

• 1952 年瑞典家庭剛開始有洗衣機 → 中國目前正處於相同階段，市場規模 13 億人
• 你們做電爐，但貧窮國家瓦斯比較便宜
• 多數家庭會先買冰箱
• 真正欠缺的是技術突破：傳統洗衣機太耗水，亞洲人口密集國家用不下；還要解決洗劑與電力供應問題

漢斯收尾：

「**這不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這是你們未來的利潤。**如果你們不重新設計產品，就會失去市場領導地位。」

公司內部立刻分裂為「守舊西方市場」與「進攻新市場」兩派。漢斯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同一份事實，從生產者視角呈現出來，會有完全不同的力量。

三十年後重返納卡拉#

2011 年，孩子都長大離家後，漢斯與艾格妮塔重訪納卡拉（Nacala）。

進城路上看到一台滿載彩色花紋泡棉床墊的卡車急轉出來——他心想：「終於，人們可以在柔軟的東西上做愛，而不是壓在硬泥土地上。」

醫院的變化令兩人震撼：

一位現任的初級照護醫師——三十年前他坐的位置——分析了當地疾病分布長達半小時，艾格妮塔說：「漢斯多久沒有閉嘴半小時了？」

蘿莎媽媽（Mama Rosa）安排了一頓重逢午餐。當年戴上漢斯眼鏡的帕帕・恩里克（Papa Enrique）幾近全盲，由孫子騎機車載來。漢斯也藉此向 Ahmed 道歉——當年 Ahmed 的長子死於麻疹，他卻責備 Ahmed 為什麼上班遲到、為什麼孩子沒接種：

「這是我永遠記得的時刻——也說明那段歲月我們承受的壓力有多大。」

Janet Mondlane：「30 年並不長」#

回程前，漢斯與艾格妮塔被邀到 Janet Mondlane 家喝下午茶——她是當年 Eduardo Mondlane 的遺孀，1968 年是他們在烏普薩拉學生公寓最早的晚餐客之一。43 年後重逢，她仍記得「他們把晚餐擺在廚房而不是客廳」這個瑞典文化奇景。

漢斯問起政治、治理、貪腐——「如果妳先生還活著，貪腐會比較少嗎？」

Janet 平靜認真地回答：

「擔任非洲最窮國家之一的元首是世界上最艱難的工作之一。從赤貧到自家親族，所有人都期待你回報他們一輩子幫過你的恩。我無法肯定我先生會做得比後來的總統更好或更壞。

從外面看，你會只看到失敗。但考量到莫三比克的起點，以及我們想到達的地方——三十年其實一點都不長。」

發展必須允許它自己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