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讓人凍住的圖#

2014 年 9 月，漢斯（Hans Rosling）在 Twitter 上看到一篇刊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論文。作者是 WHO 戰略總監 Chris Dye 與其團隊。

文中有一張圖讓他全身僵冷：

• 過去一個月，伊波拉（ebola）每週新病例陡升
• 預測曲線呈指數成長：每三週新病例翻倍
• 若不採取激烈行動：

「指數成長」（exponential growth）的真正可怕之處，不是數字本身，而是想像當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在 11 月時陷入比剛結束的內戰更深的混亂——那將觸發跨國逃亡，疫情會跨海擴散，後果不可預測。

那一夜漢斯把論文段落讀出聲。隔天他要去瑞士演講，但他知道：所有原訂行程都得取消。

為什麼專家也反應遲鈍？#

伊波拉自 2013 年下半年起在幾內亞偏遠高地出沒，2014 年春已蔓延到賴比瑞亞與獅子山。但世界並不關心，因為：

• 這些病例都在偏遠農業區
• 沒有靠近首都、沒有靠近國際機場

漢斯自責：「我不是普通的全球健康教授——數十年來我的研究焦點正是非洲農村疫情。**我早就告訴同行：一旦伊波拉進入有貧民窟的首都並有國際機場，將成為全球威脅。**而現在它真的發生了。」

2014 年 8 月 8 日，WHO 終於宣告國際公衛緊急狀態。9 月初，蒙羅維亞街頭已有人倒地死亡——這是現代和平時期不該出現的景象。

「世界的恐懼是合理的，但來得太遲。我們只能彌補失去的時間。」

動身：從斯德哥爾摩到蒙羅維亞#

10 月 10 日的會議結束後，無國界醫師組織（MSF）的 Eugene Bushayija 對漢斯說：「沒人真的知道蒙羅維亞發生了什麼事。WHO 報告與 MSF 治療中心的數字不符。」

艾格妮塔（Agneta）一開始猶豫：你真的需要去嗎？是不是只想證明自己還有勇氣？兩人深入討論後，她全力支持。

10 月下旬漢斯抵達蒙羅維亞，行李箱裝滿筆電、印表機、投影機、消毒濕紙巾，以及合適的衣物：

• 進入飯店前，要在裝氯水的桶子裡洗手、踩進另一個氯水盆
• 抵房後用消毒巾擦拭衣櫃、書桌、行李箱外殼
• 入睡前夢到自己發燒——對感染的恐懼一直陪著他，幾週後才轉為日常儀式

漢斯獲得 Wallenberg 基金會贊助住進蒙羅維亞最好的飯店。他壓下心中的批判聲：「為了配得上這一切，你必須拚命工作。」

「副伊波拉監測長」#

第一天他被介紹給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駐蒙羅維亞辦公室——他們從 TED 演講認得他。後來他遇到衛生部副首席醫療官 Tolbert Nyenswah，遞上瑞典皇家科學院寫給賴比瑞亞總統的手寫信——是國際科學界對「伊波拉研究進展不足」的正式致歉：

Tolbert 沉吟後說：「謝謝。我們從未被以這種方式對待。總統會珍惜這份歉意。」

漢斯被引介到流行病監測辦公室，遇到主任 Luke Bawo。對話不到二十分鐘——

• Luke 把他帶到自己辦公室隔壁的房間
• 「這是你的桌子。你以副伊波拉監測長身分在我房裡辦公。」
• 「不需要簽合約。」
• 漢斯隨後拿到印有衛生部 logo 的名片，還收到鮮豔的西非襯衫：「別再穿你那些淡藍襯衫——這些會讓你看起來像我們的一份子」

那年聖誕節，漢斯沒能與家人團聚，而是在 Luke 的家裡度過。離開賴比瑞亞前，他被授予傳統酋長頭銜「Chief Tanue」。

修補資料系統的破洞#

WHO 報告聲稱蒙羅維亞當週確診病例「接近零」——明顯是錯的。問題出在資料流程：

CDC 設計的資料庫要求三筆來源整合：

1. 病人居家初檢
2. 病人進入治療中心後的檢查
3. 實驗室血液檢驗結果

賴比瑞亞人沒有獨一識別號（unique ID），系統只靠姓名、地址、年齡、性別配對。任何拼字、門牌號錯誤都會讓資料分裂。**同一個病人可能被計算三次。**沒人信任這些數字，於是實驗室自己把資料記在 Excel 試算表上，不對外分享。

漢斯著手簡化：

• 區報沒回 → 表格上標 黑框（black box），而不是 0
• 與 Gapminder 合作建立手機儲值卡基金：免費卡發給每位區衛生官員，鼓勵他們打給朋友親戚收集謠言與線索
• 把六千多筆實驗室 Excel 資料寄給斯德哥爾摩的兒子歐拉（Ola）連夜整合
• 隔天早晨漢斯打開 email——一張可信的新確診曲線圖出現了，且已開始下降

漢斯笑著對 Luke 說：「我去問問斯德哥爾摩的老闆。他叫 Ola Rosling，其實是我兒子，也是個非常快的 Excel 高手。」

「儀式上交付，但不開床」#

11 月新病例迅速下降，鄉村疫情逐一壓制。但另一個怪問題冒出來：

• 國際組織遲遲才把承諾的治療單位蓋好
• 蓋好時，蒙羅維亞 5 個運作中心已有 600 張空床
• 大使們仍跑去總統府堅持要按計畫開幕，因為「需要在電視台播放開幕儀式」

Tolbert 與另一位疫情指揮 Moses Massaquoi 想出一招：

「我們替他們辦個莊嚴典禮：軍樂團、防護服列隊、衛生部代表握手感謝大使。電視畫面很好看吧？但只接受『移交』，不開床——除非我們同意這些單位也接收非伊波拉病人。」

漢斯強調：絕大多數國際援助組織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只是在向母國報告自己的成就時，往往會出現嚴重的灌水——多半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資金來源或主管職位。

從「消防員」轉為「偵探」#

12 月，臨床人員體力心力俱疲。漢斯將工作重心一半轉到接觸者追蹤辦公室，並提出一個概念：

關鍵在於：染病後最初幾天並不傳染，症狀剛剛浮現的瞬間才是必須隔離的關鍵時間點。

Mosoka 與舊鈔的故事#

某天列管名單上的男孩失蹤了。母親不肯說。賴比瑞亞籍流行病學博士 Mosoka Fallah 親自與她對談：

• 男孩被分居的父親帶走
• 在貧窮社群，這對單親媽媽來說無法阻止——沒有公部門可求助
• 母親沒錢搭車跨城找回兒子
• Mosoka 給她路費

母親卻看著手中的新鈔搖頭：

「我不能用這種嶄新平整的鈔票。就算把它揉皺，他也看得出是新的。」貧民窟的鈔票磨爛、轉了上百次手——前夫一看就知道有有錢人在資助她，那會讓他生氣不合作。

Mosoka 把舊鈔換給她，男孩第二天被帶回。她後來成為他們的接觸者追蹤志工。

「Mosoka Fallah 教我懂得：在抗疫的工作中，腦中除了要有試算表，也必須有對人的愛。」

葬禮的兩難#

伊波拉在屍體中仍具高度傳染性，但人們仍堅持把長者遺體送回故鄉安葬。

漢斯記得一位祖母染疫迅速死亡的故事：

• 家人為實現她「葬在丈夫旁」的遺願
• 親手洗淨遺體、為她穿上漂亮的衣服
• 雇了一輛破舊計程車（給司機冒險費）
• 全家連同遺體跨村送葬
• 結果：伊波拉被帶到另一個村子

「這不是聰明或愚蠢的問題。那是對母親、對祖母——這位陪伴家人度過內戰的英雄女性——的愛。**對她盡責還是對當局盡責？**對多數人來說，這個選擇極其艱難。」

直到疫情後期，他們才能提供葬禮補助：紅十字提供留露面孔的裹屍布，由穿防護衣的「葬禮助理」協助下葬。但前提是這些助理同時具備人性與技術知識。

Miatta 的兩支手機#

11 月底某個午後，衛生部副領隊 Miatta Gbanya 推開門找 Luke。漢斯邀她坐下休息，問她：

「最艱難的時刻是什麼？」

她舉起雙手分別放到兩耳：

• 左耳：與美國談判電話。對方威脅將援助金附加錯誤條件
• 右耳：表妹哭訴姑姑高燒腹瀉送到伊波拉診所，但門口排不進去
• 「美國談判員說：『可以，但只能講半分鐘。』」

「我選了國家——那個秋天，我們衛生部所有領導層每天都做出相同的選擇。白天從不停下工作，晚上才為死去的朋友、同事、親人哭泣。」

姑姑死了，是伊波拉。「不可避免。」

漢斯坦白：「我來這裡之前，相信歐洲媒體說的——『國際流行病學家接管之前一片混亂』。」Miatta 苦笑：「他們都太愛自己的組織了。許多人很厲害、帶來了很棒的人手。但他們想被讚美，越多越好。」

賴比瑞亞領導層之間，私下用一個詞稱呼這些國際組織：「鯊魚（the sharks）」。

達沃斯：精英比黑猩猩更糟#

2015 年 1 月，賴比瑞亞、幾內亞、獅子山三國合計每週新病例首次低於 100 例。漢斯告假回到先前擱置的工作。他與艾格妮塔到達沃斯（Davos）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漢斯拖著一個巨大黑色行李箱——裡面是一千個觀眾即時投票器。前排坐著聯合國前秘書長 Kofi Annan。漢斯丟出三題選擇題：

動物園的黑猩猩隨機選香蕉編號 A、B、C，每題期望答對率是 33%。這些世界一流的精英在三題中有兩題輸給了黑猩猩。

漢斯回到斯德哥爾摩告訴歐拉與安娜：「連達沃斯的人都不知道事實。」漢斯主張製作更好的教材，但安娜不同意——

「我們的東西已經夠好了。問題不在於教材本身——『舊西方』的大眾與專家在面對『另一個世界』時，有心理上的阻塞。我們新的工作是抓住人們的注意力，並讓他們明白為什麼無知會如此頑強。」

不久之後，歐拉與安娜替這個概念取了個名字：Factfulness。他們把它定為書名，立刻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