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普薩拉騎車到威爾斯#

漢斯（Hans Rosling）十六歲時，獨自帶著省下來的錢，騎單車環遊英格蘭與威爾斯。第一個小村莊裡，他看到一座戰爭紀念碑，列著二十個一次大戰陣亡村民的名字。原以為那只是異常的損失，但接下來六週的路途中，幾乎每個小鎮和村莊都有類似的紀念碑：

• 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雙重名單
• 路上遇到的同齡人，常有父母在戰爭中喪命或受傷
• 父親口中那場戰爭的殘酷與規模，第一次變成具體的事實

在中立的瑞典長大，讓他原本很難真正「裝下」二十世紀的歐洲史。

跨越鐵幕，搭便車繞歐洲#

1966 年，十八歲的漢斯搭便車到巴黎、再南下里維耶拉、羅馬，然後從義大利搭船到希臘：

• 希臘鄉間的房子簡陋得像基本庇護所
• 老婦人頭巾、黑衣，背著巨大的木柴堆走在路上
• 從馬其頓、蒙特內哥羅、克羅埃西亞、奧地利、德國一路返家，是條件逐步改善的路線

回程取道柏林，當時柏林圍牆已矗立五年。他穿過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在東柏林走了整整一天。

對極左立場最有效的疫苗，就是親自走一趟東德。短短一日就足以讓他打從心底厭惡共產主義。

1968 年他與艾格妮塔（Agneta）一起出發前往南方，第一天在斯德哥爾摩郊外的高速公路引道就吵了第一架——他要立刻搭便車，她要先在公園野餐。最後野餐獲勝，那天也順利搭到瑞典最南端。當晚旅館裡，漢斯不小心拿洗髮精刷牙，整嘴都是泡沫。那年他們橫渡波羅的海，穿越東歐到伊斯坦堡。

與蒙德蘭會面：改變一生的兩小時#

1967 年秋天，漢斯擔任學生會的國際事務秘書，奉命為一位來自莫三比克的訪客舉辦聚會。

來者是愛德華多・蒙德蘭（Eduardo Mondlane）：

• 莫三比克最早赴美留學的黑人學生之一
• 曾任紐約雪城大學副教授
• 後來放棄學術，回到非洲領導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
• 1964 年率部從坦尚尼亞越境，對葡萄牙殖民政府發動武裝起義

漢斯原以為會見到一位非洲版切・格瓦拉，車門打開卻是一位身著樸素灰西裝、皮鞋擦亮的紳士。當晚只有八位學生到場，漢斯非常窘迫，但蒙德蘭親切地邀大家坐到沙發圍成一圈，娓娓道來。

蒙德蘭最關鍵的洞見：「**獨立其實是容易的部分。**真正的難題，是在生產力極低、文盲普遍、缺乏受過教育者的條件下，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聽到一位戰時指揮官，已經在思考戰後的挑戰，深深震撼了十九歲的漢斯。

臨別時蒙德蘭問每個人讀什麼系、何時畢業。當漢斯說 1975 年將取得醫師資格時，蒙德蘭笑著說：「太好了。那時莫三比克應該已是獨立國家，請答應我，到時來與我們一起工作。」漢斯握著他的手回答：「我答應。」

1969 年 2 月 3 日，蒙德蘭在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被一枚定向爆炸暗殺。但他那段話如同錨點，深植漢斯心中——這個體會也與後來他聽到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演講互相呼應。

印度的當頭棒喝#

1972 年 2 月，漢斯帶著艾格妮塔出發，先到斯里蘭卡，再經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最後在印尼結束。

在斯里蘭卡和印度，他驚覺自己對亞洲古文明所知極少：

• 僧伽羅文（Sinhalese）的書寫系統已使用兩千多年
• 古老的水庫與灌溉系統展現高超工程能力
• 印度各語言的字母系統使用了好幾千年——遠早於瑞典人在符文石上刻字之前

更大的震撼來自他在邦加羅爾（Bangalore）聖約翰醫學院（St. John’s Medical College）的見習。第一天他被帶進四年級學生的 X 光片討論：

童年習得的「西方 vs. 其他人」世界觀，在那一天第一次裂開。

尼泊爾山村：四十二年的對照組#

接著夫妻倆從加德滿都徒步走進喜馬拉雅山谷，在一個玉米梯田的小村過夜。當時：

• 平均每位婦女生六個小孩，其中一兩個會夭折
• 嬰兒死亡率高達 25%
• 女孩常在十幾歲就被嫁出去
• 沒有學校、沒有醫療

接待他們的家庭有一個未滿週歲的男嬰，那晚父母仔細為他用熱水洗澡、塗酥油、餵穀粉。艾格妮塔（護理師）在日記裡寫了好幾頁細節。

四十二年後的 2014 年，他們重訪該村：

• 道路已可通汽車，沿途有交通局工人在保養
• 茅草頂全部換成鐵皮，「鐵皮可用二十年免維護」
• 學校變多、嬰兒死亡率降至 4%
• 家庭規模逼近平均兩個小孩
• 但仍有問題：許多女孩前往城市從事性工作

從茅草屋與童婚走向像樣的生活條件，往往要經歷醜陋的過渡：賣淫、貧民窟、剝削。但同時，經濟成長、健康、教育、家庭規模縮小、個人權利擴大也都在發生。「觀察轉型中的社會，很容易只看到醜陋的那一面。」

當年那個被洗澡的嬰兒，現在已是成年人。艾格妮塔翻開舊日記，把那一晚的描述讀給他聽，全村動容。他們把當年照片送給他——那是他唯一一張母親的照片。

結婚、女兒誕生與一場「行李箱對話」#

亞洲六個月歸來，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政廳註冊結婚，分享一顆桃子，然後騎腳踏車回父母家報喜。母親終生沒原諒他們「毀了她辦婚禮的機會」。

1974 年 4 月，女兒安娜（Anna）誕生。幾天後，葡萄牙法西斯政權倒台，蒙德蘭當年的預言實現了。漢斯立刻意識到——前往莫三比克工作的時刻就要到來。

但秋天時漢斯動搖了。他擔心若請育嬰假就會失去診所的職位，於是回家後吞吞吐吐地暗示艾格妮塔再延一年自己進修。艾格妮塔起身回房，提了個小行李箱出來放在玄關：

「裡面是你的內衣、襪子和襯衫。立刻離開我的人生。我們已經說好誰請假，我也通知課程主辦人了。」

隔天漢斯立刻向診所主管遞了 9 月底起的辭呈。1975 年 11 月，兒子歐拉（Ola）在 Hudiksvall 出生。夫妻倆緊鑼密鼓準備：學葡萄牙語、上熱帶醫學課、加入非洲招募組織（ARO）。1978 年 8 月的機票買好了。

一顆腫塊，與「假的健康證明」#

1978 年 5 月某晚，漢斯洗澡時摸到右側睪丸有顆小硬塊。他知道那很可能是癌。

• 確診：精原細胞瘤（seminoma），對放射治療反應好
• 肝指數異常 → 一度懷疑癌細胞已轉移到肝
• 漢斯翻出十年前的舊病歷，發現當時肝指數就同樣偏高
• 真相：是慢性肝炎，不是肝轉移
• 淋巴結也未見癌細胞浸潤

他重新獲得活下去的機會。但是否還能去莫三比克？

健康保險的關鍵承保需要醫師簽字。傳染科主任福爾克・諾德布林（Folke Nordbring）讀完病歷後說：「我看不出你不能去的理由。我會簽所有必要文件。」

多年後在越南的學術會議上，漢斯特地致謝。諾德布林笑著說：

「我當時其實很懷疑你能不能活很久。但我從你眼神看出你真的想去做這件事——既然你或許只剩幾年好活，何不去做最想做的事？所以我寫了一份假的健康保證讓你能成行。」

1979 年 10 月 23 日，漢斯、艾格妮塔，以及五歲的安娜、四歲的歐拉，一起登上飛往莫三比克首都馬普托（Maputo）的班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