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的不適應#

1967 年，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向美國心理學會發表演說，質疑心理學把「適應良好」當成理想、把抗爭或失敗者貼上「適應不良」標籤的偏好。他主張，社會上有些事——種族歧視、宗教偏執、貧富剝削、軍國主義的瘋狂——我們永遠不該去適應。

金恩提出了一個替代詞：創造性的不適應（creative maladjustment），意指由不義所激起、推動社會改變的道德上的不安。

本書一路探討希望如何改善生活、關係與社群。但有人會質疑：希望會不會只是另一種「適應良好」，讓我們對不公視而不見？也許犬儒（cynicism）才是道德清醒的徽章？

作者的核心反駁：真正推動人去爭取進步的，是希望（相信未來可能變好）與憤怒的結合——即使勝利看似遙不可及。犬儒看似清醒，實則讓人放棄行動。

不可能的事，得再等一等#

捷克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故事示範了這個原理。

• 共產政權崛起後，他以諷刺劇批判體制，並參與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但運動被蘇聯陣營軍隊鎮壓。
• 1978 年他寫下《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描述壓迫如何竊取人們的希望。他舉了一個雜貨店老闆掛共產標語的比喻：鄰居都知道他不信，標語等於宣告「投降」；當大家都掛起標語、都知道彼此在說謊，社會便彼此不再信任，成為「體制的受害者，也是它的工具」。
• 哈維爾拒絕同流，加入異議團體「七七憲章」，因而劇作遭禁、被秘密警察騷擾並多次入獄。

犬儒會指出不義，但這不代表他們會改變現狀。跨數十國、數萬人的調查顯示：信任他人的人比犬儒更可能投票、連署、參加合法示威。犬儒讓人看見病症，卻覺得無藥可救。

犬儒是維持現狀的工具#

獨裁者正因如此而鼓勵犬儒。2016 年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分析普丁（Vladimir Putin）的宣傳機器，發現它是一道「謊言消防水柱」——而且刻意前後矛盾、不求可信。其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磨損人民對現實的感知。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早已指出：「極權教育的目的從來不是灌輸信念，而是摧毀人形成任何信念的能力。」

哈維爾在獄中仍與七七憲章通信，並堅守希望是「精神的一個維度，不在我們之外，而在我們之內」。隨著經濟惡化、人民壯膽，他曾預言的崩解出現了：謊言的硬殼看似石頭，但一旦有人在某處突破，整個外殼就像將裂的薄膜。

1989 年「天鵝絨革命」中，學生罷課、劇場宣讀反政府聲明、人民手作海報——正是雜貨店標語的反面。哈維爾與「公民論壇」把握時機，兩週內共產統治不流血地終結。十年初還在獄中的哈維爾，在年底成為國家首位民選總統。

改變的情感合金#

作者的好友 Emile（一位研究和平、也終身投入行動的人）以薛西弗斯（Sisyphus）自喻：行動主義吵雜、緩慢、反覆，人權前進又後退。但他領悟到——只有當你不喜歡推石頭、或執著於登頂時，這才是悲劇。若像哈維爾一樣，是因為「這是對的事」而出力，掙扎本身就有意義。

2022 年一項回顧「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研究（涵蓋數十國、逾 12 萬人）指出，兩股情感力量驅動參與：

• 對不義的義憤（righteous anger）
• 效能感（efficacy）：相信自己能有所作為

• 有效能感卻無憤怒，會讓人自滿。
• 有憤怒卻無效能感，會讓人癱瘓、犬儒。
• 兩者結合，才形成推動改變的「情感合金」，也就是創造性的不適應。

如何培養效能感#

關鍵之一是相信別人也會挺身而出。

• 1960 年代研究：認為白人支持種族進步的黑人，參與靜坐抗議的意願高出約 20%；目睹靜坐的白人事後也更支持種族正義——形成正向的自我實現預言。
• 同性婚姻：1988 年僅 12% 美國人支持；隨著愈來愈多人出櫃、行動者更有力地爭取，2015 年支持率翻轉至 60%，最高法院並裁定全國合法。
• 科學發現：當至少 25% 的人持續倡議某理念，它就更可能「燃燒起來」。

用數據取代犬儒#

當人們誤以為別人都接受現狀，就會被動。讓人看見真實民意，能給予彼此「同儕許可」。

沙烏地阿拉伯的研究：2018 年逾 80% 男性其實認為女性應能外出工作，卻誤以為支持者很少。當研究者讓他們看到真實數據後，數月內這些人的妻子申請工作的比例幾乎翻倍、獲得面試的比例近五倍。進步可以透過更好的資訊發生。

我們的信念往往偏向負面，因此真相常是「愉快的驚喜」。你以為自己孤軍奮戰，但多數人其實在乎——知道真相能為憤怒注入效能、為不適應注入創意。

人人皆可創造奇蹟#

創造性不適應的故事常與偉人連結（哈維爾、曼德拉、馬拉拉），讓人覺得改變是超人專屬。作者以自己最感無力的議題——選民壓制（voter suppression）——作為對照。

• 2013 年最高法院削弱 1965 年《投票權法》，六年內各州關閉逾 1,500 個投票所、限制郵寄選票、清洗選民名冊。
• 不公正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透過「打包（packing）」與「分散（cracking）」操弄選區，讓政客挑選選民，而非選民挑選政客。

凱蒂・費伊的故事#

作者在「Solutions Story Tracker」上讀到 凱蒂・費伊（Katie Fahey） 的故事。2016 年她 27 歲、在密西根回收聯盟工作，因受不了不公正選區劃分，在臉書隨手發文邀人一起行動，意外聚集了一小群堅定的人，讓她意識到「想要改變的有成千上萬人，都在等別人先動手——也許我們就是那些人」。

她成立非營利組織 Voters Not Politicians，目標是把公投案送上選票，需要超過 30 萬份連署：

• 起步時毫無資源，連筆都沒有，還被媒體嘲諷其年齡、性別與用詞。
• 但她以即興喜劇的「Yes, and…」精神接住每位志工：志工各盡所能（有人凌晨研究判例、有人手工雕刻連署夾板）。
• 33 天辦了 33 場市民大會，群眾學得愈多就愈憤怒；她再給他們「能做的事」，甚至眾包提案文字。
• 提案 2（Proposal 2）主張由四名民主黨、四名共和黨、五名獨立人士組成的公民委員會主持選區劃分。

面對對手提告至州最高法院（七位法官五位共和黨籍），費伊一度懷疑「若這麼黑箱，民主還值得嗎」，但他們組織群眾出席旁聽——若要剝奪人民的聲音，就得當著人民的面做。最終法院駁回訴訟，提案 2 於 2018 年以逾 60% 得票通過。密西根新選區被 FiveThirtyEight 評為全美偏差最小的選區之一。

費伊的故事的挑戰在於：它顯示我們任何人都可能很有力量。改變一個人辦不到，但需要的成千上萬人「無所不在」——當你讓他們認識問題並給予行動方法，他們往往真的會去做。

把帳篷搭大：召喚進來#

那些阻擋進步的人呢？歷史會輾過他們，還是能把他們一起帶上？這是 洛雷塔・羅斯（Loretta Ross） 半世紀以來的提問。她領導生育權與種族正義運動，其創造性不適應源於少女時期遭性侵的個人創傷。

轉折來自 1970 年代：一封來自監獄、署名 William Fuller 的信寫道：「在外我強暴女人，在內我強暴男人。我不想再當強暴犯了。」羅斯起初憤怒，本想去當面斥責，卻發現一群性侵犯正研讀黑人女性主義文獻、渴望反性侵行動者的指導。她「只能講自己的故事」，也打開了他們的故事。這群人組成「Prisoners Against Rape」，與她合作三年。這不抹去他們的罪，卻讓羅斯無法再「僅以罪行定義一個人」。

從「叫出來」到「召喚進來」#

許多行動者慣用「叫出來（calling out）」——公開羞辱不當行為。它能問責、揭露不義，但也會：

• 分裂社會運動（人們覺醒的速度不同）
• 讓人「加倍固執」於舊有思想
• 淪為道德純潔測試，凍結潛在盟友，餵養「取消文化的食人巨口」
• 與其他犬儒形式一樣，否定人改變的能力

羅斯提出替代方案 「召喚進來（calling in）」，她稱之為「帶著愛的叫出來」——既點明傷害，也肯定對方成長的能力。她以此改造三 K 黨成員，也用在持偏見言論的親戚身上：「我知道你是個好人……我該如何把我認識的好人，和你剛說出口的話調和起來？」

「叫出來」削減運動人數；「召喚進來」則擴大運動，為更多人創造加入的空間。它源自「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但羅斯也說明：沒有人有義務與挑釁者或酸民進行「沒有成效的對話」，或為了對話而置自己於險境。

結語：站在進步這一邊#

過去的勝利容易喚起希望，但在當時——阿拉巴馬、石牆、布拉格、南非——這些運動的結局都未知。如今無數運動仍在各地翻攪，民主動搖、人民奮力守護，勝負難料：石頭滾下山，總有人把它再推上去。

羅斯對人性不抱幻想，卻堅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她的話為全書作結：

「人權的敵人以為他們在跟我們作戰，其實他們在對抗遠超出其掌控的力量。他們在對抗真相、證據、歷史，而最重要的是——時間。而真相、證據、歷史與時間，會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