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的戰爭#

1983 年，蘇聯差點因為「誤以為對手要先動手」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KGB 局長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主導的「RYaN 行動」（核飛彈攻擊行動），動員大量探員蒐集美國即將發動核打擊的「證據」——醫院血庫是否異常增加、五角大廈夜間停車場是否滿了。命令要求探員「即使自己也存疑，也要回報任何警訊」。

結果就是一堆假線索拼湊出「戰爭迫在眉睫」的圖像。KGB 開始認為，唯一不被偷襲的方法就是搶先偷襲對方。若非雙面間諜及時通報西方，這場先發制人的攻擊可能成為人類的末日。

安德洛波夫先預設「美國想開戰」，再四處製造證據佐證。這正是本章的核心隱喻：從恐懼出發的預設，會自我實現地製造衝突。

今日許多美國人也陷入類似恐懼，只是他們的假想敵不是另一個超級強權，而是自己的同胞。本章把這種心態稱為部落式犬儒主義（tribal cynicism）：

• 相信對立陣營的人不是蠢，就是壞，或兩者皆是。
• 2022 年一項民調顯示，民主黨與共和黨各有 69% 的人相信國家法治正受到直接威脅。
• 極端者如極右翼民兵「誓言守護者」（Oath Keepers）既令人恐懼，自身也活在恐懼中，深信暗黑「深層政府」要對付他們。

我們並不認識的「魔鬼」#

在美國人彼此失去信任的同一時期，他們對立場相異者的鄙視也跟著升高。

• 1980 年，共和黨與民主黨各自對「自己人」（insiders）有好感、對「對手」（rivals）持中立。到 2020 年，雙方對對方的厭惡甚至超過對自己陣營的喜愛。
• 人們不只討厭對手，還愈來愈遠離他們：美國人「分類遷徙」（sorting），讓各郡的政治隔離程度回到了內戰時期的水準。

當跨黨派的實際往來變少，我們對「對手」的真實認知就被掏空，這個資訊真空便由媒體與想像填補——而兩者都被**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主宰。

我們對彼此的猜測幾乎全錯#

• 民主黨人以為 44% 的共和黨人年收入超過 25 萬美元，實際只有 2%。
• 共和黨人以為 43% 的民主黨人加入工會，實際只有 10%。

假性極化（false polarization）#

人們普遍把對手想像得比實際更極端：

• 在移民、墮胎等議題上，人們猜測的「平均對手」比對方陣營 80% 的真實成員都更極端。問題愈具體，錯得愈離譜。
• 民主黨人以為只有 35% 的共和黨人同意「美國人有責任從過去學習並修正錯誤」，真實數字是 93%。
• 共和黨人以為只有 40% 的民主黨人認為「憲法應被保存與尊重」，真實是 80%。

研究者 Emile Bruneau 與同事的移民態度調查揭示了「兩個地景」：真實民意像一座有兩個山頭、中間大量重疊的山丘；而我們的「想像」卻是兩座彼此孤立、各據極端的山峰。

2021 年一項八萬多人的調查找出近 150 個兩黨都認同的議題，其中數個獲超過三分之二跨黨派支持（如推翻 Citizens United、給童年抵美移民入籍途徑、潔淨能源稅務優惠）。廣泛的共識真實存在，卻在我們的想像中萎縮成幾座勉強露出水面的小島。

我們還高估對方對自己的敵意，也高估對方的暴力傾向：2020 年的研究中，僅 5% 民主黨人與 8% 共和黨人表示支持以暴力推進己方目標，但兩邊都以為對方有超過 30% 的人支持暴力——把對手想像成比實際兇殘四倍的怪物。作者以公元 410 年羅馬人視西哥德人（Visigoths）為「無情天災」為喻：當我們把對手當成西哥德人，對方也對我們下同樣的結論，真實的危險便被加倍放大。

沒人想要的戰爭#

一個經典實驗：兩名陌生人輪流以同等力道互拍對方的手。理論上力道應維持不變，實際上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被打得更重」，於是回擊更用力——平均每次加重 40%，幾輪內就變成原本力道的兩倍。

衝突的升級正是如此運作。研究發現：

• 把對手想像成充滿仇恨的人，會更同意己方「應不計一切傷害對方，即使犧牲國家短期利益」。
• 那些（錯誤地）認定對方準備開戰的人，三個月後自己也變得更支持暴力。

衝突企業家（conflict entrepreneurs）#

記者 Amanda Ripley 將「為了私利而煽動社會分裂的人」稱為衝突企業家。有線新聞高層、黨派網紅靠把對手描繪成現代西哥德人維生。他們愛用的手法是**「挑瘋子」（nut picking）**：拿極端個案當成整個群體的代表。

• 線上人人都能加入文化戰爭，且因此被獎勵：2017 年起對逾 1,200 萬則政治推文的分析顯示，含「戰鬥」「戰爭」「懲罰」等衝突字眼的貼文比中性貼文更易爆紅。
• 在某些平台美女用濾鏡讓自己更美；在 Twitter，極端者用濾鏡讓自己顯得更極端，於是其餘人得到一幅被扭曲、犬儒化的世界圖像。

多數美國人並不彼此仇恨——超過 80% 的兩黨民眾認為極化是國家大問題、也渴望更多跨黨派合作。但許多人覺得「為了自衛」必須攻擊、貶損對手，於是輕拍迅速升級為摑掌與重拳。

這種氛圍熄滅了人們的「可能性感」（sense of possibility），尤其重創年輕世代：2021 年僅 7% 的 18 至 29 歲美國人認為國家擁有「健康的民主」。政治絕望感「看起來很聰明」，而相信和解可能則被視為天真危險——但這種犬儒看法本身才是真正的天真，且它替最不誠實的政治菁英幫了忙：只要我們認定建設性對話不可能，他們就不必為之努力；只要我們為黨派身分廝殺，多數人共同面對的困境（如貧富差距擴大）就持續被忽視。

解開誤解#

更好的「資料」能讓我們少犯錯、更傾向希望——這個策略在深層衝突中也能奏效。

哥倫比亞學者 Andrés Casas 原本不信，最後卻親身嘗試。他成長於波哥大，目睹 FARC（左翼游擊隊）與政府長達五十年的衝突，造成逾 20 萬人喪命、500 多萬人流離失所。2016 年雙方好不容易達成和平協議，卻在全民公投中以 50.2% 對 49.8% 的些微差距被否決——而且離衝突最近的鄉村地區反而最支持和平，遠離暴力的城市居民最反對。

這個矛盾的關鍵在於誤解。公投前，「反對」陣營發動媒體攻勢，把所有 FARC 成員描繪成無可救藥、永不能重返社會的殺人魔。多數哥倫比亞人從未見過真正的 FARC 成員——包括 Casas 自己反 FARC 的母親。

Casas 與 Emile Bruneau 採取「先診斷、再治療」的和平科學取徑。既然一對一接觸無法大規模進行，他們便用另一種媒體餵養希望：Casas 的導演弟弟 Juan 前往復員營採訪前 FARC 成員，剪成五分鐘短片，呈現他們的創傷、悔恨與對和平的渴望（多數是貧困農民，許多人幼時親眼看著親人被政府準軍事部隊殺害）。

實驗結果戲劇性：

• 看過影片的哥倫比亞人，比看「安慰劑」影片者更相信前 FARC 成員渴望和平、更支持其重新融入社會。
• 這份對和平的嚮往在三個月後依然存在。
• 最有力的證明來自 Casas 過世前的母親，看完影片後對他說：「現在我懂了，我明白你為什麼做這件事。」

這些訪談用更有人性、更有希望的敘事取代了負面偏誤——正好與媒體常做的相反。要化解恐懼與仇恨，不需要欺騙人們，只需告訴他們關於「對方」的真相。 如 Casas 所說：「達成和平最好的方法，是把別人想得更好一點。」

作者也誠實檢視自己的不安：受苦的人並不需要「白人美國救世主」。但 Casas 強調 Emile 始終以平等夥伴相待，並在影片中表達謙卑：「身為外人，我無權給建議、告訴別人該怎麼想，我只想分享我所知的關於人心及其改變能力的一切。」

更好地爭執#

犬儒者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引出他人最壞的一面；懷抱希望者則做出「信任的縱身一躍」，引出他人最好的一面。

跨黨派交談如今被視為危險甚至不道德——兩黨民眾都說寧可去做痛苦的牙科手術。2022 年作者實驗室的調查中，多數人相信對話只會讓彼此更不認同。

但他們都錯了。2022 年夏天，作者實驗室邀請逾百名美國人與立場相反者進行 20 分鐘的 Zoom 對話：

• 結果出乎意料地美好。在 1 到 100 的評分中，最常見的回答正是滿分 100。
• 對話後，參與者對對手的厭惡在百分制上驟降逾 20 分，且三個月後仍維持較低。
• 他們也更不傾向「去人性化」對方，並對自己的意見更謙卑。

更好爭執的配方#

研究揭示了讓異議不淪為惡性衝突的要素：

1. 好的爭執者多問問題，少下斷言。
2. 努力探入對方意見底下的故事。
3. 發現共識時，主動指出它。
4. 不確定時就坦承，而非假裝有把握。

實驗顯示，學會這套配方的人聽得更專注、問得更好；而與他們交談的對象——即使未受任何訓練——也變得更開放。憤怒會傳染，好奇與謙卑也會。

和平之外#

不過，作者最後提出更深的質疑：並非所有「和平」都值得追求，有些「和平」只是維持現狀。

• 研究發現，歷史上較弱勢的群體（如非裔美國人）若渴望與強勢群體和諧相處，反而較不會去挑戰不公與壓迫。
• 許多衝突其實是不對等的：掌權者奪走他人的土地、自由與生命。這種壓迫不是「衝突」，正如搶劫不是街頭打架。

作者坦言內心的掙扎：希望是強大的社會力量，能重建信任、凝聚社群；但若「感覺變好」反而妨礙了「真正變好」，那它還有什麼價值？他擔心自己關於同理與希望的研究，可能被當成一帖「心理鎮定劑」，在人們最該被激起行動時反而讓他們平靜下來。

作者承認，這份懷疑本身也帶著他自己的犬儒。或許人類的團結對動盪的時代而言太過軟弱友善——也或許不然。要確知答案，唯一的方法就是跟隨科學的指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