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漁村的故事#

經濟學家安德烈亞斯·萊布蘭特（Andreas Leibbrandt）在巴西東北部研究了兩個相鄰的漁村，意外揭示了環境如何形塑人心。

• 湖村：捕魚靠單人小船，凌晨獨自出航、各自為政。人與人之間冷漠多疑，村裡垃圾遍地也無人在意。
• 海村：海上捕魚需要大船與重裝備，必須團隊合作才能生存。村民熱情好客，會主動護送陌生訪客回家。

兩村以同樣的「信任賽局」（trust game）測試後發現：

• 海村漁民投資時送出約 40% 的錢，回報時歸還近一半，讓彼此都獲利。
• 湖村漁民送出不到 30%，回報不到三分之一，讓投資者虧損。

關鍵在於：兩村漁民入行之初信任程度相同。是工作環境逐漸改變了他們。在湖村，猜疑日益加深，且懷疑確實划算；在海村，信任日益增長，且信任確實有回報。兩種人都「被環境訓練得理性」。

作者由此提出核心比喻：若把蘭花種在沙漠裡枯萎了，你不會診斷它得了「枯萎病」，而會檢視環境。犬儒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遺傳只能解釋不到一半。現代社會，尤其是西方,充滿各種催生不信任的文化「既有病灶」（preexisting conditions），我們蓋出了一座規模空前的「湖村」。

病灶一：不平等（Inequality）#

財富過度集中會溶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

• 1980 年美國中產階級擁有的財富比最富有的 1% 多出約 50%；到 2020 年，前 1% 的財富已超過整個中產階級。
• 1940 年代出生者有 90% 機會賺得比父母多；1980 年代出生者只剩 50%。
• 房價與學費飆漲，2022 年有 70% 美國人表示買不起父母當年負擔得起的房子與教育。

信任下滑與國家是否富裕無關。二十世紀後半美國愈來愈富，信任卻持續下降。問題在於分配：當少數人攫取多數資源，犬儒便隨之而來。

不平等會製造零和心態（zero-sum mentality）：一人之得必是他人之失。在這種氛圍下，連贏家都緊張不安，深怕優勢隨時被奪走，於是同事、鄰居、陌生人都成了對手。

病灶二：菁英濫權（Elite Abuse）#

當政府與產業的權勢者背叛人民的信任，信任就會崩解。

• 東德祕密警察「斯塔西」（Stasi）：靠龐大的線民網路監控全民，連肉販、酒友、表親都可能是告密者，徹底「原子化」了社會。即使柏林圍牆倒下三十多年，當年被斯塔西重點滲透的地區，居民至今仍較不信任、較少投票、較少幫助陌生人。
• 民主倒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指出全球民主規範已連續滑落十五年。美國各州的「民主分數」在二十一世紀也持續下降。
• 派對門醜聞（Partygate）：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在防疫封城期間飲酒作樂，醜聞後認為政客「只顧自己」的民眾比例由 57% 暴增至 66%。前一次九個百分點的上升花了七年，再前一次花了四十二年。

菁英濫權會把「預先失望」（pre-disappointment，預設別人會虧待自己）放大到社會規模，且往往沿著階級、種族界線加深不平等，傷害受害者第二次。

• 弗蘭克·裘德案：2004 年密爾瓦基警察毆打無武裝黑人弗蘭克·裘德（Frank Jude Jr.）後，黑人社區報警電話驟減，估計全市約兩萬兩千件緊急狀況未被通報，使居民更無力防範犯罪。
• 疫苗信任落差：奧克蘭以移民為主的弗魯特韋爾（Fruitvale）社區因長期受醫療歧視、又恐懼移民執法（ICE）突襲，疫苗接種率僅 65%，而六英里外富裕的皮埃蒙特超過 80%。當地拉丁裔 PCR 陽性機率是白人的八倍，疫情更使拉丁裔平均壽命縮短三年。

合理的不信任，本身也帶來了沉重代價。

病灶三：被商品化的世界（A Commodified World）#

人際關係可分兩種：

• 交換關係（exchange relationship）：斤斤計較彼此給予的價值，盛行於自由市場。
• 共享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不計算、單純為彼此付出。

市場由自利驅動，也讓人習慣在每件事裡看見自利。作者實驗室發現：為了減稅而捐款的人，被評價得比什麼都不做的人更自私。交換邏輯雖適合商業，卻會污染利他。

共享關係本是逃離交易行為的避風港，但金錢是共享紐帶的剋星。問題在於——我們開始把生活的一切都當成金錢來「計數」：走了幾步、冥想多久、貼文得到幾個讚，全被量化、買賣。

精神科醫師安娜·蘭比克（Anna Lembke）指出：「任何時候我們把某事物數字化，就增加了成癮的風險。」作者稱此為**「市場蔓延」（market creep）**：它改變我們追求的目標，也改變追求的方式——追逐數字而非體驗，並滋生「怕落後」的焦慮。

社群媒體：偽裝成社群的市場#

• 高中生蘿根·蓮恩（Logan Lane）形容通勤就像「伸展台」，同學一邊滑手機一邊看著幾步外真人的貼文。疫情停課後她整天泡在社群媒體，自我形象崩壞：「我不斷看到一個更好的我——更漂亮、更有才華的人。」
• 研究回溯 Facebook（2004 年於哈佛上線）進入各校園的時期，發現之後學生憂鬱、焦慮、飲食失調都上升，求助心理諮商與精神藥物也增加。元兇之一是社會比較——平台只展示別人的精彩集錦。
• 社群媒體把社交生活量化（讚、分享、連續紀錄），讓人更容易比較、競爭、輸贏，卻更難真正交流。
• 交友 App（如 Tinder，創辦人以吃角子老虎機為原型設計）讓人「比價式戀愛」（relationshop），像挑電視一樣權衡對象的條件，甚至開始這樣看待自己。

我們活在矽谷的量化美夢裡，被鼓勵優化人生的每一面，卻沒被警告海量資料會如何改變關係——而這些資料造就了史上最龐大的財富。我們本身就是史上最賺錢的產品之一。

讓信任成為預設值#

歷史無法重來實驗，科學家無法確知信任為何在過去半世紀崩跌，但不平等、菁英濫權、市場蔓延三者都隨犬儒在時空中同步上升。

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稱這種現代狀態為**「失範」（anomie）**：社會價值與期待的崩解。它不同於某個人讓你失望，而是覺得整個社會背叛了你。

但人不只被文化形塑，也創造文化。我們無法立刻改變大局，卻能掌控自己的「社會微氣候」——學校、家庭、鄰里，在其中打造信任為預設值的迷你「海村」。

半島學校：一個海村的範例#

作者以已故和平科學家艾米爾·布魯諾（Emile Bruneau）的母校——加州半島學校（Peninsula School）為例：

• 學生混齡上課、彼此指導，孩子很早就帶領討論（「說的人通常是學的人」）。
• 淡化分數以減少零和思維，孩子自創強調合作的遊戲。
• 老師信任學生自行調解衝突。研究顯示：當大人信任孩子，孩子更會信任朋友、壓力更小、成績更好。
• 學校甚至溫柔接納艾米爾無家可歸、患精神疾病的母親，讓母子得以相聚，而非讓孩子蒙羞。

艾米爾因此把「共享」內化為預設值，並把這種精神帶進他的「和平與衝突神經科學實驗室」——像個書呆子公社，鼓勵分享想法與功勞，而非把科學當成你死我活的競爭。

海村生活手冊：三個實踐#

1. 停止計數（Stop counting）#

• 對深愛的人，刻意撕掉那本帳本，別記較得失。
• 助人時別只想著「付出了什麼、何時回報」，而要想「為何付出」——對方的需要、你的關愛、你能造成的改變。奉獻是計分的解藥，是犬儒碰不到的人性面。
• 蘿根·蓮恩停用社群帳號、換回翻蓋手機後雖一度孤獨，卻發現留下來的朋友是「為她本身」而在；她進而創立「盧德俱樂部」（Luddite Club），一群高中生相約在公園遠離數位凝視。
• 作者自己也停用推特兩週，發現線下重獲了對注意力的主導權，並以一對一的真實連結取代線上喧囂。2018 年研究中，付費讓人停用 Facebook 四週，憂鬱下降 25%～ 40%，效果堪比心理治療。

2. 一起玩耍（Play together）#

一項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紐約家長認為孩子把世界看成競爭而非合作會走得更遠，超過半數認為讓孩子覺得世界危險有好處，70% 鼓勵孩子不信任陌生人。這些家長「用讓孩子感到不安全來保護他們」。

• 2012 年僅 18% 的美國高三生相信多數人值得信任，使 Z 世代成為史上最不信任的世代。
• 心理學家傑爾·克里夫頓（Jer Clifton）研究「原初信念」（primal beliefs）發現：認為世界危險又競爭（相對於安全又合作）的人，職涯較不成功、生活滿意度較低。
• 作者反思自身教養：孩子聽他抱怨政客、企業與糟糕駕駛，於是他開始教孩子「社會品味」（social savoring）——刻意放慢腳步留意日常的人性善意，例如指出清理垃圾的志工、讓他併線的陌生駕駛。說話的習慣會變成思考的習慣。

3. 在地信任（Trust locally）#

跨 21 國、逾兩萬五千人的調查顯示：只有 30% 相信「多數人」值得信任，卻有 65% 表示自己社區的人彼此信任。在犬儒程度高的國家差距最大——僅 6% 的菲律賓人信任「人」，卻有過半數信任鄰居。

犬儒身上有一個鄰里形狀的破口，人們可藉此創造改變。

• 奧克蘭的團結議會（Unity Council）服務弗魯特韋爾社區五十年，居民「不知道我們做什麼，但信任我們」。疫情期間它與大學、在地診所合作，訓練年輕「疫苗大使」逐街宣導、協助預約，估計 2021 年助逾一萬五千人接種。
• 同理，當保守派看到共和黨政治人物鼓勵接種、承認 2020 大選結果時，他們也更願意接種、更信任選舉。

電視與手機上充斥腐敗、不平等與犯罪；但我們親眼見到的雜貨商、老師與朋友，展現的是更善良、更少猜疑的人性版本。只要把焦點放對地方，我們就能在他們身旁，建造起會隨時間擴張的、屬於自己的「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