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Morra Aarons-Mele 受訪者：Paul Greenberg（Butter Works 數位影音公司 CEO）
本章包含對自殺意念與**電痙攣治療（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的直接討論。
為什麼高階主管也需要這些故事#
談職場心理健康時，焦點往往落在個人貢獻者或基層。但 C-suite 領導者同樣會與心理健康搏鬥，並擔心被同事如何看待、職涯是否受影響。
Paul Greenberg 近三十年每天工作 10 小時——同事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長期重度憂鬱。本章是他第一手的故事。
在憂鬱中工作三十年是什麼感覺#
「累、像 Sisyphean。每天起床時想：『撐過今天就好。』我每天有幾乎不間斷的自殺念頭——不是去計畫，只是反覆聽到『我想自殺』，這本身就讓人精疲力竭。」
具體狀況：
- 胃裡的「重」與災難化思考：「永遠不會好、會失去工作、會無家可歸」
- 在工作中全神貫注於身邊的人——感受到被需要、有歸屬，反而讓白天稍微容易些
- 一旦會議結束、安靜獨自吃午餐——憂鬱立刻反撲：絕望、焦慮、憤怒、挫折
- 然後甩一甩，走進下一場會議
治療：從 75 種藥到 ECT，到 ketamine#
嘗試過約 75 種藥物——都沒效#
五年前接受 ECT#
「我看過《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我絕對不要被綁進那個東西裡。」——直到痛苦超過抗拒。
實際過程已截然不同：
- 全身麻醉 + 肌肉鬆弛劑
- 從 100 倒數到 88，醒來時治療已經完成
- 對藥物抗藥性（drug-resistant）的單極與雙相憂鬱有 85% 有效率
- 一週三次、共四週
第 12 次治療後的某個週日早上，他在公園陪孩子時——「成年以來第一次感到快樂」。一度以為是心臟病發。「那塊掛在脖子上很久的信天翁終於離開，整個人變輕，陽光看起來都不一樣。」
等候室裡常有其他人——「我不是唯一在做 ECT 的人。只是大家不談而已。」
後來嘗試 Ketamine#
- ECT 讓他第一次能做「真正的治療」——揭開童年與生命的痛苦真相，又讓他陷回憂鬱
- 醫師建議 ketamine（1962 年發明的麻醉劑，2000 年代初被研究用於憂鬱）
- 靜脈注射 40 分鐘，25 分鐘飄忽然後清醒；4–5 小時內自殺念頭與憂鬱即消退
- 一週兩次連續三週，6 次後憂鬱與自殺念頭完全消失
- 一位精神科醫師稱其為「精神醫學近 50 年最驚人的進展」
從沉默到公開#
觸發點：名人接連自殺#
- ECT 結束後不久，Robin Williams 自殺，他第一次寫下自己的故事——但只分享給朋友
- 一週內 Kate Spade 與 Anthony Bourdain 也相繼離世
- 「這是場流行病——我必須發聲、去汙名、分享我的經驗。」
- 在《The Hollywood Reporter》第一次完整公開
醫師曾說：「如果你心臟病發要做支架，你會停下工作去醫院嗎？」——「當然。」「這是同一回事，只是器官在大腦而非別處。」
自己當老闆讓揭露更容易#
不必通過 HR、PR、CEO 與股價考量。但他說即使在大公司，只要不被明令禁止，他也會把握時機：「現在就是說我的故事的時候。」
在自家公司打造的文化#
直接、誠實。
「對不起，這場會議我去不了，我要去做治療，下午可能還有點飄，所以無法。」——而不是「我有醫生 appointment，會忙」。
這就是去汙名的開始：像對待普通會議一樣對待治療。
效果：
- 同事一開始覺得突兀，但很快把它變成日常用語
- 越來越多人來問：「你能介紹醫生給我嗎？」
給「不是老闆」的年輕員工 + 想支持他們的主管#
給員工#
「沒有健康，就什麼都沒有。」
- 做你需要做的，不必告訴所有人——但告訴必要的人
- 若公司領導者不支持你，離開——那不是你想建立職涯、甚至多待一分鐘的文化
- 找一個會支持你的地方。這太重要了。
給主管#
主動去汙名化，用日常語言談心理健康。對團隊說：「我們是一起的。任何個人需要可以來找我。」
說到底這仍是生意——主管希望每個人盡可能高效。讓「我今天狀態不好」可以被說出口：
- 你的首席資料科學家若深度憂鬱，本來就不會在會議中貢獻多少
- 給她空間說：「我今天感覺很糟」「我需要去做治療」
- 對一位主管而言，知道哪位團隊成員今天能貢獻、哪位不能，本來就是好的管理——也是身為有同理心的人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