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馬太福音》7:3-5

「他人之過容易看見，自己之過卻難以察覺。一個人把他人之過像風中糠秕般揚出，卻像狡猾的賭徒藏骰子般藏起自己的過。」 ——佛陀

笑別人偽善的快感#

近年美國有不少現成的偽善笑話：

• 保守派廣播節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長年抨擊毒品犯罪，主張白人吸毒者也該「送進監獄」；2003 年佛州查獲他大量非法購買 Oxycontin（俗稱「鄉下海洛因」）
• 維吉尼亞州眾議員施瑞克（Ed Schrock）激烈反對同志權利，2004 年卻被公開錄音帶揭發他長期使用付費電話性愛專線、清楚描述自己想要的男性與性行為

道德家因自己譴責的德行失敗而倒台，那種反諷的快感就像一個結構完美的笑話——前兩段鋪陳，第三段反轉。

醜聞之所以是上等娛樂，是因為它讓人感受到「蔑視」（contempt）這個道德情緒：給人優越感，卻不要求你做任何修正（不像憤怒要糾正、恐懼要逃跑）。

而且蔑視特別適合分享。一個帶著嘲諷的故事說完，兩人相視冷笑搖頭——一條社交紐帶就建立了。

但別急著冷笑——你也是#

跨文化、跨時代最普遍的一條建議是：我們都是偽君子。我們在譴責別人的偽善時，只是讓自己的偽善加倍。

社會心理學近年明確找出了那些讓我們對「自己眼中的樑木」視而不見的機制。其道德意涵令人不安，動搖了我們最大的道德確信；但也可能令人解放——讓你脫離破壞性的道德主義與分裂式的自以為是。

維持外觀：馬基維利式以牙還牙#

研究合作演化的賽局理論顯示：在反覆對局中，沒有任何策略勝過 tit-for-tat（先示好、然後跟著對方上一步走）。

但賽局簡化了一件事：現實中你不是對對方真正做了什麼做反應，而是對你「以為」他做了什麼做反應。

行為與感知之間的落差，由「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這門藝術來填補。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五百年前就看穿這點：「絕大多數人滿足於外觀，彷彿外觀就是現實；他們常被『看似』之物影響，多過被『實際』之物影響。」

馬基維利式的 tit-for-tat 是：不論真相如何，盡力打造一個「值得信賴又警覺」的合作者形象。

巴森的硬幣實驗#

堪薩斯大學的巴森（Dan Batson）設計了一個實驗：

• 兩名學生組隊，但不見面
• 其中一人答對問題可獲彩券（有機會中大獎），另一人什麼也沒有
• 由你（受試者）決定誰得彩券，對方會被告知這是隨機決定
• 桌上有一枚硬幣，研究員提示「多數人覺得擲硬幣最公平」

結果：

• 約半數人擲了硬幣（巴森把硬幣裝在塑膠袋裡，看袋子是否被撕開就知道）
• 沒擲硬幣的人，90% 把好任務留給自己
• 擲了硬幣的人，機率法則竟然失效了——也是 90% 把好任務給自己
• 自陳道德感較強的人更可能去擲硬幣，但結果不利時依然忽略結果

鏡子才是良方#

巴森把這種「重視道德外觀勝過道德實質」稱為「道德偽善」（moral hypocrisy）。

他試著把硬幣兩面標清楚（防止「正面就是…啊不，反面才是…」），沒有差別。唯一有效的操弄是：

在房間中放一面大鏡子，正對受試者，同時在指示中強調公平的重要——

當人被迫思考公平、又能看見自己作弊，作弊就停止了。

耶穌與佛陀說對了：眼睛向外時容易看見作弊者，向內時則難。

世界各地的諺語都呼應這點：

• 日本：你看見別人的七個缺點，卻看不見自己的十個
• 奈及利亞：公山羊不知道自己臭

找出你心中的律師#

人是自私的、會在不被抓到時作弊——這是廢話研究期刊的內容。但更重要的、也更不顯然的事實是：人們做這些事時，並不認為自己在做錯事。

從高速公路上突然切你車道的人，到納粹集中營的指揮官，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好人，自己的行動有好理由。

萊特（Robert Wright）在《道德動物》（The Moral Animal）中說：「人類擁有壯觀的道德裝備，悲劇性地慣於濫用，又病態地對自己的濫用毫無意識。」

律師類比：騎象人是大象的辯護律師#

你打電話問律師「我可以做這件事嗎？」——他會去查法律與判例，回報結論。

我們對自己的內心律師也是如此運作的——但我們真的相信他編出來的故事。

低壓力的「合理化」#

當人被問到困難議題（例如「最低工資該不該調高？」），認知心理學家庫恩（Deanna Kuhn）發現：

• 大多數人馬上就傾向某一方，再請推理去找支持證據
• 他們提供的多半是「假證據」（pseudoevidence），例如「我有個阿姨領最低工資養不起家」這種軼事
• 他們也不努力尋找反方證據

哈佛心理學家柏金斯（David Perkins）稱這種思考方式為「makessense 終止規則」：取得立場 → 找支持證據 → 一旦立場「看起來說得通」就停止思考。

在低壓力情境下，若有人主動提出反方證據與理由，多數人會改變想法——他們只是不會自己去做這種思考。

高壓力的「動機性推理」#

但如果客戶被抓到逃稅，他不是問律師「我這樣做沒問題嗎？」，而是說：「想辦法搞定。」

「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研究顯示：

• 當人被告知社交智商測驗成績不佳，會特別認真地找理由質疑那個測驗
• 當人被要求閱讀一篇「咖啡有害健康」的研究，咖啡愛好者會找出比非咖啡愛好者更多的研究瑕疵
• 一面倒地搜尋支持證據；因為通常會搜到，於是產生「客觀感」的錯覺

富蘭克林的自嘲#

富蘭克林本是基於原則的素食者，但某次跨海航行中聞到烤魚香味，口水流個不停。他看見魚被剖開時肚子裡有更小的魚——

「於是我想：『若你們互相吃，我們為何不能吃你們？』於是我大快朵頤吃了鱈魚。」

結論：「能成為一個會推理的生物真是方便——這讓我們可以為任何想做的事，找到或編出一個理由。」

玫瑰色的鏡子#

律師（騎象人）只是在執行大象的命令。兩者聯手玩「馬基維利 tit-for-tat」，並雙雙否認自己在玩。

要在這場遊戲中贏，你必須：

•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別人
• 看起來有美德（不論真相）
• 享受合作的好處（不論你是否真值得）
• 同時警戒別人也在這樣做

我們對別人準確，對自己有偏見#

心理學研究持續發現：我們對別人的感知相當準確；扭曲的是我們對自己的感知——我們透過一面玫瑰色的鏡子看自己。

凱勒（Garrison Keillor）虛構的小鎮 Lake Wobegon——「所有女人都堅強、所有男人都好看、所有孩子都在平均之上」。但若 Wobegon 居民是真的，他們還會更進一步：多數人會認為自己強過 / 美過 / 聰明過 Wobegon 的平均。

歐美研究中，當受試者評估自己的智力、駕駛能力、性技巧、道德等等，絕大多數認為自己在平均以上。（這個效應在東亞較弱，在日本可能不存在。）

Epley 與 Dunning 的精巧實驗#

康乃爾大學的 Epley 與 Dunning 設計了一系列實驗：

最聰明的一招：給新一批受試者看上一組「實際只捐 $1.53」的數據，他們修改了對他人的預測，但不修改對自己的預測。

我們以行為判斷別人，卻認為自己有特殊的內部資訊——「我知道我『內心其實』是什麼樣的人」——於是輕易為自己的自私行為解套。

模糊性是幫兇#

對許多特質（例如「領導力」），定義方式很多，於是人們無意識地挑一個最能凸顯自己優點的定義：

• 我有自信 → 把領導力定義為自信
• 我善解人意 → 把領導力定義為理解與影響人的能力
• 找到一個「說得通」的故事就停止思考，然後沉浸在自尊中

一份對 100 萬名美國高中生的調查：70% 認為自己領導力高於平均，只有 2% 認為低於平均。

大學教授更糟——94% 認為自己工作表現高於平均。

但問「你多高？」「你會雜耍嗎？」這類沒有模糊空間的問題時，人就誠實得多。

為何過度自信的人多半較幸福#

諷刺的是：擁有「對自己、能力、未來前景的廣泛正向錯覺」的人，比沒有這些錯覺的人更心理健康、更快樂、更受人喜歡。

但偏誤的代價是：人會覺得自己應得更多，於是與同樣覺得自己應得更多的別人陷入無止境的爭執。

海德特的室友故事#

海德特大一與室友合住：他提供了大部分家具（包括寶貴的冰箱），也做了大半的清潔工作。久了他疲倦，停止做超過自己份額的事，希望別人接手——沒人接。室友們倒是接收到了他的怨懟，並因此團結在「不喜歡他」的共識上。

多年後他才明白自己當年是個傻子：

• 他只看見自己貢獻的全部，卻只看見他人貢獻的一部分
• 他自己選了計算的類別（保持冰箱乾淨），然後給自己打 A+

「無意識的過度宣稱」（unconscious overclaiming）研究：

• 夫妻分別估計家務的百分比，加起來超過 120%
• MBA 學生估計自己在小組的貢獻百分比，加起來達 139%

任何合作小組（通常是互利的）都受自利偏誤威脅，被相互的怨懟填滿。

「我是對的；你才有偏見」#

合作關係如此，毫無感情或共同目標的人之間談判更糟。失敗的勞資談判、和談、離婚與訴訟，背後都是同樣的偽善義憤在運作。

Loewenstein 的摩托車案實驗#

Carnegie Mellon 的 Loewenstein 給研究對象一個真實判例（德州摩托車車禍），指派一人為被告、一人為原告，給他們真錢談判。若失敗，仲裁判決且扣除「法庭費用」。

換言之，知道立場後再讀資料，就會用偏向自己的方式解讀——讀的同一份檔案，經過不同濾鏡，就成了截然不同的故事。

讓人「去偏誤」幾乎沒有用#

Loewenstein 嘗試各種去偏誤方法：

• 給受試者讀關於「自利偏誤」的文章 → 他們用這資訊更準確地預測對方的行為，但完全不調整自己的偏誤
• 婚姻治療常用招——讓受試者寫一篇「為對方辯護」的文章 → 反而惡化，因為他們會自動準備反駁論點
• 唯一有效的方法：先讀偏誤的文章，再寫一篇自己案件的弱點分析

普羅尼（Emily Pronin）與羅斯（Lee Ross）在多項研究中得到同樣結論：

• 人很樂意學習偏誤，並用來預測別人
• 但不會改變自己的自評
• 即使你抓住他們的衣領大喊：「聽著！多數人對自己估計過高！現實一點！」他們仍會嘀咕：「也許別人有偏見，可我的領導力真的高於平均。」

樸素實在論#

普羅尼與羅斯把這種抗拒稱為「樸素實在論」（naive realism）：

• 我直接看見世界本來的樣子
• 我看見的事實大家也應該看得見，所以別人應該同意我
• 若不同意，要麼他不知道事實，要麼是被利益或意識形態蒙蔽
• 我自己的背景塑造的是「深度的洞見」（例如醫生對醫療業的了解）
• 但別人的背景塑造的是「偏見」（律師反對侵權法改革，是因為私心）

海德特認為樸素實在論是世界和平與社會和諧的最大障礙——因為它能毫不費力地從個人提升到群體層級：

「我們這群人是對的，因為我們看見事物本來的樣子。不同意者必然是被宗教、意識形態或私利蒙蔽。」

樸素實在論製造了一個善惡分明的世界——這也帶我們進入聖賢忠告中最令人不安的意涵：

善與惡並不存在於我們對它們的信念之外。

撒旦使人滿足：對「邪惡」的需要#

1998 年某天海德特收到一封陌生婦人的信，描述社會如何在毒品、犯罪、未婚懷孕中沉淪，撒旦展翼、邪惡蔓延，邀請他到她的教會避難。

但 1990 年代末實際上是黃金時代：冷戰結束、民主與人權擴散、南非廢除種族隔離、犯罪與失業急降、股市攀高、連都市裡的蟑螂都因 Combat 殺蟑藥而消失。她到底在說什麼？

1990 年代的道德史可命名為《絕望地尋找撒旦》（Desperately Seeking Satan）。

在和諧上揚的時代，美國人似乎在尋找替代的反派——毒販、誘拐犯、同性戀（右派）、種族主義者與恐同者（左派）。

仔細看歷代「壞人」（包括共產主義與撒旦本人），會發現他們有三個共通點：

• 隱形：無法從外觀識別
• 靠感染擴散：所以必須保護年輕人不被同性戀教師、媒體刻板印象「感染」
• 只能靠團結對抗：你需要一個任務、好夥伴、好敵人

神義論的三種解法#

「全能全善的神為何容許邪惡？」這個老問題，主要宗教答案有三：

各宗教對撒旦、惡魔的具體形象跨大陸跨時代驚人地相似，這暗示了它的心理基礎。

從心理學看，摩尼教式的二元論完全合理：

• 我們都做自私短視的事，但內心律師確保我們不怪自己或盟友
• 我們深信自己有德，看別人卻處處是偏見、貪婪、欺詐
• 衝突一升級，我們便編出「純然美德（我方）vs 純然邪惡（他方）」的故事

純粹邪惡的迷思#

社會心理學家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在《邪惡：人類殘酷與攻擊的內在》（Evil）一書中分析了「邪惡」：

從加害者視角#

從毆妻者到大屠殺執行者，這些人幾乎從不認為自己在做錯事。他們常認為自己在回應攻擊與挑釁，自認為才是受害者。

從受害者視角（更不舒服）#

鮑邁斯特顯示出我們作為受害者、或作為「替受害者發聲者」的扭曲。

• 多數謀殺源於挑釁與報復的升級循環，屍體很容易換邊當
• 一半的家暴中，雙方都動了手
• 即使是 1991 年洛杉磯警察痛毆 Rodney King 那段名片段，背後通常還有更多新聞沒播的故事——新聞節目透過滿足「邪惡正在橫行」的信念來吸引收視

不是說兩造同等該受指責——加害者常因自利偏誤而過度反應、誤解。但我們對「純粹邪惡的迷思」（the myth of pure evil）有深深的需要：

• 加害者的動機純粹是邪惡（除了虐待與貪婪沒有其他理由）
• 受害者純粹是受害（什麼也沒做就被害）
• 邪惡來自外部，連結到攻擊「我群」的某個團體或力量
• 任何質疑這套迷思的人，就是與惡共謀

純粹邪惡的迷思是最終極的自利偏誤、最徹底的樸素實在論。

也是大多數長期暴力循環的終極原因——因為雙方都用它把彼此鎖進摩尼教式戰爭。

911 與「他們恨我們的自由」#

小布希說 911 恐怖份子做這些事是因為「他們恨我們的自由」——這是極度缺乏心理學洞察的說法。

賓拉登與 911 劫機者並非特別介意美國女人能開車、投票、穿比基尼。他們是用「純粹邪惡的迷思」來解讀阿拉伯歷史與當前事件，把美國視為「大撒旦」——是西方羞辱阿拉伯民族長劇中的當前反派。

把所有平民歸類為「敵人」並無差別屠殺非常駭人，但這在心理上有意義；「因為恨自由所以殺人」沒有意義。

邪惡的四個源頭#

鮑邁斯特發現暴力與殘酷的四大成因：

受威脅的自尊#

高自尊本身不直接導致暴力，但不切實際或自戀式的高自尊很容易被現實威脅；遭威脅時，人（特別是年輕男性）常以暴力反擊。

鮑邁斯特質疑直接拉抬兒童自尊的方案——應該透過讓孩子掌握可值得自豪的技能來建立穩定自尊；直接灌輸自尊容易養出不穩定的自戀。

道德理想主義#

二十世紀的大型暴行，多由自認為正在創造烏托邦或自認為正在保衛家園 / 部族的人執行。

理想主義一旦上身，幾乎必然帶來「目的證成手段」的信念。

心理學家 Linda Skitka 發現：當人對某爭議議題有強烈道德感（即「道德指令」），他們對程序公平的關心就降低——他們要好人「以任何方式被釋放」、壞人「以任何方式被定罪」。

這就是為何有政府能把法外處決、無審判長期拘禁、嚴酷對待囚犯說成是反恐戰爭中合法且正當的步驟。

找到「至道」#

哲學課常聽到「世界是幻象」這句話，海德特年輕時不懂；研究道德心理學二十年後他才明白。

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

我們生活的世界並不真的是由石頭、樹木、物質物件構成的； 它是一個侮辱、機會、地位象徵、背叛、聖徒與罪人的世界。

這些都是人類的創造——它們以自己的方式真實，但不像石頭與樹那樣真實。它們像彼得潘故事裡的精靈：只在你相信它們時才存在。

內心律師、玫瑰色鏡子、樸素實在論、純粹邪惡的迷思——這些機制聯手織出意義之網，上面天使與魔鬼互鬥。我們不停評斷的心智，給我們無數閃過的贊許與不贊許，連同「我站在天使這邊」的確信。

從更高處看，這一切滑稽得近乎悲劇——人類似乎永遠無法達致持久的和平與和諧。那麼能怎麼辦？

第一步：把它當作遊戲#

古印度的偉大教訓是：我們經驗到的人生是一場叫「輪迴」（samsara）的遊戲——每個人扮演自己的「法（dharma）」（角色）。

你不能完全退出遊戲，你必須扮演你的角色；但你應該以正確的方式扮演——不執著於行動的「果」。

《薄伽梵歌》中克里希納神說：

「我愛那不憎不喜、不悲不慾……愛友與敵相同、被尊與被輕相同、寒熱苦樂相同、放下執著、不為毀譽所動、安於所遇者。」

佛陀更進一步：對人生的起伏漠然，完全退出遊戲。

八世紀中國禪宗祖師僧璨在《信心銘》中說：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揀擇」（評斷）的確是心智之病——它導致憤怒、煎熬、衝突。

但它也是心智的正常狀態——大象隨時都在「喜歡 / 不喜歡」。

你不能光靠決心停止評斷#

那怎麼改變自動反應？冥想是一種——已被證實能讓人變得更平靜、較不被生活的小挑釁牽動。冥想是東方式的「以哲學態度看事」。

認知療法也有效。Burns 的《Feeling Good》中關於憤怒的章節建議：

• 寫下你的念頭
• 學會辨認其中的扭曲
• 找出更恰當的念頭
• 注意「應該句」（should statements）——關於世界該怎樣、別人該如何待你；違反「應該」是憤怒與怨恨的主要源頭
• 同理：從對方視角看世界，你會看見他並非完全瘋狂

海德特同意 Burns 的取向，但補充：一旦憤怒上身，要同理對方的視角極其困難。

更好的起點：找自己眼中的樑木#

巴森與 Loewenstein 都發現，只有當受試者被迫看自己時，去偏誤才會發生。

• 想一段近期與在乎的人發生的衝突
• 找出你的行為至少一處不夠好的地方——也許是不體貼（即使你有權那樣做）、傷人（即使你出於善意）、或不一致於你的原則（即使你能輕易合理化）
• 一抓到自己錯處，內心律師會瘋狂為你辯解、責怪別人——別聽他
• 你的任務是找到至少一件你做錯的事

拔出一根刺會痛，但很快會釋懷甚至愉悅。看見自己的錯處也會痛，但若你繼續、承認它，你會得到一閃而過的愉悅，還混合了一絲驕傲——這是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快感，是「榮譽感」。

用互惠收回衝突#

• 你看見自己對衝突的貢獻時，怒氣會稍微鬆動——足以讓你承認對方有些道理
• 你仍可相信自己「大致對、對方大致錯」，但這已是一個有效又不羞辱對方的道歉的基礎
• 例如：「我不該做 X，我能理解你為何感到 Y」
• 然後因互惠之力，對方很可能會說：「我為 X 真的很不爽，但我大概也不該做 P，我能理解你為何感到 Q」

互惠加上自利偏誤把你們推向衝突；同樣的互惠也能反過來終結衝突、挽救關係。

結語#

人腦或許是被演化塑造來玩馬基維利式 tit-for-tat 的，並配備了預設偏向偽善、自以為是、道德主義衝突的認知歷程。

但透過認識心智的結構與策略，我們有時可以踏出這場古老的社交操弄遊戲，進入一場自選的遊戲。

看見自己眼中的樑木，你會變得較少偏見、較少道德主義、較少捲入衝突； 你便開始走「至道」——一條經由接納通往幸福的路。

而「接納」正是下一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