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概是先發明了流放，後發明了監獄。」本章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回顧流放這項古老制度，並追蹤它在革命後最初幾年的「蘇維埃化」。

流放的古老歷史#

從部落把人逐出，到俄羅斯帝國的法典化——人類很早便發現「離開自己的地方對人是多麼困難」。

• 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Aleksei Mikhailovich）在 1648 年《法典》中將流放法律化
• 早在 16 世紀末，便有不經法律的流放——「俄羅斯廣袤的大地為它祝福，西伯利亞已是我們的」
• 整個 19 世紀流放總人數約 50 萬，世紀末同時在流放中的人約 30 萬
• 「俄羅斯流放如此普遍，正因為長期監獄不夠多」

沙俄流放的「個人化」#

沙俄 19 世紀流放制度的一個鮮明特徵：它只處理個體——不論司法或行政程序，每人單獨判決，不被視為「某個群體成員」。

• P. F. 雅庫博維奇與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回憶顯示：政治犯的押解條件「頗為可忍受」
• 這種溫和並不限於名人——許多革命家、特別是布爾什維克都享受過
• 史達林（Joseph Stalin）四次越獄後第五次流放——「僅僅被流放到沃洛格達」

「沉重的虛空」#

即便在這種寬大條件下，被流放者仍承受沉重的精神打擊：

• 監獄至少保證麵包、暖氣、住所、與同志辯論的閒暇；流放卻把人孤立放在陌生人中間
• 革命家 F. 孔（F. Kon）寫道：「最可怕的是——人被判處空閒**」
• 一些人從讀書轉而做生意、做小販、沉湎於酒精
• 「威脅一個人去『空地的虛空』，這種力量連古代統治者也明白；奧維德很早就嘗過」

革命後的「流放快速制度化」#

即使革命剛起步，當權者就意識到——「流放是不可或缺的」。

• 1921 年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帥親自寫道：在坦波夫省「決定大規模驅逐土匪（即所謂『游擊隊』）家屬。為此設立了大規模集中營以暫時關押」
• 「就地槍決更便利」是延遲流放制度發展到「戰時共產主義」結束的唯一原因
• 1922 年，「永久流放委員會」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成立，專門處理「社會危險者」
• 「整套體制在 1920 年代初期已順暢運轉」

沙俄的「寄生津貼」#

「沙皇政府不敢強迫流放者增加國民生產，職業革命家也認為勞動有失身分」。

• 列寧（Vladimir Lenin）每月領 12 盧布津貼，西伯利亞物價只有俄羅斯本部一半——「這筆津貼實際上慷慨過頭，讓列寧得以三年舒適地研究革命理論，毫不操心生計」

1929 年起：「流放與強制勞動結合」#

1929 年起，蘇聯把「流放」與「強制勞動」捆綁。

流放者不再有「閒到無意義」的煩惱——他們的唯一憂慮變成「如何不餓死」。

「屠宰前的羊欄」#

「蘇聯前幾十年的流放並非定居，而是『等待召喚』——被流放者只是被臨時關進羊欄，準備好被押進屠宰場。」

• 1920 年代有一些聰明人——「前朝人」與普通農民——已預見前方的命運
• 他們服完第一個三年流放期後自願留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等地，「以防再被細梳一次」

章末#

• 「奧維德的鄉愁」與蘇聯流放者的處境相比，輕得像羽毛
• 「我們時代的流放，已是這個樣貌」
• 下一章將進入規模最大的單一流放潮——〈農民瘟疫〉